左翼的Copyright:Copyleft 成就真正自由|鍾碩殷

左翼的Copyright:Copyleft 成就真正自由|鍾碩殷

還記得上大學一年級時的一件趣事。有一天,政治哲學老師和我們討論自由的定義。老師問,同學到了英國著名的百貨公司「Liberty」,可以自由選購琳瑯滿目的貨品,是否就等於獲得了自由(liberty)呢?大部份同學表示認同。但當老師接著問:「如果你們沒有錢呢?」,同學們都語塞了。

Liberty百貨公司的例子說明了一個政治哲學的基本慨念,就是自由分兩種 ── 「消極自由」 (negative freedom) 和「積極自由」 (positive freedom)。一般而言,我們對自由的理解普遍停留於消極的層面 ── 沒有任何東西阻礙你做某一件事,那就是消極自由,例如沒有人阻礙你在 Liberty百貨公司自由選購貨品。但自由不僅限於此,要享受真正的自由,我們還需要很多輔助,亦即積極自由,使我們能夠達成目標。積極自由是一些別人提供給你使用的東西,公路、教育、社會福利等公民權利都是日常例子。要享受真正的自由,消極和積極自由缺一不可。舉例說,一個不設防的圖書館謹代表你有閱讀任何書的消極自由,但如果這圖書館根本沒有書或只有很少書可供選擇(大部份被吳局長借了?),我們便欠缺積極自由,仍未享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的定義和分類,令我們明白充權的重要性。還記得黃毓民說過,言論自由不單是沒有人阻礙你發表意見 ── 任由你說甚麼,那就代表你有言論自由嗎?當然不是。如果我們的說話被扭曲,那就不是真正享有言論自由。所以,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公正、有效的平台或渠道,讓你能準確無誤地傳播你的觀點。由此可見,從左翼、進步的觀點來看,充權就是積極自由;左翼的真正自由必然包括和強調積極自由。

同樣地,近日鬧得熱烘烘版權條例修訂事件,也重新牽起不少人對版權(Copyright)的關注和討論。從左翼的觀點看,版權最多只能代表消極自由(沒有人可以阻礙版權持有人壟斷市場的自由);對一般人而言,它簡直是剝奪了創作自由。要實踐積極自由,令所有人都享有真正的自由,「左膠」(誤)MIT電腦工程師、自由軟件運動家兼GNU創辦人Richard Stallman挑戰Copyright 的授權方式,在1985年發表的GNU Manifesto,奠定了Copyleft(中文可譯作著佐權、反版權或版權屬左等)概念的基礎。根據維基百科,Copyleft條款除了允許軟件使用者「自由使用、散佈、改作」軟件外,「更要求使用者改作後的衍生作品必須要以同等的授權方式釋出以回饋社群」。

Copyleft不代表完全否定Copyright的基本架構或價值,正如使用Copyleft條款的作者並不代表放棄其Copyright一樣(如果你違反Copyleft,原著人就可以根據其Copyright告你)。Copyleft也明白保護版權可提供作者從事創作的經濟誘因,但美國著名政經學者Joseph Stiglitz 曾說過,誘因有很多種。他質問資本主義、「誘因說」的支持者,所謂「沒有誘因,哪有成長」之說,是不是所有「誘因」都可以以「成長」來合理化?如果一些誘因衍生了對虛構金融的成長,卻對實體經濟和民生造成損害(例如一些醫藥和糧食的炒賣提高了所謂研發的經濟誘因,卻損害了病人和飢民),那「誘因」又是否值得支持?因此,Copyleft從充權的角度出發,提供另類誘因(例如集合群眾智慧不斷完善一套軟件),進一步地促進創作自由,鼓勵衍生更好的作品。只要你遵守Copyleft容許其他人「自由使用、散佈、改作」你的作品,你也可以「自由使用、散佈、改作」原著人的作品。

最後,18世紀英國著名作家 William Hazlitt說過:「The love of liberty is the love of others; the love of power is the love of ourselves」。Copyright保護原著人的權力,象徵愛權力、「利己」,卻損害了其他創作人的創作空間和積極自由。也許Copyleft較適用於創作工具(例如電腦程式開發和醫藥研究)而非製成品(例如一件藝術品),但它肯定是出於愛自由、「利他」。所以,Copyleft 成就真正自由。

鍾碩殷 Jeffrey

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國際政治經濟學碩士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