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权力:以龙应台和刘晓波为例

知识分子与权力:以龙应台和刘晓波为例

 

二零一二年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接待了习近平之后发表的一场演说中指出,无论中国的经济如何增长,美国始终有一个竞争优势是中国无法超越的,那就是创新的能力。拜登认为,只要中国压抑人民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专制体制存在,它就难以有创新的能力,即便有再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中国都无法在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其实,在我看来,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比创新能力更为重要的,在于是否拥有一个坚持公义、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具有道义力量的象征性人物。

在我成长的经历中,有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对我影响很大。一个群体在彼岸的台湾,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几代知识分子风雨兼程、前赴后继,从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傅正到彭明敏,从《美丽岛》杂志诸君到柏杨、李敖、龙应台,无不让我心仪和神往。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柏杨、李敖、龙应台的部分著作在中国可以公开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他们三位在中国的青年学生中也最具影响力。他们的著作是我青少年时代不可或缺的启蒙读物。如今,柏杨已经过世,李敖沦为中共专制政权的吹鼓手,龙应台华丽转身、学而优则仕,让我不禁感叹权力和虚荣心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可怕的侵蚀,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另一个群体就在我身边,自从我在一九九九年结识刘晓波之后,刘晓波就是我最亲密的良师益友。《西游记》中有一个细节,每逢孙悟空要外出寻找食物,就会用金箍棒为唐僧画一个圆圈,唐僧只能在这个圆圈内活动,在圆圈内是安全的,出了圆圈就有危险。在共产党一党独裁统治下的中国人,大都对这个圆圈心知肚明、心领神会。所以,像刘晓波这样莽撞地跃出这个圆圈的人,会被看作堂吉诃德式的傻瓜。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就常常用“傻瓜”作为对刘晓波的昵称。在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中,有所谓“颠僧”的传统,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豪多少都有点“颠僧”的气质。而刘晓波就是中国的“颠僧”,当诺贝尔和平奖的冠冕戴上他的头上时,他说这是给“六四”亡灵的,他没有被荣誉所俘虏,尽管身在中共的监狱中,他的心灵依然宁静而自由。

从影响力而言,龙应台无疑是台湾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如今,龙应台贵为部长,刘晓波沦为囚徒,两人之处境天壤之别。如果把龙应台与刘晓波作一个对比,堪称探究知识分子与权力之关系的最佳视角。

龙应台,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文章,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我要借用同样的问题,不过,质问的对象变成了龙应台本人。我想问的问题是:龙应台,你为什么不生气?

本来不想批评龙应台,因为我跟她有过一些交往。二零零四年年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恰逢龙应台来中大演讲。她对台湾和香港有诸多不留情面的批评,却对中国闪烁其辞,便提问说:“龙女士,您在以往的文章和今天的演讲中,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批判现实、特立独行、体现社会良心’的一群人。您多次使用‘中华文化’的概念,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台湾知识分子’,而是‘中华知识分子’。但是,在今晚的谈话中,您用了许多尖锐的言辞批评台湾和香港,为什么偏偏对中国不置一词?是不是因为批评民主的政府是安全的,批评专制的政府是危险的?”当时,会议的主持者居然说这个问题与演讲主题无关,龙应台不必回答。于是,我愤而退场。

第二天,龙应台专门赴中大约我对话。她解释说,她没有批评中国,是因为对中国不了解,所以不能轻易发言。尽管我不同意她给出的解释,但我发现她至少对批评意见颇有雅量,这一点是中国的很多文人学者所不及的。后来,我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龙应台,你为何不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

也许是因为我的提问对龙应台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刺激,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龙应台的笔触逐渐涉及中国,先后写下三篇批评中国的文章。第一篇是写于二零零四年台湾大选之后的《为台湾的民主辩护》,她明确指出,中共的武力恐吓乃是对台湾民主的最大威胁。第二篇是二零零四年六月发表的《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这篇文章以一名母亲的身份,表达了对那些十五年前被杀害的孩子的悼念。第三篇是为二零零五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封杀而写的《胡锦涛,请用文明说服我》,该文直言不讳地谴责以胡锦涛为党魁的中共政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这三篇文章改变了我对龙应台的看法,于是写了一篇《“野火”可以融化“冰点”》的评论赞扬她。

然而,野火的二度燃烧,只是昙花一现。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中国异议知识分子、人权活动家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被中共当局秘密逮捕。稍后,我赴香港讲学,与另外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法学家王怡一起去港大拜访龙应台。龙应台热情招待我们,我向她谈起刘晓波事件,希望她为刘晓波的自由撰文呼吁,说不定可以凝聚海外舆论的力量,对中共当局形成相当的压力,使得此事件像“冰点”周刊那样有一个“比较不坏”的结局。然而,龙应台听了我的建议之后,不置可否。我也只能点到为止。那时,我心里很疑惑:作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知识分子,对于刘晓波等数百个中国的良心犯的悲惨遭遇,龙应台为什么一点都不生气呢?

“台湾利益”与“普世价值”有冲突吗?

二零一二年,龙应台当上了台湾的第一任文化部长。作家当文化部长,彼岸早有先例,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王蒙就当过文化部长。因此我并不惊奇,我惊奇的是,入阁之后的龙应台再度“变脸”,变得比川剧中的“变脸”绝技还要快。

在立法院的一次质询中,立法委员段宜康询问龙应台,“二二八”事件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一连问了几次,龙应台无处回避,遂以“权力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来搪塞,她始终不敢说出“蒋介石”这个名字来。龙应台曾经旅居德国,难道当有人询问她谁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最终负责人,她也不敢说出希特勒的名字来,而以“权力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来敷衍吗?反倒是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柏在不久前诚实地对媒体说:“我的曾祖父蒋介石带领的国民政府总共杀害约一千万中国人……事实就是在那里,一味地否认并不会就使这些事件从历史记录里消失。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态正面地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并尽量做出补偿;即使我个人因为无能为力而只能以口头方式表达来自隔代的歉意。”两相比较,高下立现。

紧接着,龙应台又在立法院陈述,她不谈“六四”的理由是:作家可以有勇,部长必须有谋;换了位子,就要换脑袋。这个说法更让我莫名惊诧:如果说因为龙应台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化部长,碍于马英九的情面而无法说出老祖宗蒋介石这个名字来,尚且情有可原;那么,既然龙应台并不是中共政权的文化部长,为什么对“六四”要三缄其口呢?不谈“六四”是维护“台湾利益”的必选项吗?

脑袋,即思维方式,当然是可以转换的。但是,人不能改变的是良心。我不知道龙应台旅居香港时,有没有参加过维园的烛光晚会。对照维多利亚公园二十多年不变的烛光,龙部长改变的,不是脑袋,乃是良心。港人常说,“六四”是一面照妖镜,照出香港高官和富豪们的原形。没有想到,这面照妖镜居然将龙照成了虫。在中国最近的《南方周末》事件中,台湾艺人伊能静勇敢发声,被禁言、被喝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口蜜腹剑地威胁说,欢迎台湾艺人到中国发展,但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说白了,就是必须对共产党一党独裁这一如同“房间里的大象”一样的事实视而不见。瘦小的伊能静让我想起了圣经中面对巨人歌利亚的少年大卫,更有人在网络上为她绘画了一幅神似年轻时的昂山素季的漫画。媒体人连清川撰文指出:“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受到侵袭与禁锢的时候,任何一个界别的职业身份都无以自存。……伊能静事件以及演艺圈对《南方周末》事件的集体发声,恐怕也只是演艺圈不再沉默于公共事件的肇始。可以想见,艺人以公民身份参与公共事件,在未来将会层出不穷。因为公共自由的丧失,不仅仅是对当事者的损害,而是整个民族,所有群体的受伤。”微博上还有人创作了这样一副绝妙的对联:“伊本能静伊未静,彼可成龙偏成虫。”下联说的是成龙,不过,借用于龙应台部长身上似乎也很准确。

再以后,是龙应台访问香港,谈到香港社会拒绝大陆化和“国民教育”风波时,她表示,自己已经不再是作家,已经没有了个人身份,一言一行代表官方和政府,所以必须要尊重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民,不便对此发表意见。被问到特首梁振英僭建问题时,她以工作很忙,没每天看报纸,所以“没有资格”评论作答。对于台湾媒体被中资机构收购是否染红传媒,她简单以这是全球性问题来回答,又反问:“难道被美资买掉就应该很开心吗?”这个反问与莫言在斯德哥尔摩为共产党政权的新闻检查制度辩护有异曲同工之妙。莫言说,检查制度是必要的,飞机场还要对乘客实行安检呢。这是一种低劣的搅浑水的做法。美国政府难道设有一个可以审查和篡改从来对政府都不友善的《纽约时报》的宣传部门吗?没有。恰恰相反,《纽约时报》记者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和曝光,让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引咎辞职。那么,中资和美资有差别吗?以龙应台在欧美国家生活多年的丰富履历,还不至于弱智到搞不清楚民主与专制的差别吧?莫言是共产党政权之下一个好不容易挣脱农民身份的作家,他写作的目标就是有饺子吃,他的怯懦可以理解;但龙应台已经贵为中华民国的文化部长,为何要主动为中共涂脂抹粉呢?龙应台很欣赏莫言,莫言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龙应台就立即跟莫言攀亲戚,说在她当台北文化局长期间曾请莫言来台北访问。而刘晓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被关押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龙应台却假装这个事实不存在。全球数百位作家和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龙应台的大名至今缺席。

也许,龙应台认为,她保持沉默便不会激怒对岸的“绿巨人”,就是保护了台湾的利益。然而,她错了,彻底地错了。捍卫台湾的利益跟坚持普世人权价值没有冲突,台湾的核心价值就是台湾的宪政民主。

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对权力说不

文人当官,龙应台不是第一人。智利诗人、诺奖得主聂鲁达曾出任驻外使节和国会议员,却不顾优渥的待遇,挺身而出谴责本国独裁政权之暴政,以致被免职、被通缉、流亡异国多年。聂鲁达一生坚信“人之为人的自觉与共同命运”,始终站在弱者一边。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因发布争取人权的七七宪章而成为共产党政权的阶下囚,天鹅绒革命之后,当选首任民选总统。贵为国家元首,哈维尔依然勇于为公义而战斗,谴责强邻苏俄当年出兵血腥镇压布拉格之春人民起义,并推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去世前不久,哈维尔抱病冒着大雪亲赴中国驻捷克使馆递交抗议信,中国使馆闭门不纳。若以龙应台的标准衡量,哈维尔的做法得罪了俄国和中国两个大国,也就危及到了捷克的国家利益,是缺乏做官的“职业伦理”,真该谢罪下台。然而,并不信奉龙应台遵循的“当了官就要闭嘴”的“潜规则”的哈维尔,却深受国人乃至全世界的爱戴,其葬礼万人空巷,身后倍享哀荣。聂鲁达、哈维尔二氏,身份虽然曾有过变化,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良心一以贯之。作为作家的成就,他们并不比龙应台低;作为官员或政治人物的声望,他们更比龙应台高出许多。

刘晓波和朋友们推出零八宪章,就是追溯哈维尔和七七宪章的道路。我本人是零八宪章从起草到发布的亲历者之一。我记得我们在北京的一间餐厅的包间中讨论如何命名这份文件的时候,在座的几位人士都赞同使用呼应着七七宪章的零八宪章这个名字。刘晓波说,这当然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但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刘霞在旁边说,你做了这件事,我又要踏上漫长的给你送牢饭的路途了。刘晓波的可贵之处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那样推着石头上山。

一九八九年,刘晓波毅然中断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计划,回到北京参加“八九”民运,这样的选择相当可贵,不过并非最为可贵,因为当时几乎全部中国的民众和全世界的民众都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刘晓波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在一九八九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如既往地持守理想并不断地反省和超越自己。在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掉队甚至站在其对立面的时候,他却永不放弃,知行合一。刘晓波的好朋友、政论家胡平指出:“晓波有严格的反省精神,这表明他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他拒绝自己欺骗自己,不能容忍自己做出让自己的良心感到不安的事,他坚持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要通得过良心的拷问。”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让人钦佩的地方。刘晓波所追求的是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此他付出了四度入狱,失去自由近二十年的沉重代价。

做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并非易事。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已经可耻地背叛了他的使命。比如,当法西斯主义猖狂之时,知识分子因为这是‘既成事实’而承认非正义;更有甚者,他自愿充当完全鄙视一切理想性的哲学的奴仆,并且因为它在当下体现了‘历史的意志’而断言它是正义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堕落的标志是向纳粹政权卑躬屈膝、俯首称臣;在今天,知识分子堕落的标志则是向中共政权暗送秋波、狼狈为奸。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尽管这种腾飞的代价是数亿农民工被奴役、能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但中共当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宣扬“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金钱和权势,那么多政客和商人皆往北京朝拜。就是一向高傲的好莱坞也不得不低头献媚。二零一二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高达一百七十亿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好莱坞片商争先恐后想入场,放弃了美国最珍视的表达自由的核心价值,在电影还在拍摄过程中,便主动邀请中共的电影审查机构前往片场视察,确认电影故事情节、制作和其他创意元素都获得他们的批准。《纽约时报》评论说,就连“钢铁侠”也害怕踢到中共的铁板上。然而,我们能够想象三十年前美国的电影公司邀请苏联的宣传部审查他们的作品会是怎样的情形?

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似乎大获全胜、一手遮天,但刘晓波拥有比“钢铁侠”更坚强的意志,正如朱利安?班达所说:“知识分子的法则是,当全世界都匍匐在作为世界主宰的非正义之前时,他却有屹立不动,用人类的良心来反对它。这类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有在凯撒面前毫不屈服的加图和在拿破仑面前不愿丧失气节的基督教神甫们。”刘晓波也是其中的一员。我相信,刘晓波已经做好了成为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中国的昂山素季的准备,他是否会成为民主中国的总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便他掌握了权力,他也不会被权力所腐蚀,他将善用和慎用权力,让权力推动自由和人权的实现。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