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漢法律衝突與法律適用 ----評王光祿(達崙)案

原漢法律衝突與法律適用 ----評王光祿(達崙)案

臺東縣布農族男子王光祿(Talum Dusuluman)上山為九十四歲高齡母親捕獵保育類野生動物長鬃山羊與山羌,於去年十月為最高法院駁回上訴,以「非法持有槍枝」與「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為由,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確定,從而引起布農族與多個原住民族團體及人權運動者的抗議,抗議判決不公,指其充滿漢人主流社會偏見,本案乃引發諸多議論。

本案案件事實略為:布農族人王光祿,以持有拾得之土造長槍觸犯〈槍砲彈藥管制條例〉;另以獵殺保育類野生動物長鬃山羊與山羌,觸犯〈野生動物保育法〉,兩罪併罰。然兩法對於原住民皆有免責之規定,前者需持原住民自製之槍需供生活之用;後者則獵捕之行為需依〈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規定之目的。原審認為被告所持之槍需屬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者,原槍科學技術含量較高,已超出原住民文化所需之程度;原審亦認為被告之捕獵,非屬傳統文化之需要。

在社會同情之輿論壓力下,檢察總長顏大和乃就本案提起非常上訴,認為原審加入法律所無關於槍需合於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許方式製造之標準,持有人始得免責之見解,限縮免責條件,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本即允許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範圍內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原審以〈野生動物保育法〉和〈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為據,未適用修正後依新法先於舊法、特別法先於一般法之法理應予適用之〈原住民族基本法〉,又未排除適用違反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因該辦法就政府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生態保育,未經諮商以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亦未與原住民族共同建立管理機制。檢察總長故而主張原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應當再審。

蓋犯罪之成立,須符合構成要件該當、罪責與違法性三要件。違法性之判斷與社會非難性有關,由此而自刑事法學之考察連結至法律社會學,而需探討被告之持槍及自製槍枝的科技水準,在布農族社會中之社會非難性評價;而獵食野生動物固為國家法所允許,事實上也應就布農族傳統法律對獵食的規範加以理解。然何以本文提出布農族社會的概念,而主張以此為社會基礎來認定布農族社會中不法行為,反對以主流漢人社會作為社會通念的判斷基礎而任由國家或漢人社會的片面決定?

臺灣各大原住民族,彼此間有不同的文化與傳統,與漢人社會的差異更大,原漢關係不是局部與整體的關係,而是兩種文化甚至兩個法域間的關係,國家欲以單一的國家法來規範原住民族事務,而排除原住民族習慣法的效力,則無異於外來政權的內部殖民。原漢的法律衝突不斷,正在於原住民族的習慣法無法獲得承認,國家法無法有效規範原住民族事務,而原住民對於國家法復又欠缺法意識。忽視原住民族既有法秩序的結果,則就勢必造成原住民認事用法時的困難,也極易使國家法失去其規範上之實效。

我國承認原住民族的憲法地位後,對於原住民族法制的建構,在陳水扁總統時代,形成了國中之國的政策思維,揭示國家與原住民族的關係為夥伴關係,其後原住民族自治立法觸礁,使得各個原住民族作為政治實體的法律地位無法完成,因而也就無法被國家承認具有合作與共治的權能,原住民族法域的設立與承認,也就只能依賴以漢人為主導的國家的良心。

去年〈原住民族基本法〉修正第二條之一,首先承認了部落的法人化,始使原住民族對於原住民族地區事務,取得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同意、參與,以及和國家共同管理的能力。這是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生活方式、習俗、服飾、社會經濟組織型態、資源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等權利的制度性保障,這是未來民族法人成立的起點,正也是法域承認的肇端。而依此一修法,〈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因其制定未經原漢協商,乃應即檢討重訂,況其未納入自用之獵捕免責事由,在程序與實體上自皆構成違法。

惟非常上訴中,以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為法源理據,似有不妥,蓋其本不具有國際法或國家法上之拘束力,只能用以參考解釋法律。我國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之立法,賦予兩公約以國內法之效力,於本案則援引〈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此補強〈原住民族基本法〉對於下位行政法規之規範效力,檢察總長或可就此再遞補充狀,以完整其論證。

本案係歷經三審定讞,出現如此重大瑕此,誠不可思議,尤其本案原始繫屬管轄之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本有原住民族專庭之設置,其於本案之審理究竟扮演何種專業上之作用,在本案判決評析之外,於訴訟實務,恐亦值得檢視。

日後類此涉原案件,法院審理不能存在法律萬能主義的心態,對於不同法律文化,應當存在法律衝突的認知與態度,而做適合於本案管轄的法律選擇。王光祿案正也顯示我國司法對於原住民族各民族傳統法律或習慣法的掌握不足,縱使整體的民族法制尚待調查整理,但利用原住民族專庭以及引進原住民族法制專家鑑定,發揮司法造法的個案智慧,形成原住民族法制的判例法傳統,也未必不可行,對此,強化原住民族法律和法律人類學人才在司法體系中的陣容,也應當是今後司法人員選拔的重點。

原刊於民報

http://www.peoplenews.tw/news/24cf16bf-467a-48c2-b637-02abe1512916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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