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不是毛主席 ——兼談帝王、官僚與民間的三方博弈

習主席不是毛主席 ——兼談帝王、官僚與民間的三方博弈
習近平上任伊始,外界看來還在立足未穩的時候,卻發起了一場罕見的反腐運動,讓習慣了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權力運作四平八穩的觀察家大跌眼鏡,卻不料習近平的政治手腕相當老辣,在王岐山的配合下,其反腐運動改變了江胡時代淺嘗輒止的做法,幾年下來,竟然成功地借反腐穩固了權力,還贏得了民間的一些叫好。
 
隨著反腐運動的展開,宣傳領域內,習近平開始被塑造為與毛澤東、鄧小平相提並論的三代領袖之一,仍然在世的江澤民、胡錦濤被迅速邊緣化,自鄧小平以來的元老政治基本結束。在傳統媒體和互聯網門戶網站,習近平的新聞或指示,被放到了近乎誇張的顯耀位置,使有著文革記憶的我想起來文革時的造神運動。
 
最近一段時間,黃興國、李鴻忠等人的“核心”勸進,將習近平的造神運動再次推向一個高潮,顯示習近平在軍改以後,已經基本穩定了權力基礎,確立了對高層權力的壟斷地位,與此同時,意識形態領域的大幅左轉、對國企壟斷的保護、對異議人士的抓捕升級,也讓人感覺似乎毛澤東又回來了。恰逢文革50周年,我想就習近平與毛澤東面臨的與官僚、民間的關系做一比較,嘗試分析習近平的造神運動能夠走多遠,習近平時代的方向在哪裏。
 
 
            一 
 
毛澤東名為人民領袖,實際上擁有的是帝王般的權力,他對權力的掌控程度甚至超過歷史上的一般帝王。習近平身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以及一大堆的“小組長”職務,國內享受著媒體的超級贊美,國際上光鮮無比地滿世界撒幣,其地位已經超越中共“集體領導”的約束,儼然一副帝王派頭,所謂“習李體制”中的“李”(克強),則淪為一個小心翼翼的宰相,遑論其他常委。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政治觀察家眼中,十八大前後那段政治鬥爭的基本脈絡已經清晰,這讓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掌控權力的偶然性,以及他走向帝王之路上不同於毛澤東的一些風險。
 
習近平在十七大入常是權力平衡的結果,胡錦濤屬意的李克強無法取得江澤民的信任,而江澤民又無法推出自己的人選(陳良宇早被胡溫拿下,薄熙來在高層樹敵太多,且不被胡溫接受),於是,具有年齡優勢且表現中庸無過的習近平就意外地坐到了儲君位置,但這並不是江澤民心儀的人選,所以,江派勢力對於習近平顯然缺少熱情,但與胡錦濤選定的隔代儲君胡春華不同,原本並不十分起眼的習近平越過政治局委員這一臺階,短時間內躥升進入常委且平穩無過,想把他拿下來就必須挑戰中共多年形成的權力分配規則,甚至影響統治階層的穩定,這是視穩定為政治要義的江澤民所不願見,甚至也力有不逮的。但江派勢力中較為年輕者顯然沒有江澤民這種老年人的耐心。現在來看,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雖然並不具有一個反對習近平的密切合作集團和嚴謹計劃,但是郭伯雄、徐才厚作為軍方大佬,周永康、薄熙來作為政法大佬和候補大佬,令計劃作為團派勢力關鍵人物,各自在小範圍內不約而同地對習近平表示出不屑(而不是不滿),恰恰因為沒有一個廣泛的反習聯盟,這幾派勢力的同時存在,表現出當時高層普遍沒有將習近平太放在眼裏,以為習近平根本沒有自己的實力,“叫他幹滿一屆滾蛋”。
 
但習近平在通向最高權力的道路上,不能不說運氣特別好。首先,郭伯雄、徐才厚等軍方大佬,與周永康、薄熙來是兩股並無密切合作和深入溝通的勢力,至於令計劃,雖然更有城府,也更有優勢擴權,卻未必明確在團隊內部提出過威脅習近平權力,他們之間,最大的可能是高層人士之間心有靈犀的一個默契:習近平沒什麽勢力,好對付,走走看再說。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深切地感到有合在一起對付習近平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否則,政治結局與今天定然不同。
 
不僅如此,未來的政治風險反而轉變為習近平唾手可得的百年難遇的政治資源。
 
2012年的三件事改變了權力格局,給了習近平絕好的機會。首先是劉源、廖錫龍對谷俊山中將的窮追猛打,導致谷俊山在2012年初被撤職,象谷俊山這樣的草包將軍,被抓以後,為了自保,可以做出什麽事是可以想象的,軍方對習近平的不屑一顧的言論於是暴露,但這些言論,往大裏說,是反對未來最高領袖,往小裏說,也可以說只是軍人之間私下的牢騷話,僅憑這點內部言論,習近平恐怕還無法與軍方叫板。但王立軍事件幾乎在同一時間爆發了。
 
顯然是王立軍的被抓,最終暴露了周永康、薄熙來密謀通過權力運作將習近平從弱勢總書記位置上拉下的計劃。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個計劃竟然把中辦主任令計劃也扯了進來,令計劃加入這一密謀似乎是很倉促的,其中的關鍵一點,可能與2012年所發生的第三件事有關,那就是3月18日令計劃兒子的車禍事件。
 
2012年春天的這幾個事件,除王立軍出走之外,另外兩件在當時甚至並未引起人們太多的關註。但是這幾件事的發生可以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整個的胡錦濤時代,上有江澤民的牽制,下有各種社會矛盾的沖擊,高層權力已經呈現碎片化趨勢,以至於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說法。如果說郭伯雄、徐才厚一方、周永康、薄熙來一方還有過比較長期的默契的話,那麽令計劃在一個不算很大的要挾之下就輕易加入周、薄聯盟可以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很多人都對獲取更高權力懷有強烈信心,且不把反習視為一件特別不得了的大事。這是江胡二主矛盾長期存在所形成的惡果。
 
當這些事件的爆發將政變密謀袒露在高層眼前的時候,習近平顯示出了一個政治家深藏不露卻又極為敏捷的身手,他不早不晚,趕在十八大即將召開的前夕,突然神隱,以退為進。不過,這也不表明習近平具有特別的政治能力,因為機會實在是太好,幾乎等同於天上掉餡餅,這些案件的調查充分揭示了老人政治造成的權力碎片化惡果,以及習近平正常接班後所面對的無法有任何作為,連人身安全都沒有足夠保證的危險,甚至可以說,權力碎片化已經直接危及中共統治。既然表面上看習近平進入常委做王儲並非自己特別追求的結果,那麽,他的以退為進也就顯得十分順理成章,甚至我以為,在那一刻習近平應該會有幾分真退的心理準備:如果不將這些圖謀危害自己的集團全部拿下,那麽,自己坐上總書記位置,就等於坐在了火山口上。
 
球被踢到了江澤民、胡錦濤腳下,江澤民未必不想繼續延續其政治影響,胡錦濤也許有過繼續擔任兩年軍委主席的打算,但他們的利益都必須依賴於中國共產黨內部最基本的合作,於是,拿下郭、徐、周、薄、令,結束老人政治這一決定,就在十八大召開前夕,匆匆忙忙地定下來了。
 
習近平不知不覺中擔了一場可能發生的政變的風險,卻在時間、事件巧合等諸多問題上,運氣好得一塌糊塗,至於他的密友王岐山的中紀委書記職務是早就定下來,還是習近平爭取的結果,在當時倒不是一件特別重要和引人註目的事,畢竟,在黨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哪個中紀委書記在政治生活中起過特別重要的作用(陳雲例外,但他的權威不是來自於這個職務,且他的主要作為也不在紀檢領域)。
 
掌握了政治主動權之後,盡管仍然沒有自己的權力班底,但有實力的幫派已經借助於江胡的共同決策,被掃清了。習近平、王岐山只要有勇氣走下去,已經是無人可以挑戰的,中共統治的特點是其強力統治不僅讓民眾處於原子化狀態,也讓一般官員處在這一狀態,唯有“帝王”的絕對親信可以稍有例外地形成自己的勢力,而習近平已經迫使江胡主動配合清洗了自己的部分親信,他已經是一股獨大,無敵於天下。另外需要提及的一點是,經歷過文革的習近平和王岐山,在權鬥中,一旦看準時機,並不缺乏必要的勇氣,這部分來自當年武鬥的經驗,至少是對武鬥的切身觀察和感受。
 
 
反腐是每一屆領導都要做的事,但都不成氣候,無疾而終。習近平原本只是中共權力族譜的一個旁支,在江胡二人之下,他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勢力,他當上總書記,但環顧四周,仍然有太多太多那五人(也許不止五人)的余黨,這是讓人席不安寢的。今天,當我們看清了自2012年以來的權力鬥爭脈絡,我們才明白為什麽習近平一上臺就要大力“反腐”。首先是他不得不“反腐”:當時立足未穩,對政敵的清肅若以權鬥的真實名義展開會遇到難以預料的風險,“反腐”則可以麻痹將被清肅的官員,使其存有僥幸心理;其次,他也有條件反腐,因為上述五人被廢後,他已成最強政治人物,而這些人暴露的觸目驚心的腐敗問題使得江胡不方便阻止;另外,清洗以反腐的名義進行,是對民間最簡單的交代,也是保持權力對民眾封閉的必要手段。
 
即使如此,習近平還是選擇了利用民間的支持來對可能的上層阻力施加壓力。應該說,在這個時候,習近平巧妙地借助了民間的力量,其中的主要做法是通過媒體向公眾披露腐敗官員的腐敗信息,記得有一段時間,中國只有一個叫“周元根”的人,而沒有了周永康,而政協發言人呂新華的一句“你懂的”則反映了習近平所面對的復雜局面及其小心翼翼的步步驚心。
 
在利用媒體向高層大佬以及官僚階層施加壓力這一點上,習近平借用了當年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手法。同時我也應該說明,我不認為習近平的反腐完全等同於權鬥。權鬥是其反腐的主要動因和目的,但在官員普遍腐敗的現狀下,將一般官員的腐敗與上述五人余黨的腐敗行為完全割裂開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樣做,那麽反腐的這個招牌就會連一般民眾都無法說服,要爭取劉源這樣的紅二代支持(或者說在這一目前為止僅存的一股較強勢政治勢力壓力之下),更不得不進行一定程度上的認真的反腐。況且,無論習近平還是王岐山,浸淫官場多年,自身相對清廉(只是相對),對於中國無官不腐的現狀肯定也有切膚之痛,
 
於是,原本主要因權力鬥爭而起的反腐運動,就把帝王、官僚、民間的三者關系推到一個與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比較類似的情形之下。
 
目前看來,習近平的反腐不太可能收手,原因我將在後面談及。毛澤東反動文革的時候,和習近平一樣,也是既有權鬥的需要(打倒劉少奇),又有約束官僚權力防止權力腐化的目的。同樣是借助了民間的力量,但毛澤東在文革開始的階段,由於對其絕對權威的自信,對民間力量放手尺度過大,一度造成混亂局面,而學界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則揭示出文革中民間力量借助毛澤東威望獨立成長的一面,習近平顯然對此是有警覺的,何況他也不具備毛澤東那種收放自如的能力,所以他不會給民間太大的空間,相反,從一開始他就對此保持了足夠的警覺。
 
今天的情況顯然與毛澤東時代不同,當時,毛澤東憑其開國之功,借助於大規模威脅生命的清洗,更重要的是長期的信息封鎖,掌控民間的能力是相當強的,而今天的情況則是統治集團與民間的矛盾是自六四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習近平絕對不會為了對付官僚階層而允許民間社會形成壯大的異己力量,更何況強勢如毛澤東,也在武漢七二零事件,尤其是清華武鬥事件之後,放緩了文革的步伐,逐漸向官僚階層妥協。
 
因此,習近平的反腐不可能是徹底的,無論從現代社會的權力制衡原理,還是從中國歷史的經驗來看,這都是顯而易見的事,無需多費筆墨。
 
 
 
毛澤東的權力來源與習近平不同。我們可以說,在毛澤東成為中共最高領導的這一過程,即1935年至1941年左右這段時間,他的主要精力也是用於內鬥,鬥張國燾、王明、周恩來、張聞天,最後在延安整風之後才形成了紅太陽升起的局面,但與習近平不同的是,毛澤東有秋收起義的歷史,有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資本,有帶領紅軍走出困境發展壯大的功績,站在中共的角度看,毛澤東不僅是內鬥高手,也是外鬥的高手,他的絕對權威首先靠形成自己的鐵桿支持力量(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試圖這麽做但沒有成功),也有壯大共產黨力量的切切實實的“政績”。對於活下來的中共革命的追隨者來說,他們對毛澤東的服從既有對其權威的懼怕,也有對其功績的發自內心的敬佩。但習近平作為一個在政壇上順利成長的紅二代,並不具備毛澤東那樣的輝煌歷史和突出能力。
 
在中共官方媒體對習近平的造神運動中,關於習近平的歷史部分,也實在沒有能夠拿得出手的東西,因為習近平的從政特點就是不出頭也不犯錯,於是,連二十年前翻過一次山慰問山民也成了大書特書的功績,至於在河北當縣委書記期間發展了當地經濟等,也只是微不足道也無據可靠的小事,更重要的是,在習近平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後,與俄羅斯簽訂高價石油天然氣合同、憑空拉升股市造成股市暴跌,發改委宣布停止原油定價機制、國際大撒幣等等,都顯示出與習近平高超的權力鬥爭手腕所不相稱的治國能力欠缺,在當今信息傳播條件下,可以說,三年多過後,各界對習近平上臺之初抱有的期待,基本上被糟糕的經濟狀況和習近平過多口號的提出又旋即落空的事實消磨殆盡,不滿的聲音迅速增加。尤其是,他在官僚階層中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敬佩和忠誠,除了部分既得利益受損以外,還因為與一般民眾相比,官僚階層作為社會精英,更具獲取信息和理性計算政治利益的能力,這是一個被三十年權貴經濟寵壞了的階層,卻也不是一個在政治上只有保守傾向的階層,作為個體,這個階層的成員對於政治問題的思考並不少於一般民眾,視野更為開闊,不乏能力突出者,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其中相當一部分成員了解現代政治知識。可以說,他們既會對習近平的能力產生“非議”,也對自己利益受損的狀況心懷怨恨。
 
權鬥、權力主導的反腐,以及難以克服的形式主義,已造成官僚階層普遍的謹慎和消極無為,從個體來說,這是一種自保的策略,從整體來說,卻是一種對習近平權力的消極反抗。久而久之,會給習近平造成一種類似毛澤東都曾有過的感覺,就是自己說話沒有人聽,官僚們只一味應付。這是習近平上臺以後造成的一個值得註意的變化,自六四以來,官僚階層對上層權力的配合實際上是以上層對官僚階層貪腐的默許為交換條件的,習近平部分地破壞了這個心照不宣的約定。可以說,以紅二代為代表的最高層與官僚階層整體的關系在產生一些微妙的變化,官僚階層作為趙家自己人的身份認同在弱化。
 
西方社會有一種假設:隨著專制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其追求自由的力量也會趨於增長。但有時候事實卻不能證明這一假設,相反,可以看到專制者可以利用經濟實力的提高來吸收社會精英進入既得利益階層,從而有效地化解他們對政權的威脅。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的情況似乎正是這樣,我們看到,盡管精簡機構的呼聲每過幾年就會大大吸引公眾的眼球,但中國政府和事業單位的人員一直呈現擴充狀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不在編人員的“臨時工”身份存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之下,這會成為政府難以承受的負擔,一旦其中某些人的飯碗受到威脅,可能會把抱怨集中在習近平身上。
 
與他在政治上的好運氣比,習近平的經濟上的運氣實在可以說是很壞,江胡時代長期積累的經濟弊病顯現,經濟危機已經開始,而擅長於“政治”的習近平看來恰恰並不擅長於經濟。
 
四,
 
習近平上臺以來,為了樹立自己的強人形象,大力強化意識形態控制,左轉趨勢明顯,被人們稱為“打倒了薄熙來以後的薄熙來”,使左派力量受到鼓舞,但這樣的態度也同時綁架了習近平,毛澤東式的左派在中國歷來代表了政治正確,他們不像自由派提出一些口號而輕易受到懲罰,而這一群體在中國是最不具備思考能力和現實理性的力量,往往會不顧實際地唱高調,所以鄧小平深有體會地說,在中國要反右,但更重要的是反左,即使站在中共的利益角度,從中共歷史來看,左的危害也一直是遠大於右派,當今的左派對馬克思主義基本教義已無興趣,主要的鬥爭目標是整個的西方社會理念,同時還有信息不充分條件下的愛國主義情緒,這就使習近平在涉及與鄰國領土,以及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上采取越來越危險的舉動,即使如此,也無法滿足這些左派的欲望。
 
習近平時代的意識形態左轉,將使他在國際交往中越來越失去國家社會的信任和耐心,與此同時,中國是一個經歷過1976,1989,1992年重大事件的國家,在習近平上臺之前,盡管不會公開承認,但即使在中共高層,也大體默認西方的方向是中國的未來,只是鑒於“中國國情”的特殊,中國的民主進程不能激進,要漸進而已,現在習近平基本上是通過對“三個自信”理論的張揚,把這些原有的私下認知給否定了,但又沒指出“三個自信”究竟自信在哪裏,等於是以純粹政治強力命令中國人停止政治思考,代之以周小平式的弱智的喧嘩和鼓噪,這實際上是在低估中國人的智商,中國雖然一直處在專制統治之下,但1976年之後,中國畢竟有過一段思想解放的歷史,有過對個人崇拜的公開的大規模批判,目前身處中國處級以上的官員,大都不會忘記這段反對個人崇拜的思想政治教育。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在經濟決策能力的短板,加上李克強永遠不可能被習近平視為自己人,只能小心翼翼地做一個弱勢宰相,會讓中國原本已經存在的深層經濟問題無法得到解決,經濟危機已經開始爆發,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媒體不停地發起造神運動,但要民眾和官僚階層形成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是不可能的,習近平身上從來就不具備,也不可能形成毛澤東那種可以被神化的天分資源和歷史條件,於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有了“不許妄議中央”的公開警告,足以顯示最高層連官僚階層都不夠信任了。因此,習近平時代的統治,可能只見習近平的“國王的人馬”在忙碌,而不會見到毛澤東時代領袖可以直接對普通民眾發出行動號召的局面,這樣一來,習近平時代的政治將永遠處在一個相當緊張的狀況,防範的對象甚至會從民間擴展到官僚階層。
 
而且,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通過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來實現的,從1941年左右開始,到1966年才達到了可以借此改變政治自然進程的力量,這中間需要毛澤東大量殺人,也需要官員的更新換代,無條件的崇拜基本上只存在於對毛澤東歷史無知的年輕人當中,而習近平即使有毛澤東的能力和個人魅力,也無法具備毛澤東那樣從容的時間資源。習主席不是毛主席。如果說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帶給中國的是一場悲劇,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則會是一場歷史的鬧劇。
 
 
與毛澤東時代更大的一個不同點,習近平面對一個發育中的民間社會。毛澤東通過軍事建國,最大的敵人蔣介石被趕到臺灣,威脅中共政權的階層基本上在開國之初的三年之內就通過大量殺人的方式予以解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扼殺了中國知識界的生機,那不是通過辯論或行政的手段,而是直接通過政治運動將活躍的知識分子徹底邊緣化甚至肉體消滅,加上當時傳媒手段的落後,毛澤東時代可以形成一個反智的人類逆流,可以說當時的國內完全不具備反對或勸諫毛澤東的成型的話語力量,同時,毛澤東通過計劃經濟和嚴格的戶籍管理等手段,形成了對全社會的無縫控制,這一做法的前提是無論能否吃飽,讓每個人有一個飯碗,除了特殊情況(如大躍進之後),既不會餓死,也吃不太飽。
 
鄧小平是一個經濟上的務實主義者,他在經濟領域解放了中國的活力,也使得管理中國社會的手段變得困難。通過多年的“改革”,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再依靠全民或集體所有制來養活,人口流動頻繁,與此同時,信息供應一反毛澤東時代的極度緊缺而變為部分過剩,在這種情況下,既無法通過對民眾流動的約束,也無法通過對心理流動的約束來保持專制政治所需要的安全感。也就是說,習近平的吹鼓手無論怎麽努力地造神,將習近平等同於毛澤東來進行吹捧,也只能是紙面上的形式主義,對一般民眾來說,基本上不具意義。人們要獨立生活,獨立養活自己,就必須學會獨立思考,這是與毛澤東時代集體生活所完全不同的環境所致。
 
同時,盡管習近平采取了比江胡時代更為嚴厲的手段壓制政治異議力量,甚至廣泛動用文革結束後中共已有共識不再采取的株連手段(其實一直沒有杜絕),但我們看到,對異議力量的打壓一直無法取得毛澤東時代的效果,中國的公民力量在三十年中夾縫中已經得到初步發育,而政治異議力量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即使是在嚴厲鎮壓維權律師的活動之後,仍然有一波又一波的維權律師出來發聲,盡管人數已經減少,但在現代信息傳播條件下,無法杜絕就意味著失敗,因為它塑造了一種可以被社會感知的英雄模式,更重要的是,法治進程的遲滯造成的法治落後在民間造成大量的侵權事件而無法得到解決,類似E租寶、泛亞事件這樣的經濟炸彈不時爆發,為訪民團體源源不斷地輸送力量,只要有訪民隊伍的大量存在,中國的異議力量就不可能被消除。這是普適價值傳播和生根的土壤。
 
六四以後,中共在統治危機的壓力之下,采取了不顧一切發展經濟的做法,為中國帶來了二十年的經濟繁榮,但權貴經濟已經耗盡了它的潛力,不從政治上入手進行改革,經濟改革已無空間,現在經濟下滑的趨勢已經清清楚楚展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一直被中共采取收買政策進行懷柔的受教育群體中可能重新爆發對抗體制的力量,由於中國高等教育的大躍進和產業升級的失敗,社會上升渠道狹窄,目前年輕受教育群體已經成為中國生活壓力最大,甚至最具失業風險的群體之一,有這些人在,有互聯網空間在,就不可能形成毛澤東時代那種鴉雀無聲的狀況。
 
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之初,中國長期內戰造成極度貧困,人們可以為了和平忍受經濟上的困難,而貧窮在當時甚至被標榜為政治上的光榮,所以,毛澤東時代,民眾生活的貧窮不是威脅權力的主要問題,但習近平接手的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是江胡“盛世繁華”後的中國,盡管今天中國的經濟問題不能完全歸罪於習近平本人,但全民赤裸裸奔向財富的夢想卻可能中斷在習近平時代,何況貧窮不再是政治光榮,而是受人歧視的屈辱,所以,如果經濟上出現嚴重問題,民間和官僚階層都可能將這一責任歸罪於習近平和他的“第二次毛澤東時代”,而毛澤東對中國人來說,意味著貧窮。
 
 
習近平面對的問題,不過是江胡所面對的問題的升級版:政治體制的落後,法治的缺失,官僚腐敗,民怨四起,這些,習近平都很難在現有政治框架內解決。我之所以說習近平的反腐無法停止,是因為他的個人崇拜不會起到真正的作用,他需要繼續靠反腐換上自己人馬,同時,這是他上臺以來唯一被較為廣泛認可的政績,除去這一政績,無論就其個人能力,還是中共越來越越狹窄的政治空間限制,他都很難有其它作為。但這一切入點顯示了習近平的高明,卻也給中國社會原本就不穩定的三角關系造成更大變數。
 
在整個的江胡時代,帝王(最高通知階層)與官僚階層的利益基本一致,帝王大致默認官僚階層的貪腐(不要太過分,不要太張揚),民眾在官僚體系的壓制之下,政治上毫無地位可言,但經濟發展的紅利可以適當分享,因此,享樂主義和政治冷漠是這一時期的特點。習近平的破局盡管是迫不得已且小心翼翼,卻激起了民間的一些幻想,民眾向官僚階層的貪腐和不作為等問題發難的頻率大大提高,也就是說對帝王名正言順地提出了更多要求,但帝王的反腐是有限度的,帝王無法憑一人之力或一個可以信任的團隊的力量來清楚腐敗,而且那樣做對政權來說也是極大的風險,所以,帝王無法滿足民間的要求,加上中國經濟的好時候已經成為過去,最後民眾對習近平的期望可能會變為更大的失望。
 
對官僚階層來說,盡管也很清楚反腐是有限度的,但畢竟反腐早已突破“入局不殺,入常不辦,副職、臨時工代人受過”的慣例,彩票雖然不夠多,但隨便落到誰的頭上那就是天大的“中彩”,習近平身上的反腐標簽使他與一般官僚階層的關系將長期處在互不信任狀態,
 
盡管習近平的反腐引起一些叫好的聲音,但我們客觀地說,在一個缺少民主、科學和人權觀念之下運作的政府,很難說腐敗與官員的消極無為哪一個對普通民眾的危害更大,如果官員普遍收斂了腐敗的膽量,卻更多地消極無為,那麽,民眾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更為糟糕的情況,因為以前可以通過行賄辦成的事,現在更難辦成或者需要花費更大成本才可以辦成(因為官員們受賄的風險也在增加),民眾對官員腐敗的痛恨,可能會轉變為對官僚主義的痛恨,猶如改革開放之前的那個時期。
 
於是我們會發現,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帝王、官僚、民間的互信進一步降低,而相互的防範和指責會越來越多,表面上看,最高層的權力碎片化問題得到解決,社會的碎片化程度卻會越來越高,社會共識的形成將變得更為艱難。
 
如果說有什麽力量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習近平上臺以來的左轉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小小插曲,很難持久,最終在各種壓力之下,不能排除習近平本人也有可能對其微調,即使習近平左傾到底,也唯有中國本土的溫和的自由主義可以為中國帶來真正的前景。一個面臨嚴重經濟危機的碎片化的社會,不可能靠權力得到彌合,而權力維持這種碎片化社會穩定的成本遠大於解決權力碎片化的成本,甚至可以說是幾乎不可能的,只有理念和思想的力量才是解決問題的鑰匙。放眼中國,無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多麽聲勢浩大,那基本只是在浪費傳媒資源,愛國主義旗幟下被微調而得到默許的毛左和民粹主義不僅違背中國當代史的真實記憶現時也缺少真實可行的目標,仍然是唯有自由主義理念,也就是普適價值具有真正的邏輯自洽和後續生命力,這是淺薄的專制吹鼓手和民間義和團永遠無法比擬的,我們看到,在習近平政治高壓之下,中國的自由主義並沒有被打倒,因為自由的力量不止體現在那些入獄者身上,同樣也附著在每一個需要權利保障的升鬥小民身上,在一個高度碎片化的社會中,專制的加強必定帶來經濟活力的喪失和民眾生活質量的下降,這就是對民間的動員號令,在這個互聯網時代,自由主義理念的傳播將變得越來越能夠被接受。作為一個非暴力抗爭的倡導者,我仍然認為,我們必須堅信對自由的信念,同時要更切實地研究中國問題,以務實和溫和的態度爭取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我們不與專制者比賽蠻橫和狂亂,我們與他們比賽耐心和容量,比賽我們信仰和理性的力量。毛澤東時代,這樣的努力可能只是孤獨的自我犧牲,但在習近平時代,我相信專制者的“三個自信”絕對不會比我們對自由價值的一個自信更由自信的本錢。
 
2016年2月6日初稿
2016年2月15日定稿
美國華盛頓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