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變革時代的兩岸與民族關係

中國大變革時代的兩岸與民族關係

民主進步黨本欲推動的臺灣第二階段憲政改造,乃是在現行〈憲法〉規定的憲政架構與憲法條文修廢的機制下進行者,雖然原本的規劃並無意碰觸〈憲法‧總綱〉,但修憲程序中的公民複決集體行動,便可以在事實上達到宣示和證實中華民國在臺灣主權獨立於中國大陸的效果,而依照主權在民原則,確立〈憲法〉的實施範圍僅及於國家統治權所及之自由地區。可是,民進黨內部對於是否應在〈憲法〉條文中明確界定〈憲法〉有效實施範圍,則始終未能達成共識,這顯示臺灣內部有為數相當多的人們,是希望能在〈憲法〉當中更清楚地確定和昭告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些人對於國號未必有所堅持,但對於〈憲法〉條文的規範明確性則有所主張,然也有一些人對於在國號中與「中國」做出區隔,認為是擺脫與中國主權糾葛的根本之道。

因為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略的壓力,臺灣的政治社會乃畸形地表現為一個政治分歧社會或危機社會,也就是說儘管臺灣人民對於臺灣的國家認同程度極高,也堅定認為臺灣是一個主權國家,但因一方面對於「中華民國」還存在感情,而寧可忍受在國際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家識別上相混淆的困擾,另一方面,則也基於兩岸和平發展的考慮,並不願意在國號和主權的問題上過度刺激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大陸人民,以致於出現國家認同的內容和國家主權的象徵符號表現上的巨大落差,而存在著一個不正常國家的型態。

不過,臺灣畢竟已經完成了制度性的公投民主,未來如果要對於〈憲法〉的實施範圍有所改變,因為其間涉及了國家權力的重新分配與建構以及國民義務承擔的重大問題,國家則應當要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之上做成決策,而〈憲法〉規定的修憲程序,則已賦予了臺灣人民以公民複決的方式行使關於該一問題的最高決定權。然臺灣的民意走向,則已告訴我們,臺灣人民對於兩岸統一並沒有任何的期待或使命感。事實上,〈憲法〉也並未課以臺灣人民有促進中國統一的憲法誡命,更未對於中國統一的程序做出規定。

〈憲法〉並未直接界定臺灣的主權涵蓋範圍,而是以「自由地區」此一概念來概括臺灣和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沿岸的各個離島。「自由地區」指涉中華民國有效統治的中國領土,是〈中華民國憲法〉秩序客觀存在的空間,從〈憲法〉的意旨來看,顯然並無意使「自由地區」與「臺灣地區」完全等義,換言之,〈憲法〉乃預設了自由地區範圍於日後擴大或縮小的可能性,只是範圍的擴大有其極限,〈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立法委員的選舉方式,明定七十三席由單一當選席次選舉區選出之席次必須保障每縣市至少有一席,一旦自由地區的規模擴大到七十四個縣市以上,就會出現現行〈憲法〉規範不足的狀況而必須修憲解決。修憲需經立法院通過修憲案和公民複決的程序,以當前臺灣的政治生態,任何可能減少既有立委席次的修憲方案,都勢將因威脅到立委連任或當選的機率,而不會受到跨黨派的立委的支持;另一方面,倘若修憲方案將使臺灣人當選總統和其他公職的機會減少,要通過臺灣人民的複決同意,則更非易事。職是之故,只要新增自由地區的範圍可能超過臺灣地區,則幾乎不可能獲得臺灣人民的支持。如此一來,要在現行〈憲法〉架構下處理自由地區擴張後的憲政問題,是絕無可能的。

自由地區範圍的變動,只有一種可能性,也就是中國大陸發生大變革,導致部份地區願意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重新加入中華民國。可是如前所述,畢竟臺灣太小,並沒有太多的能力承擔太大的憲法秩序變動,所以一旦中國大陸發生大變革,臺灣只會在不影響其既有憲法秩序和主權地位的情況下對於民主力量給予支持,這就意味著從中國大陸的角度討論中國的大變革,必須把臺灣排除在中國大陸的憲法秩序之外來進行,而應當先考慮本身新憲法秩序發展的需要。也就是中國大陸自身要先完成憲法秩序的重整,才有餘裕處理與臺灣的關係。

關於與中國大陸統一的憲政安排,臺灣內部並沒有太多的討論,因為向來被認為不切實際,但是民進黨和中國國民黨都有過主張。陳水扁於二零零一年總統元旦文告曾經提出取法歐洲聯盟經驗的兩岸政治統合論,連戰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連戰的主張》一書中提出邦聯論,還一度於二零零一年國民黨主席任上擬放入國民黨第十六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政綱當中,算是國民黨人中最積極和具體的方案。顯然不論民進黨或國民黨,都主張在統一架構下維持臺灣主權獨立的狀態,對此,張博樹教授在其大著《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中乃基於其關於未來中國治理的雙軌共和制而有所回應,而認為「臺灣和大陸的統一可以借助某種特殊的「邦聯」形式先建立對等關係,再以特別行政區的形式併入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有關於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法源規定,係依鄧小平提出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理論而設計者,本意在給予臺灣、香港、澳門高於聯邦國之分子國的高度自治權,一國兩制之所以無法為臺灣人民所接受,是因為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制統治下對於臺灣地位的終極安排,沒有臺灣人民置喙的餘地,臺灣人民對於價值殊異的共產主義中國毫無信心,而對於臺灣人民當下集體生存最為關鍵重要的主權問題,一國兩制的方案則完全不談。無論如何,只有尊重臺灣人民自決的權利和臺灣目前的主權獨立狀態,臺灣人民才會萌生參與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意願。因此,我們認為,當中國發生大變革,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壓迫緩和了,那將是臺灣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國際社會的契機,而只有一個同情與理解中國民主化且能在國際社會獲得參與資格的臺灣,才有可能在聯合國的支援下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犯,成為中國民主變革過程的忠實支持者、聲援者或代言人。

同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內社會控制的鬆動,也正為久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創造了自由與獨立的契機,雖然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精神領導的藏人行政中央宣示服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實施名副其實的高度民族區域自治的中間道路政策,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也表示過支持在東土耳其斯坦實施中間道路政策的立場,但不容否認,維族和藏族人民當中心向民族自決獨立建國者必不在少數,隨時都可能會有人挑戰中間道路,宣布獨立,哪怕是內地各省,也有可能師法清末辛亥革命或民初護國軍之役的故智而宣布獨立,因此,未來的民主中國勢必要以各民族自由聯合的方式重組,絕不可能延續現在中央集權的體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以中華民族主義作為其統治正當性的最重要基礎,他們對於分離主義的強烈打壓,表明他們對於分離主義的恐懼,故而分離主義在政治動員上的效果不容小覷。中國民主運動應當未雨綢繆,及早與各個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和組織建立對話機制或溝通管道,凝聚默契與共識,共同思考與討論改革和有關中國新憲法的主張與行動,使之願意留在中國,與中國友善,而將民族的命運和利益與中國的民主化聯繫起來,而中國民運也應當在這一過程中,學習如何尊重和接受臺灣乃至於各個民族自決的結果。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