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陸接班轉型看臺灣價值:兼談謝長廷登陸的意義

從大陸接班轉型看臺灣價值:兼談謝長廷登陸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十一月召開,這次會議最重要的任務,是選舉第十八屆中共中央領導層,包括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並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委員會上選舉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等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共產黨一黨以民主集中制領導的黨國,共產黨領導階層的改變,決定著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權力的分配,自然也直接影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五到十年的國家發展動向。

當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統治,採取的是硬式威權的作法,也就是儘管容許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開展,並且在一定的範圍容許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和公共溝通情境的建立,但是卻絕對不允許有任何挑戰共產黨統治權威的言論和行動進入到公共輿論和政治社會。共產黨認為生存權是第一人權,無視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開宗明義揭示的自決權,而根本否認人民有自由決定其如何生存的權利,因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生存權得以確保的唯一途徑,非但如此,共產黨亦不斷進行意識型態的強化和動員,在國際上擁護亞洲價值論,用以抗拒普世價值論;曲解內政不干涉原則,包庇流氓國家殘害人群惡行,反對人權高於主權;又建構所謂中國模式,標榜中國特色,用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遮掩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事實,強解共產黨在中國實施一黨專政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本文要坦誠以告,無論前瞻人類文明的趨勢,或者回顧近代中國政治的發展,立憲主義民主,是文明的未來中國唯一的憲政選擇。一九一二年二月大清隆裕皇太后葉赫那拉•靜芬率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頒佈之〈清帝遜位詔書〉即指出:「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故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民國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學,一九二四年一年中國國民黨在聯俄容共背景下發布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亦鄭重宣示,民權主義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官諸權」,而要以直接民權濟代議政治之不足,復應施行權力分立,一九二四年四月孫中山手書之〈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更宣示,一省局勢底定即進行訓政、籌備自治、實現民選,全國有過半省份自治完成時即制定憲法,在憲法頒布之日即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還政於民。一九四五年四月抗戰前夕毛澤東在共產黨七大親擬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縱然國難當頭,亦認為團結全國人民的最好方法,就是「廢止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將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國家」,更者,共產黨還主張「中國境內各民族,應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

一九四六年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由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而獲得通過之〈和平建國綱領〉,則宣告「蔣(中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而飽受國民政府白色恐怖迫害的共產黨對於人民權利維護的堅定立場,特別是對於人身自由、省縣地方自治與民族自治的重視,和廢除一切新聞、出版、戲劇、電影及郵政等檢查制度與黨化教育的主張,更如雨後春雷、震爍古今。當年共產黨以政治實力為後盾,廓然大公,與政協祕書長雷震共同支持張君勱主稿政協憲草,方才有今日〈中華民國憲法〉本文文本的誕生,而〈中華民國憲法〉的人權理念和中國的民本與仁愛思想,則通過中華民國駐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代表張彭春之手筆,影響著日後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八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依其而起草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

我們不憚其煩地指出這一段歷史,其實是要提醒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一代的領導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深受中國與亞洲人民的期待,將為亞洲人民的反殖民民主鬥爭豎立一座歷史的豐碑。在臺灣二二八事變中抵抗國民革命軍失利的謝雪紅,就是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的身分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與制憲工程,在天安門上,毛澤東的身旁,親身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歷史時刻。然而,不出幾年,共產黨便迅速背叛了革命及其對於人民和民主黨派的許諾,把新中國變成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現代極權國家。這是新中國的民主崩潰,使中國的現代化走上了曲折的道路。

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領導共產黨撥亂反正,儘管政治上經歷動盪,為了政權不惜流血代價,至少逐步起建立社會主義法制,並確認了繼續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就是這樣的一點經濟政策上的改革開放,而且是在紅色權貴以權換錢的官僚資本壟斷情形下,中國大陸久蟄的社會活力便被激發起來,成就出所謂的中國模式。然而誠如共產黨前總書記趙紫陽所認識到的,今天的中國只不過是恢復了它抗戰前在世界與東亞經濟中的貢獻度,上海那時早就是東亞的國際經濟貿易樞紐和金融中心了。中國模式的真相是國家作為買辦,與境外資本共同榨取中國人民的勞動力和中國大地的環境資源,在中國大陸誓言全面進入小康社會之際,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官僚的嚴重腐敗,以及被倒賣的殘破山河,暴露出中國大陸深化改革、追求和平盛世的最大障礙,就是共產黨本身。

鄧小平身後的歷屆共產黨黨國領導人,或許有其歷史條件的局限,而無法面對政治轉型的問題。江澤民關心的是如何挽救六四之後權威破產的共產黨統治局面,只能堅定不移地執行鄧小平的路線;胡錦濤初上臺時倡導過新三民主義(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在十七大後推動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而今,歷史走到了十八大後預定接班的習近平時代,人民自然會對他這一代的領導有著更多的期許,而浮現在人們心中的改革圖像,則脫離不了中國立憲的百年之夢。

關於這一問題,其實歷史早就指出了方向,如果共產黨新一代的領導人還看不明白,請謙虛地把目光轉向臺灣,答案就在那裡。中華民國政府踉蹌退守臺灣之初,臺灣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人民教育普及程度,遠遠不如現在的中國大陸各省,但國民黨仍在臺灣推動了地方自治與地方公職選舉,由此開始累積臺灣民主化的制度經驗,而為一九七零年代起臺灣定期的全國性選舉奠定了深厚的根柢,最後,蔣經國在朝野的四方博奕中,智慧地選擇與民主進步黨妥協,承認其組黨權利,並順勢解除戒嚴,以自身的權威親自為臺灣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啟動擺平了國民黨內部保守勢力的抗拒。而臺灣政治發展的憲政制度基礎,就是紀錄著戰後中國朝野對於和平建國願望的憲法活化石〈中華民國憲法〉。當年共產黨退出制憲的理由,是因為反對國民黨在〈政協憲草〉上動手腳,即維持具有民主集中制色彩而侵害直接民權的國民大會建制、取消具有議會內閣制精神的立法院對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權和行政院對立法院的解散權、以及取消具有聯邦制特點的各省制憲權,另則因為國民黨不願在組織聯合政府的問題上增加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國民政府委員比例。而今臺灣歷經七次修憲之後,國民大會已經還權於民,不信任投票和立法院解散權皆已入憲,臺灣的事實獨立對中國大陸各省而言就是自治憲法秩序的典範,而臺灣更早已實現政黨輪替執政,當年共產黨要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如今臺灣人民只要用選票,即可讓國民黨失去政權。而事實上,國民黨靠著臺灣人民的支持,而不必憑藉非常體制來維持政權穩定,現在依舊在臺灣執政,是少數在民主化後仍然可以生存下來的黨國,這靠的就是蔣經國、李登輝洞燭機先、與時俱進地領導國民黨展開改革。

臺灣之於中國的價值,就是作為華人民主的試驗田,說明社會經濟條件和國民的教育程度不足以作為抗拒在中國實施自由選舉和地方自治的理由,中華文化與憲政民主毫不衝突,完全可以相容,戰後中國和平建國的理想完全具有其可行性。臺灣的存在,可以作為一面鏡子,映照出所謂中國特色的虛矯,臺灣更是華人民主的最後根據地,永遠為為中國的憲政民主守護希望。沒有人期待和要求十八大後共產黨出現一位戈爾巴喬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但中國人民等待共產黨裡的蔣經國已經太久了。

前民進黨主席、行政院長謝長廷將在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應元等人陪同下登陸訪問。謝長廷是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領袖人物,他的登陸之行,自然具有政治指標意義。為了贏得臺灣人民對於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能力的信心,也為了兩岸和平,維持臺灣民主自由、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穩定環境,他個人不計謗譽,要藉由登陸認識當代中國,也要中國大陸人民自此重新認識民進黨。民進黨是臺灣本土政黨的代表,繼承的是臺灣本土政治延續自戰前反日本殖民、戰後反中國殖民與爭取民主自由的光榮傳統,臺灣人民曾經與中國大陸人民在反抗日本殖民侵略和國民政府的專制腐敗統治中並肩作戰。期盼謝長廷此行能帶著臺灣人民的善良和祝願,喚醒中國大陸人民和共產黨關於戰後那段歷史的遠古記憶,讓共產黨人聽見良心的呼喊、鼓勵和支持其推進政治轉型改革的信心,讓中國大陸人民在民進黨的奮鬥歷程中看見華人實現民主的希望。

(發表於《兩岸公評網》)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