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轉型路徑圖

中國民主轉型路徑圖

比較政治轉型理論認為,決定民主的轉型條件不是宏觀經濟、社會、文化、歷史和國際因素,而是政治參與者對民主的偏好和政治行動的互動。發生在自由化之後的民主轉型通常經歷三個階段:大規模政治風潮撕裂統治集團,改革派與民間理性派良性互動,打開政體;各派舉行圓桌會議制定憲法;選舉產生新的民主政府。中國痛失第三波民主化機遇的原因是統治集團暴力維穩和民間運動自我設限取消對抗行動。當底層抗爭導致維穩成本飆升、暴政難以為繼,中國再度面臨政治轉型機遇。中國民間運動應當支持、參與和引領民眾反抗鬥爭,促發大規模政治風潮;同時做好與統治集團分化出的改革派良性互動,舉行各界圓桌會議,實現民主化取向的政體和平開放轉型。

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中國政治轉型路徑圖。這個問題本來並不複雜,但在中國圈子中卻激烈爭論,看法很混亂。混亂的根源在於我們對人類政治經驗和科學缺乏起碼的知識。我們都在討論中國未來轉型,但是幾乎所有的討論,除王天成的研究外,都是談自己的意見或願望,不是科學的預見。什麼革命與改良,什麼暴力與和平,什麼法治與動亂,什麼民粹與精英,好像一場民主取向的政治變革可以隨心所欲。人類已經發生一百多場民主轉型,中華文化圈中也有過幾次成功或不成功的民主革命。我們應當對這些經驗有基本的了解,再預測未來,定位自己的角色,制定自己的行動策略。今天,我想基於人類已有的轉型經驗提出一個模式,討論其在中國應用的細節,然後討論我們應有的定位與行動策略。

民主轉型的條件

民主轉型是怎樣發生的?尽管人類社會意識到民主政體存在已有近兩千年歷史,但真正思考這個問題是近300年的事情。

啟蒙時代的學者在自然法的語境中討論認為,只要人們認識到民主政體的合理性和自然性,就會接受這個政體。馬克思則認為,民主政體的建立是一定的利益需要和鬥爭的結果,雖然這種利益結構的產生是生產力的必然結果。

啟蒙學者的認識在現實中遇到挫折。19世紀後期建立的憲政政體和民主政體,在20世紀被顛覆。人類兩次世界大戰後反思這個問題恰逢科學主義在社會研究和人文研究中興起,人們開始追問導致民主建立和顛覆的條件是什麼。根據科學方法,自稱為政治科學家的人們試圖通過對已有民主轉型的比較分析,尋找那些影響因變量民主化的自變量。被提出的這些宏觀條件包括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結構、轉型期的社會力量間動態關係、文化與政治文化、歷史遺產及國際條件。

當科學主義在政治研究中如日中天之際,20世紀70年代一位政治學者羅斯托提出應當區分民主轉型成功的條件與民主轉型啟動的條件。民主轉型成功的條件是那些剛列舉出的宏觀因素,但民主轉型的啟動條件不是,他認為這些啟動轉型的動力因素是政治參與者的願望和他們參與行動之間的互動。就在羅斯托提出這一開創新研究的觀點不久,南歐和南美開始一系列民主轉型。這些轉型印證了羅斯托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批出身南歐和南美的政治學者在美國對這些轉型進行了系統研究,從各個角度完善了有關轉型的啟動理論。轉型發生不是宏觀因素決定的,而是參與者的選擇以及他們選擇的行動間的互動決定的。那時已經興起的博弈論為研究和表述轉型啟動提供了新的方法。普沃斯基在他的總結性研究中提出,那些曾被認為是決定民主轉型的宏觀因素只是影響轉型的概率的因素,這些影響轉型的因素對於預測某個民主轉型是否發生及成敗沒有決定性的意義。80年代後期,民主轉型迅速席捲亞洲、前蘇聯和東歐及非洲,被稱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頓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波》書中系統地討論這些轉型的方方面面,轉型在所有文化和經濟發展水準中都發生了。

民主轉型的動態過程

根據新興的轉型理論,民主轉型是在微觀層面上政治參與者之間的行動互動造成的。一般有兩個階段: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化是統治者啟動的。統治者出於不同的動機,鬆動言論控制,重新評價歷史事件,釋放政治犯,並主導公開討論一些政治問題。自由化導致參與熱情高漲,被壓制的多元意見開始表達,人們並不侷限於統治者的期望僅僅討論政策問題,而且對人事提出看法。然後,又以更大規模和更直接的行動,要求變革政體。政治轉型進入民主化階段。民主化中,面對民眾壓力的統治集團開始分化,一些保守和強硬的政治勢力想鎮壓新興力量及其訴求,而另一些開明和進步力量則反對鎮壓並想通過制度改革來正面回應民眾要求。另一方面,民間力量內部也激烈爭論,是正面回應統治集團中改革派的姿態,並與統治集團改革派良性互動,推動政體進一步開放和轉型,還是拒絕合作,徹底推翻專制統治,並追究過去暴政治理的罪責。在執政者改革派與民間反對運動的溫和理性派良性互動,將朝野陣營中的激進派邊緣化後,民主轉型將是一個和平開放過程。但如果朝野都被鷹派主導,就成為政府與民眾的對決。結果或者是鎮壓,或者是革命建立新的民主政權,或者是混亂和內戰。

在這個轉型理論中,轉型的時機一般發生在統治集團的合法性削弱甚至出現危機的時候。兩種情況很普遍。一是治理出現重大失誤。最普遍的情形是經濟危機和戰敗。此時人們更容易憤怒地認為,現有統治集團及其政策和體制不再能解決問題,還會追究他們上台和形成時期的種種不道德問題。統治集團內部也圍繞誰承擔責任和怎樣解決問題發生分歧。二是最高權力繼承關頭。原有核心政治強人死亡,圍繞誰繼位各派大打出手,相互揭底,甚至動員民意支持。轉型不大會發生在風調雨順、政通人和的時候,不太可能是居安思危或有心向善的開創歷史的舉措。當然,也有少數案例是,執政者權力穩定,想獲得國內外更好評價,擺出開明姿態的姿態。

新轉型理論在解釋轉型參與者動機採取的理論與現代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一樣,是馬基雅維利模式。政治參與者大都不是追求美好高尚的理念,而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但這種追求是理性的。當代社會科學使用偏好一詞解釋動機。任何高尚理念背後或其基礎都有利益因素;任何赤裸裸的利益也都需要觀念界定其正當性。偏好一詞綜合利益與觀念。轉型動機主要是參與者在主觀偏好支配下根據情勢及對其他參與者行動評估後做出的理性選擇。民主不過是爭權奪利的規則,政治家爭權,老百姓奪利,民主提供了對所有參與者而言更公正的機會,因此會有最多的支持者。

自由化的過程因為起點和制約條件多樣而各國的情況複雜不一。但民主化的演進過程則有規律性特點。一般是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大規模政治風潮要求政體變革。啟動風潮的可以是政治事件,也可以是非政治事件隨著統治者應對失誤轉為政治事件。政治風潮撕裂統治集團,開明派或改革派站出來與政治風潮中的民間運動領袖互動。當統治集團改革派占上風宣布政改或者軍隊承諾不參與鎮壓時,第一階段就結束。第二階段是各派圓桌會議制憲。這些派别有執掌實權的執政集團內部的改革派,有原有反對運動中被迫害的象徵性人物和當下政治風潮中的新興領袖,有制度化組織的領導和民間意見領袖,有享有聲望的專業人士,還可能有國際組織和力量的代表和專家。圓桌會議設計新的憲政結構、安排大選、制定新舊體制過渡方案和權力交接程序。第三階段是產生新政府。主要是開放黨派登記,舉行大選,新政府就職。在三個階段中,最難的不是啟動轉型,而是圓桌會議。如果各派不能就國家憲政結構達成共識協議,就會長期政局不穩,衝突不斷,甚至政權解體,國家陷入內戰。圓桌會議,就是執政集團內部的改革派與民間反對運動中的理性建設派良性互動,將雙方陣營中的激進派邊緣化。

新轉型理論出現後迅速成為美國比較政治學的主流學派。但這個學派的一些觀點也一直受到質疑和檢驗。其中最重要的批評是過分強調轉型中菁英的決定性作用和非暴力理性的條件。南非的事例表明,草根工人運動及暴力行動策略在政體轉型中作用重大。而草根民眾在大規模政治風潮的作用更是決定性的。儘管第三波民主化中轉型普遍是和平的,民間領袖堅守非暴力行動原則,但在不少轉型中,底層民眾以暴力回擊威懾暴力鎮壓,對削弱保守派、動員社會同情、分化統治集團、抵制強硬派鎮壓起到重大作用。阿拉伯之春中的民眾暴力抗暴與第一、二兩波民主化的暴力革命都表明,轉型進程中不捲入暴力因素還遠不是普遍規則。

中國人的理解誤區

比較人類有關政治轉型的經驗和智慧,中國人的理解中有如下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轉型的條件。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強大的中產階層、發達的公民社會、高水平的文化教育、適宜的公民文化,既不是轉型發生和成敗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如前所述,這些指標確實在比較分析中對轉型有影響。但這只是概率性影響,不是決定性因果關係。這表明,我們無法根據這些標準預測或指導一個特定國家是否轉型。在全球化進程中,由於有國際影響和跨國示範作用,這些宏觀因素對民主化的影響在降低。此外,這些指標僅僅對轉型質量有概率影響,對於轉型是否發生,沒有影響。決定轉型的發生是政治力量的意願及相互間互動。

第二個誤區是健康轉型是漸進的可控有序進程。這種觀點的問題是,將一個國家的長期歷史演進進程與政治體制轉型期混為一談。每個國家當然都有一部政治史,每部政治史都是一個長期的演進進程。但是,轉型期特指的是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時間段。雖然這段時間的政治是此前的政治的結果,但此前政治並不決定轉型期的政治。根據經驗概括的轉型理論,自由化時期是一個可長可短的時期,但自由化一旦進入民主化,進程一般會很快。轉型期是一個劇烈變革的時期。不論我們個人如何偏愛,政治轉型中專制統治者交權給人民的決定是在政治衝突和壓力下做出的,是通過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政治事件實現的。這是因為民主化不是開明專制的自我完善,而是最高權力的重新建構與轉移,這裡不是一個權力中心說了算而作出決策,更不會是一個長期的計劃指導的過程,而是新舊勢力間在一個無序的衝突和較量後達成的協議。就轉型是最高權力易手的劇烈變革而言,轉型是革命,不會是改良。

第三個誤區是民主轉型的動力被區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民主轉型一定是在下面的壓力下實現的,但高層分裂出改革派集團積極回應民間壓力是和平轉型的條件。應當看到,不是所有的政治變革都是民主轉型。一些開明專制的自我改善常常被誤認為是民主轉型。其實,這類自我改善可以理解為善政改革,但只要最高權力的基礎不是由專制轉為民選的政治轉型,都不是民主轉型。將最高權力由專制統治者交給人民,從來不會是統治者發自善意的簡單自願的權力交出,而是在鬥爭壓力下不得已的舉措。雖然民主化是下面的壓力結果,但統治集團的行動策略選擇會對轉型的結局和代價有重大影響。統治集團主流拒絕變革,不僅加大代價,而且會使得轉型結局不確定。劇烈衝突的結果可能是政局長期混亂甚至內戰。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變化不被認為是轉型。

第四個誤區是朝野良性互動。朝野良性互動的一個通常表述是,與其它博弈相似,政治博弈中的朝野互動常常是囚犯困境,合作則雙贏,而衝突則雙輸。由此,一些民間意見領袖和學者呼籲民間力量應當一貫秉承善意,以統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爭取說服統治者,實施民主變革。他們理解這個過程是良性互動。這種思路的問題可以由博弈論對囚犯困境的分析揭示。雖然合作雙贏和衝突雙輸的博弈論分析的最後結論是朝野合作,但博弈論在如何實現合作局面的行動策略上與中國民間菁英理解的良性互動有很大不同。囚犯困境揭示:如果一方不合作而另一方合作,導致的結局不是不合作轉為合作從而雙贏,而是不合作一方對合作一方得寸進尺、變本加厲地壓榨,從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只有在對方不合作你也採取衝突的行動策略時,才會逼迫對方轉為合作。換句話說,合作雙贏的局面是以不合作雙輸的過程逼出來的。有人可能會問:如果衝突肯定是民間失敗因此民間沒有實力逼迫統治者讓步怎麼辦?其實,不合作導致統治者的治理成本增加,就會迫使他們改革,而不必有實力推翻他們的可能。因為他們比較繼續壓迫和改革政治的成本後,會理性地選擇改革,這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選擇。因此,民間運動應當採取的行動策略是胡平先生在總結89民運所說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當統治集團堅持鎮壓時,民間採取不合作的反抗策略,加大治理成本,逼迫統治集團理性選擇讓步和合作;一旦統治集團決定合作讓步,民間應當善意積極回應統治集團的舉措,實現良性互動。政治轉型中的良性互動,很少是統治集團在民間說服下改革與民間學者的良性互動,而更可能是統治集團在政治風潮的壓力下與政治風潮所認同的領袖間的互動。

最後一個誤區是非暴力的謎思。中國民間運動在80年代開始堅持非暴力原則。「六四」屠殺激起的義憤一度導致民間有暴力推翻暴政的呼聲,但隨後對89民運的反思產生更保守的行動策略共識。「非暴力原則」一度被解讀為民間運動不僅要對自己使用暴力進行限制、而且要保證自己的行動不招致統治集團的暴力鎮壓。這樣的原則事實上導致民間運動把行動策略的底線設定為不激怒統治集團。其實,在政治學中,非暴力既不是對成功轉型的經驗概括,也不是對民間運動的建議。因為政治學者清楚,國家的概念就是在一個地理區域內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一組機構化設施;法律沒有暴力強制實施作為後盾就不是法律。民主化不過是將國家暴力的來源由專制者轉為人民授權。在暴力機器易手的過程中,不僅出現局部暴力難免,而且大規模暴力衝突出現及慘烈後果,是對統治集團濫用暴力鎮壓的有效制約,是統治集團理性決策和平讓渡權力的必要威懾。當然,民間運動應當盡可能堅守非暴力原則,因為民主政治是通過合理公開競爭的程序和平討論和解決分歧的政治,而不是在惡性衝突中不擇手段地戰勝甚至消滅政敵的政治。

中國民主轉型路徑圖

根據政治轉型的理論,我們可以對中國民主轉型的問題、路徑圖和民間運動行動策略提出一些合理的看法和建議。

中國1989年民主運動失敗並不是因為運動採取激進行動策略,主要是統治者選擇暴力鎮壓。第三波民主化的其他國家的行動方式的非理性和訴求激進都超過中國89民運。但他們的統治者在面臨政治風潮時寧願交權也不鎮壓,導致和平開放轉型。在其他國家開國者暴力鎮壓的情況下,民主運動一般也都會失敗。當然,民間運動也不是沒有責任。當統治集團中有領袖善意回應民間訴求時,學生善意回應姿態不夠。因此,中國痛失第三波民主化機會的原因是鄧小平暴力扼殺民主化前景;沒有實現良性互動的主要責任是鄧小平。

中國在90年代鄧小平病逝時也有過轉型機遇,治理失敗(大量工人下崗和腐敗不公蔓延引發民憤)和繼承關頭都出現了。但中國菁英普遍存在的保守心態使得中國沒有出現大規模政治風潮。統治集團憂心覆沒的同舟共濟心態,政治、經濟和文化菁英腐敗壟斷瓜分改革和發展紅利的做法,和民間反對運動領袖放棄街頭對抗行動、自我設限活動形式為理性善意發聲的行動策略,都導致統治集團平穩渡過危機和繼承關頭。然而,統治者並沒有因為民間運動的善意而善意回應,而是如博弈論中囚犯困境分析所預測,在民間運動自我設限後,統治集團認為暴力高壓維穩是有效方式,於是更加濫用暴力。最後,統治集團連合法維權都要鎮壓,不僅採取一般專業正規暴力形式鎮壓,甚至兼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和黑社會暴力方式鎮壓民間合法維權活動。在不受制約的統治集團更加肆虐濫用暴力的高度集權下,腐敗和不公發展迅速,激起草根民眾大規模反抗。這些反抗造成統治成本的急劇增加,給中共製造大量敵人。統治集團終於在近年開始反思暴力維穩方式的問題,提出改善治理模式的問題,思考政治改革化解危機的可能方式。

中國草根民眾激烈反抗,造就出新的政治發展前景的可能性空間和轉型機遇。這不僅逼迫統治集團整體思考轉換暴力高壓維穩的治理方式,而且給菁英造成普遍的危機意識,並產生巨大壓力撕裂了統治集團。政治改革是中國唯一出路再度成為朝野潛在共識。就目前情勢看,中國民主化的路徑圖將循人類政治民主化的一般模式。一個公共事件中執政者應對失策,激發大規模政治風潮,其壓力撕裂統治集團;統治集團中的改革派與民間運動良性互動,打開政治體制改革;各種政治力量通過圓桌會議過程,在交流、衝突、討價還價的談判中制定新的憲法;各種政治力量組黨,在公平選舉中和平競爭政治領導位置。

在這個路徑圖中,中國民間運動不應當繼續過去的不當行動策略,批評和拒絕摻雜著暴力和不理性行為的草根運動,而是應當修改過去將推動政治民主化侷限於室內討論、媒體、政治發言、法庭和院外游說等行動策略,採取各種方式走上街頭,參與、推動、發起和引領草根抗議活動,提升素質,將群體事件轉換為大規模政治風潮。當統治者中分化出改革派願意正面回應民間運動時,民間運動應當採取合作姿態,實現朝野良性互動,盡快召開圓桌會議,制定新的憲法,並組建新的政黨,投入選戰,讓憲法成為實際的政治運行機制,使得新體制運行不可逆轉。

最近幾年,我個人參與組建中國民主黨運動,就是依據上述理性分析人類政治智慧和經驗,根據中國具體政治情勢和轉型路徑圖,選擇的政治行動策略。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自成立起就號召舉行和平開放轉型的革命,堅定地支持中國民間抗議共產黨的腐敗暴政的各種形式活動,傳播理性對抗行動策略的思想和方式。我個人希望大家都加入這一歷史性事業。

在政治轉型的啟動關頭,中國未來不是簡單地對過去和現實分析進行趨勢外推的預測,而是把握機遇、通過行動創造現實。就此而言,預測中國未來的最合適人選,不是學者和專家,而是行動者,因為未來是他們的行動實現他們的理念。未來不是客觀預測出來的,而是主觀行動創造出來的!

註:上述文章是根據2012年10月6日在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理論年會上的發言修改,也是為胡趙基金會2012年年會出版的文集所寫的專文。感謝王書君先生的邀請和督促,這是這篇文章寫就的最大因素。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