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的立場問題

傅高義的立場問題

最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一字一句地看完了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1930-)的煌煌巨著《鄧小平改變中國》,有些感想不吐不快。尤其是因為這本書在台灣的出版,曾經是一時盛事,聽說銷量也頗為傲人,足見該書在台灣之影響;而這部書的影響所及,當然也是與書的主題──中國,中共,鄧小平──息息相關,這就更是不能不說兩句了。

首先還是要肯定,這部傳記資料翔實,論述清晰,確實是大手筆,也可以顯示出傅高義教授的學術功底之深湛。

但是,書中有一些觀點和立場,卻非常值得商榷,這不僅典型地代表了今天一些西方中國問題研究者的通病,同時也可以做為「傳記要如何寫作」以及「如何評價歷史人物」這樣一些嚴肅而宏大的問題的討論範本來看。

我認為《鄧小平改變中國》一書最大的問題在於,作者有先入為主的立場,並帶著特定的立場來書寫傳主的一生。在書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傅高義教授對鄧小平是非常崇敬和肯定的,對於他歷史上的功過問題也充滿了同情和理解。

我必須承認,每一個傳記的寫作者對於傳主本人都一定帶有這樣那樣的成見,或者否定或者肯定,這樣的成見埋藏在心中當然無可厚非,但是貫穿進一部傳記的寫作中,並試圖影響世人對傳主的評價,就有違一個學者應有的客觀立場了。

從這個角度說,傳記是最難寫的,因為我們在寫作的過程中,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會帶入成見,所以我歷來比較喜歡看作者與傳主所處的時代有一定時間距離的傳記,有些時候,時間可以有效地減少成見造成的阻礙。

傅高義在《鄧小平改變中國》一書中不僅是對鄧小平本人有自己的成見,並貫穿全書,而且在如何評價鄧小平這樣的歷史人物的問題上,我認為也存在硬傷,那就是:當他試圖評價鄧小平統治中國的是非功過的時候,也許是下意識中,確立了一個原則,那就是:國家的穩定與統一,在評價功過的價值譜系上高於一切。我說我寧願相信這是傅高義的下意識的表現,因為我很難相信那是一個在西方長大、而且在哈佛教書的教授的意識形態。

這突出地表現在對於鄧小平「六四」開槍決策的評價上,同時也是本書引起外界最多爭議的地方。當傅高義暗示鄧小平下令開槍是迫不得已的選擇的時候,他給出的理由是這樣的鎮壓可以帶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我們且不說這樣的鎮壓帶來的是真正的統一和穩定嗎?也不去爭辯,如果不鎮壓,中國真的就會陷入動亂和分裂嗎?(這些,傅高義教授都沒有給我們反證。)我覺得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個學者在試圖為這樣的國家暴力行為定性的時候,竟然忽略不提這種暴力帶來的個人生命的損失部分。在傅高義的眼裡,只要有利於國家的強大,似乎就具備了歷史的正義性。

我們書寫歷史是無法迴避立場的,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傅高義教授的這部傳記做的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