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時代的政總圍牆

董建華時代的政總圍牆

政府總部加設圍欄或圍牆,始作俑者是前特首董建華。梁振英是當年董的左右手,也是梁的政治恩師,兩人對待民意的態度如出一轍,梁振英甚至青出於藍,在封閉政總上董規梁隨也是自然不過的。

董建華上任之初,民望極高,但很快就掉頭向下,民間的示威活動也趨於頻繁,中環舊政府總部前的空地,回歸前對外開放,市民可經此行往終審法院、炮台里及皇 后大道中。但 1997 年底,政總的上亞厘畢道入口前加建 2 米高圍欄,當時政府再三保證,這只是加強保安,閘門仍開放,不會扼殺集會示威權利。

隨着示威漸多,到 1999 年居港權風波,有示威者衝擊政總及要警方清場,當局為免再申請禁制令限制示威者走近,政總四周於是築起圍欄及鋼閘,有保安 24 小時把守。

這段時間董建華民望愈來愈低,開始視民意如猛虎,把問題歸疚於傳媒及民意調查機構。其「家臣」的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多次透過當時港大校長鄭耀宗等高層向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鍾庭耀施壓,要求停止對特區政府及特首等進行民望調查。

驚人巧合的歷史重演着。梁振英以其語言藝術,並開出很多扶貧及房屋的期票,獲得不少市民青睞,加上對手的唐英年陷入多重醜聞,在民望上梁大幅拋離,北京以 此作為棄唐挺梁藉口。當時意氣風發的梁振英公開許諾,「只要你肯講,我一定會擔定摺凳,帶着鉛筆和拍紙簿,細心聆聽你的訴求」。結果,摺櫈用不了幾次就 「摺埋」了,民望也是「矮仔落樓梯」—— 越落越矮。梁振英同樣諉過於傳媒及民意調查機構,向傳媒發律師信、打輿論戰,建制派更向鍾庭耀瘋狂進攻。當這一切都無力回天時,跟董建華一樣,藉口激烈的 抗議活動,將象徵接納民意、願意溝通的開放式政府總部,用圍欄自我封閉。

閉門造車的施政手法相隔十多年後復活了。這固然緣於一對政治師徒的政見、信念等高度一致,但更多因為他們都是小圈子選舉產生,權力源於北京,與市民大眾無關,他們敵視民意、封閉自己,對權位沒絲毫影響。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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