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宣言》:應該有更多鏡頭特寫毛澤東

《開羅宣言》:應該有更多鏡頭特寫毛澤東
        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的所謂“史詩電影”《開羅宣言》尚未放映便引起輿論大嘩,因為影片的宣傳海報上赫然位居中心的是中共領袖毛澤東。一時間,海報引起中國民間、華人社會以及國際輿論的關註,有網友諷刺說毛澤東與開羅宣言實在是連一毛錢關系都沒有。面對強烈質疑,在影片首映式上,飾演蔣介石的演員馬曉偉狡辯說:“海報這麽發沒什麽奇怪的,毛澤東帶領的共產黨是重要的敵後抗日力量。這部片子如果在臺灣拍,毛澤東都不會在片中出現。” 
 
  此言差矣。這部片子如果在臺灣拍,毛澤東也是可以在片中出現的,而且我認為非常應該出現,正如該影片中的另一位演員所說:“很多人不懂歷史,二戰期間毛澤東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能抹殺這段歷史。”歷史的確不容抹殺,也無需回避,還原開羅會議期間真實的毛澤東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不過這種還原恐怕是大陸的編劇、導演、演員沒有膽量去做的。除了篡改和肆意歪曲,中共及其禦用文人不會正面近代以來的真實歷史。 
 
  其實,關於毛澤東與《開羅宣言》,很值得我們探究一番,本文想通過對當時一些國內外事件的簡單梳理來證明一點:雖然毛澤東對《開羅宣言》沒有什麽貢獻,但《開羅宣言》於毛澤東絕不是沒有一毛錢的關系的。我甚至想,如果一定要讓毛澤東出現在《開羅宣言》中,那不如索性多給他一些鏡頭,因為這不僅讓我們對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有更全面的了解,甚至還是解讀《開羅宣言》之後的中國問題的關鍵。 
 
  開羅會議的開會時間是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國領導人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聚會開羅,這自然沒有毛澤東什麽事。不過,此時此刻毛澤東所做的事情對改變未來中國甚至世界所起的作用卻不亞於蔣介石。我們知道,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時的兵力不足三萬,西安事變時大約為5萬人,經過西安事變,中共獲得合法身份,甚至還獲得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撥款,軍力迅速上升,到1937年底,八路軍人數超過8萬,由江南遊擊部隊改編的新四軍也擴充到一萬兩千人。從1937年到1940年,中共軍力以每年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的速度擴展。1940年8月八路軍發起對日百團大戰,1940年10月,新四軍搞“摩擦”發動黃橋戰役,殲滅國民政府軍一萬余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這兩場戰役讓世人對中共軍力發展之迅猛不得不作新的認識。在整個抗戰時期,除了百團大戰之外,中共軍隊很少與日本軍隊大規模作戰,歷來有“一分抗戰,二分摩擦,七分發展”之說,考察中共抗日軍史,這種說法是符合實際的。隨著軍力的發展,中共軍隊與國民政府的軍隊的摩擦越來越頻繁,最終導致皖南事變的爆發,使新四軍軍力受到極大損失。皖南事變和百團大戰造成的中共軍力的損失讓毛澤東感到加強集權的必要性,此前,八路軍的前線領導人彭德懷和新四軍的實際領導人項英都對毛澤東缺少足夠的順從,但毛澤東知道,抗日從來不是中共的目的,而在國軍與日軍二虎相爭之後,趁機奪權才是毛澤東最在意的。而且,此時日軍已停止西進戰略,西安一線不再受到日軍威脅,毛澤東便可以將其精力一方面用於軍事擴充,一方面展開黨內鬥爭,開始了他的延安整風,也就是在黨內清除異己的運動。延安整風從1941年5月開始,一直持續到抗戰即將結束的1945年夏天。這段時間,中共軍隊與日軍沒發生大的沖突和戰鬥,相反,中共情報人員有與日偽情報機關互通款曲,交換信息的重大嫌疑。 
 
  就在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在開羅聚會的時間,延安的整風運動正開展得如火如荼,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召開,“教條主義”領導人從王明、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起,一一進行檢討、反省,從而為毛澤東鋪平了獨斷專行的權力之路,在這段時間的會議上,彭德懷也受到嚴厲批評,他被被指責沒有經中央正式批準便發動百團大戰,暴露了中共軍隊的實力。彭德懷雖然沒有象其它領導人那樣對毛澤東卑躬屈膝地檢討和反省,但也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評。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當二戰中的同盟國與軸心國拼殺到人仰馬翻的時候(其中也包括蘇聯與希特勒的戰爭),從1941年起,毛澤東東靠閻錫山的屏障,西有盛世才的庇佑,高喊著愛國抗日的口號,不時還向中央政府伸手要點錢糧,其實他將延安變成了一處抗戰中的桃花源,在這裏,他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對黨政軍幹部重新評估使用,對軍隊和幹部進行徹底而殘酷的洗腦,從而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黨的最高領袖對黨和軍隊的絕對統一領導,而這種改造和統一是時時處在抗戰壓力下的蔣介石所不可能做到的,因此,當幾年後內戰爆發,毛澤東的對軍隊的控制力是蔣介石所無法企及的。當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在開羅聚會的時候,他們顯然並不了解這一點。他們在為人類的和平而努力,毛澤東躲在清凈的延安為未來的大規模戰爭做準備。毛澤東之所以可以躲清靜,正是因為蔣介石在正面戰場上一直與日本人拼殺,正是因為美軍在廣闊的太平洋上與日軍一個島嶼一個島嶼地爭奪,正是因為中美英在南亞與日軍淤血苦戰,這是開羅會議得以召開的前提,也是開羅會議後繼續擴大戰果的地區,正因為有開羅會議參加者領導的苦戰,毛澤東才可以在延安整風、聽戲、跳舞、談戀愛。而在遠離延安的中共各“抗日根據地”,中共軍隊和地方武裝盡量避免與日軍作戰,時時尋找機會與國軍摩擦,搶奪武器和地盤,比如,中共原國防部長張愛萍回憶,在江蘇敵後,曾經在臺兒莊戰役中立有戰功的蘇魯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因在蘇北與日軍作戰傷亡較重,派人聯系時任新四軍三師副師長張愛萍,希望撤到淮安蔡橋附近躲避一時,張愛萍假意稱蔡橋地域狹小,建議韓德勤退到洪澤湖畔新四軍四師防地,結果,當韓德勤部隊到達洪澤湖畔的時候,被早已接到張愛萍電報的新四軍四師彭雪楓部突然襲擊消滅,多數槍支彈藥成為新四軍戰利品,連韓德勤本人也被新四軍俘虜。 
 
  將視線從延安挪開,再看毛澤東背後的大樹——斯大林。我們知道,斯大林沒有參加開羅會議,理由是不願意和蔣介石見面。為了同盟國的協同作戰,四國會議不得不分為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兩部分,開羅會議後羅斯福、丘吉爾被迫飛抵德黑蘭與斯大林會談,而一年多之後的雅爾塔會議是在斯大林控制的土地上召開,那時候,與蘇聯有著正式外交關系的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就連參加會議的機會都沒有了。開羅會議召開的時候,蘇聯接受大量美國援助從而結束戰爭開始階段近乎崩潰的局面,取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已經形成對德國軍隊的進攻優勢,同時也開始表現出對英美同盟力量的傲慢,而這種傲慢將使毛澤東增強與國民政府摩擦乃至發動全面戰爭的信心。 
 
  所以,開羅會議召開時,雖然美軍已在太平洋戰場取得優勢並積極策劃登陸歐洲,同盟國對德意日作戰的勝利曙光開始顯現,但對人類和平的另一個威脅卻已在自己的同盟內部形成壯大,成為二戰結束後對人類和平最大、最迫切的威脅。此後的歷史將證明,死於斯大林、毛澤東共產主義暴政下的受難者遠超過軸心國法西斯統治的受害人數。在挑起和擴大戰爭的興趣和雄心方面,毛澤東顯然更勝一籌,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斯大林年事已高,在處理對西方關系問題上的靈活性遠大於毛澤東,而毛澤東的“極左”風格,到死都沒有改變。對共產主義的危害和崛起的問題上,西方世界領導人尤其是羅斯福的估計顯然不足。這與斯大林表現的靈活性以及毛澤東通過《新華日報》等報紙高呼民主自由口號的高明欺騙有一定關系。 
 
  開羅會議討論的內容主要是涉及中、日、朝、東南亞諸國的獨立及領土問題,二戰結束後,基本按照《開羅宣言》的要求,朝鮮獨立,滿洲、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華民國,但是,中國大陸、朝鮮半島迅即重燃戰火。1945年初,在延安整風接近四年後,整人整得不亦樂乎的毛澤東發現日本戰敗的結局要比自己估計的時間提前,於是匆忙結束整風,厚著臉皮向被整者“脫帽道歉”,讓他們下山摘桃子,去國共內戰的戰場上拼殺——要打仗,自然就沒時間整人,好在人都已經整過,聽話得很,而蔣介石除了嫡系部隊之外,卻是難以指揮。內戰的勝負,僅在這一點上,就可以隱約看出端倪了。 
 
  對西方國家來說,二戰是保衛人類和平與自由的戰爭。但在英美、德意日、蘇聯及其附屬毛共這種類似中國歷史之三國的關系中,西方因全力應對德意日而疏於對共產主義坐大的防範,這是我們今天在紀念二戰的時候應該深刻反思的一點。二戰的成果之一聯合國,也和此前的國聯一樣,同樣沒有起到在世界範圍內有效地保護人權和自由的作用,今天,二戰後產生的亞洲共產主義國家仍然存在大量的人權侵犯,人民自由難以保障,從這點來說,二戰抗擊法西斯的使命並沒有完成。 
 
  回到《開羅宣言》這部電影。既然是由中國人拍攝《開羅宣言》,既然在開羅會議召開時,毛澤東已經擁有五十萬人的正規軍隊(另有大量地方武裝),戰爭意誌頑強,武器雖然較差但有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蘇聯的支持,的確已經是當時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那麽,將毛澤東作為一個角色放進電影實在並無不可,而且,鑒於毛澤東對此後歷史的重要性,不妨多給他一些鏡頭,但這應當遵循歷史真實。如果我們將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對德意日的軍事行動比喻為螳螂捕蟬,那麽,蓄意已久要奪取全中國甚至要“解放”全人類的毛澤東已是黃雀在後,不把這一點表現出來,對當時的世界格局的確無法進行有效的再現。而且,沒有毛澤東的世界將不會有此後的災難深重的紅色中國,不會有朝鮮戰爭,不會有越南戰爭,不會有柬埔寨紅色高棉……1943年底,當人類為結束戰爭而努力的時候,確實太過於大意而忽略了當時世界上最沒有羈絆的歷史逆行者毛澤東,在回顧這段戰爭記憶的時候,因為毛澤東不曾為抗戰做出像樣的貢獻,除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國共摩擦事件,人們甚至會忘記毛澤東的存在,但當時的毛澤東可是絕對沒有閑著。讓我們記住這一點,請今天的戰史書寫者不要再次忽略1943年底毛澤東的存在。我們應該“感謝”《開羅宣言》的拍攝者,是他們將一個被虛假美化的毛澤東從延安窯洞拖出來放到這個完整的二戰畫卷,從而引發人們真實的回顧與思考。 
 
  2015年8月27日 
 
《公民議報》與《香港花生臺》聯合首發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