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指跌止了,政權的威信股指能跌止嗎? —習近平的顢頇“自信”加劇中共統治風險

股指跌止了,政權的威信股指能跌止嗎? —習近平的顢頇“自信”加劇中共統治風險
股指跌止了,政權的威信股指能跌止嗎? 
     —習近平的顢頇“自信”加劇中共統治風險
 
楊建利
 
 
引子
 
中國的股災和中共當局對維權人士的大規模抓捕促使我對已近三年的習政權做這篇小結。
 
習近平上臺以來,在國內的政治和經濟角逐場上--從黨內到民間、從官場到市場、從內地到香港--除了集權和個人崇拜外,他還成就了四個“壓倒”:權鬥壓倒了反腐,權力壓倒了市場,一國壓倒了兩制,黨意壓倒了法治。然而,隨著集權、個人崇拜和四個“壓倒”的成就,習近平也成就了“紅衛兵治國”的名聲。
 
近三年來,特別是最近一年,每當習近平高高揮舞權力的拳頭時,捉襟見肘的龍袍便露出這個政權身體上的條條軟肋,其權威指數隨之一跌再跌。在破天荒的“公安入市”完成了“暴力救市”後,人們便套用股票市場的語言發出疑問:股指是跌止了,然而政權的威信股指能跌止嗎?四個“壓倒”表面上展現是權力的任性和強大,其實,人們從中看到的卻更多是鐵幕的疏漏而不是密不可摧、是握權者對失去權力的恐懼而不是自信。
 
習近平接班上臺時所面臨的政經社會形勢與他的前任胡錦濤初掌政時並沒有什麼實質性差異,所差別者是人們的普遍心態:各界人士包括體制內的人似乎都感覺,習近平可能是中共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也就是“亡(黨)國之君”這種普遍的觀感客觀上強化了習近平抓權救黨保江山做中共王朝的中興明主的使命感。在這樣的政治基調之下,假如習近平不想從變革根本的政治制度上著手為中國和自己尋求出路的話,那麽,害怕自己的權力被稀釋甚至被褫奪、害怕共產黨江山不穩甚至丟掉註定成為習政權揮之不去的主題與變奏。胡溫的十年可以說是把“權力使人腐敗”演繹到泛濫極致,而習近平的前三年基本上可以預示,習政權將是“失去權力的恐懼使人狂暴”的現實例證。無論習近平多麽不想做中共王朝的亡朝之君,在他統治下的中國正在上演的卻是不折不扣的末世狂暴和狂歡。
 
如今,許多政治解讀者對習近平仍處在觀望思考階段,對習近平的政治邏輯和政治動因究竟是什麽的問題,肯定還存在分歧。但習近平上臺將近三年,我以為最初的觀察階段可以結束,所謂的神秘逐漸消退,包裝不能阻止原型顯現,在習近平的個人崇拜運動兩年後,我們沒必要繼續被他自我操縱的輿論造勢所迷惑,民間社會到了對習近平重新審視的時候了。
 
 
 
 
一、
  
 
習近平從開始就似乎註定無法像他的前任胡錦濤那樣做一個太平君主,就在接班前夜,王立軍事發,後續調查揭出了周、薄、令等人對最高權力的“非規矩化”覬覦,顯示了習近平未來政治道路上的風險。
 
然而,習近平頭兩年的好運氣也恰恰就從王立軍所挨那記重拳開始,他以退為進的策略在十八大召開在即的壓力之下神奇奏效,可以說習近平巧妙地掐住了整個中共政權的七寸,非危機狀態下黨內鬥爭的手段在這一突發事件面前失去了應對的空間這使習近平迅速獲得了他的兩位前任最初接班時都不曾擁有的實際權力。只一個還不太能算的上交手的回合,黨內已不再有直接挑戰其權力的對手了。
 
迄今為止,在集權和避免胡錦濤那種弱勢執政的尷尬地位這一點上,習近平是成功的。這驗證了我的一個觀點,在中共高層,只要賦予了合適的位置和機會,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權鬥高手,他們在權力鬥爭中摸爬滾打了一輩子,經驗豐富,而且中國幾千年皇權統治的歷史,具有太多可資借鑒的權鬥先例,在封閉的權力體系中,占據優勢地位的人並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和能力。 
 
 
固然,中國政治向來是險惡的,中國的權力運作更有外人無法理解的復雜性,但接班之初的習近平實際上處在一個相當從容的位置,剛剛倒臺的薄熙來以其唱紅打黑的極左手法引起極大的社會反感,如果習近平有意限制極左回潮力量,以開啟政治改革煥發中國社會的活力,可以說正逢其時,然而,習近平在政治上左右搖擺了幾下以後就接過了薄熙來的旗幟,開始在左傾獨裁的道路上任性前行。
 
我們必須明白,當習近平坐到中共總書記的位置上,他不是民選的國家元首,他不是習仲勛的兒子,而是中共這艘大船的掌舵者,他首先要擺平的是身邊的勢力、穩定其在黨內地位和權力,從他的邏輯出發,他必須采取在他看來風險最小的“政治正確”的選擇,而中共的“紅色基因”在組織上給了他最大的制約、最大的誘惑和最小的風險。“紅色基因”的遺傳在中國還有一個組成部分,那就是被市場經濟一度邊緣化的黨棍和馬屁精階層,當習近平沿襲習薄熙來的左傾態度展露,這些混跡在權力邊緣的馬屁精就迅速一哄而上,以匪夷所思的智商和語言競相獻媚,以只對上不對下的態度,不時刺激民眾的心理承受,於是整個社會的思想言論控制迅速加緊,政治化程度迅速提高。
 
習近平執政以來,一方面打壓民間意見領袖,四處追查“謠言”,一方面放出了海量的網絡五毛,全面占領國內門戶網站,以周小平式的無恥作態來混淆試聽,顛倒是非,這些五毛在充分表演“三個自信”的時候,其實展現的是中共骨子裏一百個不自信,否則絕不會借助這種水準低劣的出賣良心者來維持言論的控制,他們真正不自信的是:稍有道德良知和知識水準的人,都很難拉下臉皮參與到習近平的洗腦控制思想的行動中、更難參與到對習近平個人崇拜的瘋狂造勢中。
 
於是,我們看到另一種現象,那就是社會普遍的沈默,這是比胡錦濤時代更寂靜的沈默。造成這種沈默的原因,是對秦火火、薛蠻子的打壓,是對許誌永、郭玉閃、高瑜、浦誌強、郭飛雄、吳淦、王宇......的抓捕,是對徐純和的槍殺……
 
 
二、
 
胡溫執政時由於面臨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危機而不思進取,“混”(胡+溫的發音就是混)過去了事,被人譏諷為“抱著炸彈擊鼓傳花”。臺上的胡溫當時急於想成就的是把炸彈傳到下家手裏,自己全身而退。習近平卻不一樣,從一上臺就表現很強的企圖心,他要成就的不是把炸彈傳給下家,也不是設法把炸彈的引信安全摘除,而是制造威力更大的習氏炸彈把炸彈炸了。
 
胡溫抱著的炸彈的炸藥組成首先來自中共內部--史無前例的巨大規模的官員貪腐以及政商權貴對普通民眾的盤剝而造成的社會危機,這一點誰都明白,習近平也不例外,立誌做中共王朝中興明主的他對此恐怕比任何人都更加敏感。於是,大力度反腐一開始就自然成了習近平執政的題中之意。然而,作為有巨大抱負的新君,習近平要清除試圖奪取他權力的寡頭勢力並由此實現集權,一點都不讓人感到奇怪,這是近憂,相比之下,官員貪腐造成的社會危機只能算作遠慮了,更可況,既然全黨都在貪腐,真正的反腐其實就是反黨,不準備從制度上入手治本的習近平當然不會做共產黨的自殺式爆炸者,因此不可避免的,習近平的反腐是選擇性的、是首先服務於他的權力鬥爭的意圖的。既然為了鞏固權力不得不展開一次大規模的絞殺,既然中國官場的腐敗已經演化到具有“亡黨亡國”危險的地步,那自然有必要讓權鬥和反腐適度結合,讓反腐為權鬥服務,反腐自然成了政治組合拳的組成部分。
 
這樣的選擇性反腐首先在無人幹凈的黨內就缺乏正當性:為什麽是我不是他?!特別是在紐約時報記者付才德對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揭底以後,其反腐的正當性在黨內更加受到了挑戰。反腐既然是為了權爭,那麽,受到清洗打擊和正在受到威脅的派系和個人就不會束手就擒毫無動作。紐約時報的爆料、郭文貴的隔空喊話、令完成的攜密出走美國、等等,都表明,中共高層各派手中都有“核武器”,任何一方都可以致對方於死地,對習近平來講,最理性的選擇就是從前一段時間的反腐“核大戰”走向“核平衡”。
 
另一方面,對於長期依賴於高速度經濟增長來維持正當性的政權來說,從去年開始的經濟下行壓力蘊含著所有可能的社會危機,放在習近平反腐的政治環境來說,任何危機的爆發都會讓他的受到整肅或受到威脅而伺機反撲的對手迅速集結起來對他發起圍攻,在中共的權鬥中,編織罪名是大家都諳熟的名堂,習近平的罪名更是現成的。習近平當然比你我更清楚這一點,所以反腐在經濟下行的新常態下不得不轉入“舊常態”。
 
更本質的問題是,習近平期望反腐重建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然而,博取了一點民心獲取了幾聲民間喝彩的反腐其本身的邏輯卻朝著否定這個集團的合法性--反腐即反黨--的方向發展,這就形成了一個習近平無法解決的悖論。
 
於是乎,反腐做成了一鍋夾生飯。
 
 
 
三、
 
習近平是否會像華國鋒當年的“英明領袖”身份那樣只是曇花一現,目前下結論仍為時過早,然而他的權鬥和在權鬥中的勝利太容易讓人聯想到二月河的歷史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中的情景,有太多裝腔作勢的表象。比如說,他以“家規”代替法律,依靠告密和以欽差大臣暗訪這一類的皇朝的方式反腐,這表明習近平的政治思維方式還停留在宮廷權鬥的階段。須知,政治絕不是權力或者權力鬥爭的概念可以涵蓋的,政治有著權力鬥爭之外的更本質的內容,習近平迄今為止的做法已經表露出他成為一個失敗的政治人物的苗頭
 
羅列習政權今天面對的統治風險是件很容易的事:西藏、新疆民族問題,香港普選爭議,南海、東海領海糾紛,房市、股市、債務、匯率的普遍壓力,失業率上漲,大學生就業困難,維權、上訪、抗議事件高發……
 
但習近平在中共“三個自信”的道路上的確是越來越“自信”了,假如僅僅從中共這臺強大的機器來看,他似乎也有理由自信,於是我們看到他主動出擊了,而且是四面出擊。
 
在香港,2014年6月,國務院新聞辦白皮書《“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發布,白皮書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防範和遏制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幹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這種挑釁性的言辭,並且選在6月下旬“占領中環”網路投票之前公布,是對香港“真普選”民意的主動挑戰和強勢壓制,結果引發的是“占領中環”的廣泛社會動員,奠定了今年6月18日香港立法會投票28比8的否定香港政改方案”懸殊結果的民意基礎。
 
習近平對民間社會的打壓也呈現出極強的主動性和進攻性,自八九民運被鎮壓後,中共意識形態破產,在對異議者的鎮壓問題上,中共基本采取的是一種防守策略,鄧、江、胡時代,1992年的自由民主黨秘密組黨、1998年的民主黨公開申請組黨、1999年的法輪功上訪、2008年的零八憲章之後都曾有過嚴厲的鎮壓,這些鎮壓都嚴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利,但站在中共“穩定壓倒一切”的立場上,對這些事件的鎮壓有防止民間運動迅速蔓延的考慮,是統治者恐懼心理的直接反映,即使2011年對茉莉花運動的打壓,盡管現在看來那一次鎮壓很可能有習近平主導的因素,那也是對即時狀態的一種本能反應。而習近平上臺以後,2014年“六四”25周年的大規模抓捕,2015年7月對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的大規模抓捕,對民間意見領袖的打壓與抹黑,都與此前不同,是對民間社會的主動挑釁,是在所謂“三個自信”之下的歷史倒車,這一倒車行為的掌舵人無疑是習近平。還有一點要特別強調,那就是習近平接過周永康的鎮壓機器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地對異議者的家人實施株連。
 
就在200多位律師、維權人士遭受迫害的前不久,由信心滿滿的“英明領袖”習近平憑空拉升的中國股市陷入崩盤的危機。中國股市的本質是一個由權力主導的怪胎,在2014年年底脫離實體經濟蕭條的背景被憑空拉升,連中國官方媒體也承認這是一次政策市的暴漲,以至於有些幼稚的新股民以為這是習近平政權要給股民普遍發紅包,但就在2015年5月人民日報、新華社為“牛市新起點”高調唱多之後不久,上證迎來是的超過1700點的跌幅。政府連續出臺一系列利好政策,包括暫停IPO、央行協助通過多種形式給予流動性支持、21家證券公司出資不低於1200億元購買藍籌股及證監會對涉嫌市場操縱行為進行專項核查等,這都無濟於事,一場股市引發的金融危機和政權危機一觸即發,習近平全能形象繼香港6.18 後隨股市再次暴跌。於是我們看到了公安部救市的奇觀,看到“只需買不許賣”的公開指令,使人們對這一股市徹底失去信心,因為被救下來的“市”已經不再是“市”了,市場只剩下赤裸裸的權力在那裏遊蕩使威。如今,官方上萬億的救市資金恐怕只能進行孤獨的吟唱,股民的警覺使大量的救市資金難以順利撤出,原本為上市公司輸血的“改革牛”反成了從上市公司身上吸血的怪獸。大量的救市占用資金,也讓中國政府在解決其它棘手的經濟問題上閃轉騰挪的空間大大被壓縮。
 
將近三年來的觀察顯示,習近平在制度改革與政權“穩定”之間所做的選擇是十分明確的,他所采取的手段也是十分明確的,總體上來說,那就是強調服從、限制自由,回避制度缺陷而訴諸思想言論控制和道德空談。比如腐敗問題、股市“惡意做空”的問題,本來是政經制度的缺失而造成的,但習近平完全回避問題的關鍵,竟然荒唐到在焦裕祿那裏尋找答案,荒唐到以行政力量逼迫某些社會階層買進股票,這只會使復雜的問題變得混亂,使社會無所適從,因為他的藥方根本就完全開錯——他太迷信權力,除了權力他一無所有——這種任性胡為與權力不透明的結合造成了民間普遍失望和官員普遍的惰政,而在香港,建制派議員對北京指令的機械理解和執行(或者別的什麽),導致了“等發叔”的荒唐劇發生,結果是中共被自己的愚蠢和機械扇了一記大大的耳光。
 
我之所以特別挑出香港普選、抓捕維權律師以及權力直接操縱股市這幾件事來談,是因為在我看來,這是習近平根基穩定之後,從民主、法治、自由市場三個方面所做的主動性破壞行為,用一國踐踏兩制、用黨意踐踏法治、用權力踐踏市場,而這些行為都是開歷史倒車的清晰證據。
 
 
四、
 
 
前一時期習近平在普通民眾中獲得的支持大體來自兩個方面:反腐和股市的拉升。如今股市已成燙手山芋,始作俑者就是習近平。而民眾對反腐的看法也開始發生微妙變化,反腐並沒有給民眾帶來實際好處,反而燃油稅一漲再漲,高速路繼續收費,退休年齡延長……另一方面,當習近平選擇與民主、自由市場、法治為敵的時候,他不可能真有勇氣反腐,所以在必要的表演過後,他已經開始後退,這會在燃起民眾的希望之後讓民眾陷入更大的失望。
 
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也越來越清楚顯現,其中貧富分化和制度瓶頸是最大的難題,也是習近平必須面對的選擇,習近平的選擇是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是強化黨對企業的領導,是打壓NGO組織,是從網絡到現實生活越來越普遍的實名制……可以預言,這一切以及習近平的反腐都不會給民眾帶來實際的好處,稅收增長幅度將繼續高於GDP增長,對下層民眾蚊蟻之微的優惠將引起權貴階層殺豬似的疼痛與反應,而在決定財富分配的權力份額中,普通民眾的那一部分從來可以忽略不計的。但嚴重貧富分化導致的經濟下行趨勢已經形成,可以預見,經濟下行的主要受害者是普通民眾,這將使社會抗爭的力量繼續加大。最有條件了解經濟真實數據的權貴者最懂得未來的麻煩在哪裏,所以,習近平的顢頇自信,很可能不過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恐懼所導致的提前布防。自習近平上臺以來,他的主要決策脈絡清晰,那就是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也許這只是因為他最清楚政權已經在多大程度上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早已無力回天。
 
當習近平將用於政敵和貪官的手段來對付民間社會,技術上並沒有什麽難度,然而這畢竟是不同的問題,問題的嚴重性也在這裏,這些被打壓的人比政敵更不認栽,他們不會象貪官那樣在民間孤立無援。而經濟更是有其自身規律,時至今日,股市繼續吸引民間資金為低效的上市公司買單、填補地方政府巨大債務的無底洞已成習近平無望的美夢。對200多位維權律師、維權人士的打壓未能在異議圈子內成功制造恐懼進而讓民間消聲,香港普選問題在可以看到的未來將成為中共長期的麻煩和噩夢,至於對“謠言”的打擊和對五毛黨的放縱,只不過讓民間聲音以更為隱蔽更為心照不宣的方式繼續進行溝通和整合。權力固然強大,但當權力直接挑戰無可退避的人性底線,一分打壓會換來三分的反彈,因為權力者的對手處在無法再退的境地,絕望之下必定會激起看不見的力量——他們人數眾多,最強大的力量原本就在他們身上——這是我的判斷,也是我的預言。
 
2015年7月24日
 
《香港花生》與《公民議報》聯合首發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