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佈份子恨不得建更高的隔離牆」 |鍾碩殷

「恐佈份子恨不得建更高的隔離牆」 |鍾碩殷

2016年2月5日(星期五)

週三(2月3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一次以總統身份到訪美國國內一所位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穆斯林社區的清真寺和學校,並發言支持和平的穆斯林,捍衛宗教平等,不點名評擊和反駁近日共和黨(尤其是其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種族和宗教歧視的言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奧巴馬說:「...an attack on one faith is an attack on all our faiths… When any religious group is targeted, we all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peak up.」

不知奧巴馬的一番言論,又會否被本土右翼定性為「蘇聯式文宣」了(有關何謂「蘇聯式文宣」,請參考《盧斯達:今晚,我在網上目擊了楊政賢一篇蘇聯式文宣》一文,雖然看完也未必會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土右翼才是「蘇聯式文宣」的專家。縱觀香港的本土右翼論述,大致師承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主義有不同種類,例如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文化民族主義 (cultural nationalism) 和公民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又稱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美國加洲大學洛杉機分校 (UCLA) 社會學家Rogers Brubaker於2004年出版的《Ethnicity without Groups》一書中形容,民族主義的特色是「深層的自相矛盾」(deep ambivalence) 和「強烈的模棱兩可」(intractable ambiguity)。其內容空洞、思路混亂,承如區龍宇老師2月2日於《立場新聞》撰文說:「『本土優先』的蠱惑性,正在於含糊,在於除了標籤,還是標籤。」雖然未必所有人都認同區老師的描述,但本土右翼論述的核心,是強調區分你我的不同,是一套必然不斷製造他者的工具。

本來,敵我區分在一場戰爭上是有著無比的戰略重要性。但分類的界定原則如何定、定出的類別之間有甚麼關係,卻是左、右翼之間最大的爭拗點。如果分類的界定原則是一堆由本土右翼論述者(們)自行定出、含糊不清的族群定義,崇尚「公民價值優先」的左翼絕不能接受,因為含糊不清的族群定義,帶來的結果只會是令到一些本來屬於同一價值陣營的人被隔離(例給有公民意識的內地人),而一些本來不是同一價值陣營的人卻被包括成同路人 ── 例如我絕對不會稱動粗的那位香港學生為「自己人」(見《昨晚,我在港大介入了一場種族仇恨》)。至於「定出的類別之間有甚麼關係」的意思,就是例如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普遍來說內地人公民意識比較薄弱,論公民意識香港人比內地人優勝,那又是否代表香港人可以因此而歧視內地人呢?公民意識強的香港人,既然自詡公民意識強,引以為傲,不是更應該以公民教育教化和提升內地人的公民意識,以身作則反對歧視、身體力行盡公民責任嗎?

說起強調區分,我想起去年12月彭博商業周刊一篇討論ISIS、題為《法國不應帶頭走向隔離》的文章,作者Peter Coy寫道:「可悲的是,隔離牆傷害的更多是那些循規蹈矩的守法者,而不是那些總會找到辦法翻越或繞過隔離牆的恐佈份子。更糟糕的是,僅僅是因為可能有恐佈份子藏身其中,就將整個群族與國家孤立起來,這種做法可能適得其反,反而會激發更多隔離牆原本要防範的仇恨。恐佈主義之所以如此殘暴,也正由於此: 就如同自身免疫系統疾病一般,這會導致文明社會出現自暴自棄的行為方式。」文章又引述加洲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研究恐佈主義經濟學的專家伯曼(Eli Berman) 表示:「恐佈份子恨不得建更高的隔離牆」,直言恐佈份子的目的就是要在主流社會之間製造距離。另一名學者、加洲洲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的政治學家納薩爾補充:「希望──而非隔絕──才是保護人們免受恐佈主義傷害的最佳屏障。」面對中共的恐佈主義,香港人又是否要如本土右翼主義者鼓吹,興建更多心理上(甚至是實質上)的「隔離牆」呢?

奧巴馬的一番話令我想到,宗教如是,種族亦然。今天,本土右翼攻擊他們口中的「野蠻民族」;他朝,本土右翼亦可以肆意散播恐懼,任意歸納和攻擊任何族群,甚至是任何人。他們最終被恐懼征服,變成自己初初口中的那個「野蠻民族」。政權有優劣之分,但種族本無高低之別,這是簡單不過的事實和邏輯。為某些香港人的劣行感到痛心,不代表認同其他某些內地人不文明行為或過火言論;痛哭,是因為認為香港人本身不應這樣,是因為有人在強調區分、散播隔絕,令香港人失去「免受恐佈主義傷害的最佳屏障」。所以,我撐已speak up的楊政賢,也希望更多香港人能成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奉行「公民價值優先」的精神,為社會中任何的弱勢speak up,矛頭對準強權。

鍾碩殷 Jeffrey

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國際政治經濟學碩士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