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謝長廷登陸效應

解讀謝長廷登陸效應

前民主進步黨主席、行政院長謝長廷,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四日至十日間,以出席北京國際調酒協會主辦之世界調酒大賽為名,在立法委員李應元、趙天麟、雲林縣長蘇治芬等人的陪同下,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作為民進黨創黨元老、曾經是黨提名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又為當前民進黨最大派系謝系的精神領袖,謝長廷的登陸,其歷史意義與政治效應自非政治孤鳥許信良的往返兩岸之間可比,它代表了民進黨內部份勢力對於參與兩岸關係議題設定與管理的高度興趣,以及尋求與對岸在兩岸關係定位上展開對話和凝聚共識的期待,其目的在於去除臺灣人民乃至於國際社會對於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能力的疑慮,建立信心,為民進黨重返執政鋪平最後一里路。由臺灣指標調查研究公司於謝長廷返國一週後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對民進黨高層登陸,該黨之支持者認為對於兩岸關係有幫助者達到百分之六十三,顯然多數乃樂觀其成。

謝長廷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之間本來存在君子協定,由蘇貞昌邀請謝長廷出任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以作為民進黨內各派系關於中國政策共識的最高協商機制,但當謝長廷孤軍深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內議論紛紛,竟成進退失據之勢之後,蘇貞昌態度乃日趨曖昧,中國事務委員會的成立不斷推遲,甚至連日後是否仍由謝長廷主持掌篆,恐怕還待看政治風向。不論謝長廷究竟是功高震主抑或是過街老鼠,都可能與該一職位失之交臂。

謝長廷此行如履薄冰,明知前山有虎,後有追兵,黨內同志觀望徘徊,國內政敵冷嘲熱諷,何以仍舊千里獨行,原因但在除了適當時機之判斷,盱衡個人的政治生涯以及民進黨的政治前途,恐已別無選擇。在個人,謝長廷自二零零八年敗選宣布退出臺灣政壇,在國內已自絕於復起更上層樓,今後只能為追求自我的歷史定位而奮鬥,既然如此,則就不必在意一時之謗譽,而當全力企求在兩岸關係的突破上有所貢獻;在民進黨,面對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聯手夾殺,以及〈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夠協議〉簽訂後更加密切的兩岸交流和政治經濟糾葛中逐漸形成的兩岸民間社會和利益共同體,乃不能繼續以冷戰思維來拒絕中國,自憐自愛地陷溺在媚俗的反中自閉情緒中,成為兩岸官方和民間關係網絡中的他者,而必須為臺灣在東亞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整、中國大陸爆發民主大變革時的兩岸和平、乃至於全球和兩岸華人社會連帶的重建中,找到維繫國家永續發展之安全穩當和堅強有力的支點。所以民進黨的重返執政,不僅要爭取臺灣人民的支持,也要爭取中國大陸和全球華人社會的支持或至少不杯葛,當然,更要讓美國、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現狀下國際勢力均衡的維持感到放心,而不致輕易起心動念介入干預臺灣政局。

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在領導人世代交替的當下,如何讓權力的轉移安然過渡,是十一月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以習近平和李克強為中心的新領導班子統治正當性基礎打造的第一步。臺灣問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寡頭統治和大一統局面的延續乃深具顛覆性,因為臺灣的法理獨立,將有可能誘發中國少數民族和各省區的民主獨立運動,因此,控制臺灣此一變數,有助於降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即崩潰的風險。二零零五年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邀請國民黨主席連戰登陸,連戰承諾國共聯手制臺獨,雙方簽訂〈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並為國民黨納入政綱,二零零八年五月以後成為國民黨政府政策。國共即通過作為兩黨對話平臺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架空民進黨政府,而共同管理和主導兩岸議題,共產黨也就藉由國民黨的代理,實際插手臺灣內政,介入臺灣黨爭。無可否認,國共依此共同打造出兩岸和平發展之歷史機遇期,對於兩岸的經濟與文化統合有極大的推進作用,並且迫使臺灣提前面對政治議題的思考,確實是胡錦濤一代在對臺工作上的成就。但福禍相倚,國共的合作則也擴大了民進黨與國共兩黨間的矛盾,當臺灣民主已經鞏固,政黨輪替成為常態,難保民進黨執政後不會推翻兩岸現狀,如此一來,共產黨十年的苦心經營,豈非功虧一簣?基於政治風險管理上的需要,為後馬英九時代未雨綢繆,與民進黨展開接觸、對話和互動,尋求諒解和互信,於穩定兩岸關係和中國政局,乃有其必要。

謝長廷此行意在破冰開展,亦力求尊嚴和透明,以避免落人口實,反而重傷兩岸關係和個人政治前途。共產黨的接待,可見其智慧,為下一波的交流保留餘地,而未強迫謝長廷穿小鞋,對於謝長廷的立場和主張給予了一定的尊重。謝長廷公開在對岸倡議以「憲法各表」取代「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共產黨並未制式反應式地發動意識型態機器認定其為臺獨而加以聲討,只是行禮如儀地重申八月國共論壇時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賈慶林宣示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主張。反倒是國內許多人看到黑影就開槍,以為謝長廷是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談憲法共識。謝長廷的憲法論述不過是〈臺灣前途決議文〉的重新包裝,同意「中華民國是臺灣」,只是謝長廷對於進一步推動國家正常化的制憲正名時機有所保留、而他也坦誠〈中華民國憲法〉使臺灣存在與中國的特殊關係而已。能夠讓共產黨黨政高級幹部面對面交換彼此看法,正視差異,表達立場與思索超越之道,這是促成兩岸共同擱置主權爭議、又同時突出兩岸兩個憲法秩序並存的建設性實際行動,是謝長廷在兩岸關係中追求基於兩岸現實的和平穩定架構的一大努力,當然應當樂觀其成,給予鼓勵。

謝長廷前往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康美鎮銅砵村祭祖,則也在國內遭受若干批評,認為是在向文化中國認同的表態。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民進黨〈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也揭示了「國家認同應建立在公民意識基礎上」的價值,所以,各族群自身的文化認同與其對於臺灣的國家認同並無衝突。在這一點上,謝長廷的尋根之行確實對外傳達出中國文化認同並無礙於臺灣國家政治認同的訊息,更在歷經文化浩劫的中國大地上表現出臺灣人堅守傳統美德的真誠,對照共產黨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上的政治動員,不啻正質樸地展現出臺灣人的文化品格嗎?我也相信銅砵五常堂謝氏宗親也是真誠地為他們遠親的到來表達歡迎和感到與有榮焉,不需要譏諷他們是共產黨文化統一戰線工作的工具。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後的屈辱感太深了,那已成為民族靈魂的枷鎖,刮得人心傷痕累累。謝長廷懂得光宗耀祖,也懂得拉攏民心,讓中國善良的鄉親宗誼分享屬於他和臺灣的光榮感,成為他在中國大陸民間的第一批支持者,也在不知不覺中解除了共產黨指控臺獨就是背宗忘祖的引信,而以具體的行動向中國人民說明,他主張兩岸憲法各表和臺灣主權獨立的根本理由,就在於臺灣人民對於立憲主義憲法價值擁有共識,而與兩岸民族文化或經濟上的差異無關。他又通過銅砵村男丁遭國軍抓伕以致家庭破碎而留下寡婦村之稱的事蹟,以柔軟的語言和身段,沉痛地指控國共兩黨在兩岸人民身上製造的罪孽。

現在中國大陸常住的臺灣人據說有一百五十萬人,臺灣人每年來往兩岸經商、求學、旅遊則有四百六十五萬人次,將近臺灣五分之一人口,可以想見,兩岸和平發展對於如此眾多臺灣人生計維持的助益。隨著兩岸交往日益頻繁,中國大陸資本進入臺灣,臺灣人受益於兩岸關係的比例將繼續升高。兩岸關係的改善和臺灣人的中國國家認同並無正向關係,換言之,臺灣人的臺灣國家認同乃與日俱增。可是,十年來的選舉結果告訴我們,民進黨雖然自我標榜為臺灣本土政黨,臺灣認同者仍然未必將票投給民進黨。在兩黨政治生態大致底定之後,國、民兩黨的得票率相差無幾,以二零一二年總統選舉為準,民進黨只要能多爭取到百分之三的得票率,大約四十萬票,便可以勝選,然而國民黨雖然政績不佳,但民進黨於二零一六年第十四任總統則未必穩操勝算,原因就在於臺灣農業經濟資本化和陸資大舉入臺後選民結構的變化。前者將會增加臺灣農產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的比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藉由契作採購便可能影響到農民選票,陸資入臺後創造的從業人口,主要分布在受薪階級。民進黨的執政如果會使新興的兩岸概念產業人口感到不安,則他們就算不滿意國民黨的施政表現,也不見得會把票投給民進黨,僅僅百分之三的得票率不見得能輕易轉移。因此,將中國因素視為外部而非內政問題的思維,恐怕已不切實際,謝長廷主動表達對於兩岸關係的重視和對於中國大陸臺商議題的關懷,洞燭機先為民進黨搶進兩岸概念產業選票的決戰高地,乃為民進黨的重新執政製造出活眼,該一路線如果不要受到冷凍,其結構性的影響乃無可限量。

謝長廷在福建省廈門市隱諱地提到樂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並表示願意提供臺灣的經驗。誠然,臺灣的民主無法獨善其身,如果中國大陸不民主化,狂熱的民族主義和不透明的決策,將使其永遠成為臺灣民主和兩岸和平的最大威脅。民進黨與中國大陸民間社會和知識界的對話,是改變共產黨污名化下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進黨誤解的不二法門,也是臺灣主動參與中國文明進程和民主化的機會。兩岸和平不能單純依賴共產黨的善意,而應寄希望於兩岸社會的和解,尤其促進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進黨立場的理解和體諒。謝長廷雖然被批評此行未與中國大陸民間非政府組織廣泛交流,也未對於中國大陸人權議題有所公開地發聲,也許因為形式上此行只是一次參觀調酒大賽的旅行,未便負載過多與訪問名義無關的任務。我們期待謝長廷能繼續安排第二次的登陸之行,或者轉進香港,而能夠在名實相符或名正言順的場合,面向中國大陸人民,像他當年在街頭演講從事臺灣民主的啟蒙一般,暢談兩岸關係和民主中國的未來。追求民主自由和社會進步,是民進黨之於臺灣民主化不同於國民黨的歷史角色,之於兩岸關係和中國民主化,作為民進黨的創黨先進,謝長廷更應當要善用民進黨這最重要的政治資本,拉大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形象差距,對被壓迫和受苦難人民給予關懷和支持,做那兩岸歷史浪頭的弄潮兒,堅定地和兩岸的人民站在一起,保衛臺灣、也改變中國。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