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安門到自由廣場——曾建元訪吳仁華

從天安門到自由廣場——曾建元訪吳仁華

曾建元(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訪問學者)
吳仁華(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主辦:華人民主書院、中央廣播電臺《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
紀錄:《新大學政論》

曾建元:這裡是華人民主書院所主辦的《重返廣場》六四特展現場,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國立中正紀念堂的主殿大廳中央迴廊。我們這個節目是由中央廣播電臺《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共同合作,在每天上午十一點十分開講,從五月二十七日開始,持續進行到六月三日。

六四研究方法

今天邀請的是當年六四,中國政法大學的講師吳仁華老師,他在外雙溪東吳大學人權研究學程開了一門課《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討論六四研究的方法學。吳老師在有關六四真相的發掘上,花了三十年的時間,在官方的檔案無法取得的情況之下,透過其個人的力量,已經大致很清楚地掌握了六四鎮壓的過程,特別是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哪些軍隊開進北京,他的研究可以細到哪一輛軍車在哪一條路段,可能傷害多少人。從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到臺北的自由廣場,吳仁華老師走了三十年,我們今天就邀請他來談談三十年來他的心路歷程,也談談他的研究。

吳仁華: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這裡跟大家面對面地交流。三十年前,我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兼研究室主任,我是研究法律文獻的。我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古典文獻專業學士、碩士,也就是臺灣所說的國學專業。經過目錄學、版本學和考據學的訓練,所以才有專業的技能能夠在六四屠殺,中共設為最大禁區的研究項目上,在資料非常欠缺的情況下,能夠逐步地去還原屠殺的真相。

曾建元:這是非常艱鉅的工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始都否認有六四的鎮壓,在官方資料不存在,或是目前還難以取得的情況之下,您是怎麼樣展開有關六四真相的發掘,這個方法學是不是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吳仁華:因為我剛才談到六四屠殺是最大的禁區,資料極其欠缺,中共官方一直到三十年後的今天沒有公布任何資料,所以我就要用專業的特殊方式去研究這個項目。通常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項目,蒐集資料是到圖書館的資料室去尋找專著或論文,可是六四這個項目在圖書館資料室裡沒有資料,所以我必須透過互聯網去搜尋。互聯網的搜尋是通過《谷歌》Google搜尋,大家都知道要設定關鍵詞,通常會想到:「屠殺」、「戒嚴部隊」、「裝甲車」等,但是如果這麼去搜尋的話,可能很多網路上的關於六四屠殺、戒嚴部隊資料是搜不到,因為「六四屠殺」、戒嚴部隊在中國的互聯網上是敏感詞,所以很多六四的親身經歷者,包括戒嚴部隊的官兵在互聯網上聊天的時候,他會避開這些敏感詞。

我根據目錄學的專業設定更多的關鍵詞,通常我會設定四十個以上的關鍵詞,然後反覆地去對當年六四屠殺發生的時候,將近兩百家北京的醫院進行搜尋,譬如說將「北京郵電醫院」固定設在Google上,後面用四十個以上的搜尋詞一一進去搜尋一遍,然後對當年六四戒嚴部隊開槍的一百多個地點,也是針對一個個地點配合四十多個關鍵詞一一搜尋,以這樣專業的搜尋方式,幾乎把現有互聯網上有關六四屠殺、戒嚴部隊的資料都能完整地蒐集到。當然很多資料只有一句話,譬如說兩個退役的戒嚴部隊軍官聊天:「一九八九年北京戒嚴的時候,我在新六所執勤。」一般的人會忽略,因為這裡頭沒有戒嚴部隊,沒有六四,沒有屠殺,可是因為我有專業訓練的思維方式,一看到北京戒嚴、新六所,就會去追踪新六所在什麼地點,什麼樣的住所,結果一查新六所是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領導人的所在地,包括國務院總理李鵬。結果從一個地點得到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戒嚴部隊進入北京以後,不僅占領了重要的媒體,包括中央電視臺、中央廣播大樓、人民日報,不僅是占領了重要的國家機關,包括占領重要的交通要道及火車站,而且它也提前進入中共中央及國務院領導人的住地,對他們加強安全保衛。

曾建元:依老師所說,主要還是從互聯網用多重的關鍵詞去搜尋。因為您也是六四的經歷者,您個人這段的經驗,以及當時共同的參與者有沒有留下什麼史料,可以幫助你認識六四?

吳仁華:我通常是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部份;第二部份就是六四屠殺部份。在八九學運、八九民運部份,一些親歷者都留下很多回憶文章,甚至出了個人的回憶錄;但是在六四屠殺部份,就是這些六四屠殺的經歷者都很少留下完整的記錄。所以能夠找到的一些,譬如說屠殺主要的發生地有很多目擊者,僅管有一些人留下記錄,但是那些記錄也是不完整的,有些甚至因為個人記憶的問題,對具體的時間都有不同的說法。所以,可以明確地說在六四屠殺這個部份,真的是沒有現成可靠的、可以提供給我做研究的資料。

坦克追壓,永不遺忘!

曾建元:在六四屠殺之後,那時候您人在哪裡?您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發願要來進行有關六四的真相發掘?

吳仁華:提到我為什麼花這麼多的時間,在這麼艱難的條件下去做六四屠殺的資料的蒐集和研究?就要談到我六四屠殺經歷的一些場景。記憶特別深刻的就是六月四日清晨六點多鐘的時候,我隨著最後從天安門廣場撤離出來的學生隊伍,在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附近的西長安街,也就是六部口,這時候就是天津警備區坦克第一師的三輛坦克,從後面一面發射軍用毒氣彈,一面快速地從後面追趕學生隊伍,其中一輛編號106的坦克調頭直接從背後衝進學生隊伍,當時造成十一名學生死亡、多名學生受傷。我當時就在那個現場,我是讀國學古書的,在二十四史裡有很多關於歷代血腥事件的記錄,可是那是文字,在六部口坦克追壓學生隊伍的現場,看著一具學生遺體被坦克輾壓在自行車上,你才可以感受到什麼叫做血腥。

那個場面,我不會忘記,所以我在當天上午十點鐘回到政法大學的時候,一進校門就看到有五具六部口坦克事件的死難學生遺體已經被北京的運輸個體戶運到我們學校,擺在教學大樓前面的課桌上。當時我就帶領從廣場回來的二十多名學生跪在那五具遺體前,看著那些鮮血淋漓的遺體,我一邊痛哭,一邊我心裡反覆有一個聲音:「永不遺忘!永不遺忘!永不遺忘!」這是我最早的要記錄六四屠殺事件的一個動力和原因。

開始記錄是在一九九零年二月底,我為了秦城監獄裡的王軍濤、陳子明、劉蘇裏、陳小平等朋友,為了告訴國際社會他們這些人比那些公開被通緝的學生領袖更危險,所以我跳下大海,游過海灣,抵達香港的時候,香港的程翔先生送了我一套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輯的《戒嚴一日》上、下冊的書。拿到那套書的時候,我就把上、下冊兩本書裡所有戒嚴部隊的官兵一一做了記錄。戒嚴部隊的資料蒐集,最早的時間應該是在一九九零年二月底、三月初抵達香港時就開始了。

曾建元:在學校的五具遺體是中國政法大學自己的老師或同學的嗎?

吳仁華:六部口事件五具學生遺體運到政法大學時,我當時在現場了解了一下,那些都是學生,但不是政法大學的。我當時記得很清楚,其中有一位學生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博士生,他叫林仁富,他就是在六部口的自行車道上和另外一個北京航空學院的碩士生王寬寶,兩個人推著車隨著隊伍走,沒想到坦克會從後面快速地追壓而當場死亡。為什麼我會記得他呢?因為當時他的口袋有一張全家福照片,就是他和妻子的合照,照片後面寫著他的名字,我始終記得這位博士生的名字。

找出106坦克與吳彥輝們

曾建元:當時輾壓過他們的坦克的編號是106,這個編號是從何得知?

吳仁華:在六四屠殺當中,就發生了很多戒嚴部隊非常殘酷的殺害民眾事件,譬如說在木樨地,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吳國鋒當時已經身中三槍倒地,一個戒嚴部隊的軍官用手槍在他的頭部補了一槍,然後一個戒嚴部隊的士兵用刺刀捅入他的下腹部,還使勁地往下拉,造成傷口有七、八公分長,非常可怕,所以,這種殺人的方式是非常殘暴的。

六部口坦克追壓事件造成了十一名學生死亡,更多學生殘廢,超過想像的被殺害,所以為什麼後來包括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老師,包括六部口事件中失去雙腿的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一直在尋找肇事的這輛坦克到底是哪個部隊的。後來,我在蒐集戒嚴部隊官兵的網路資料的時候,我按照當時十九支戒嚴部隊整理成十九個文檔,無意當中發現在坦克第一師的文檔裡,有一個河北老白乾集團裡的推銷員,他是坦克第一師的退役軍人,後來我對三十萬以上的退役軍人一一進行搜尋;在第二步搜尋當中發現吳彥輝有更多的資料,一九八九年他進入北京進行平息暴亂,我就知道他是戒嚴部隊的官兵;第三步我就對這些戒嚴部隊成員的退役軍人進行更仔細的跟踪,所謂跟踪就是在互聯網上隨時跟踪他們的聊天記錄,因為如果不隨時跟踪聊天記錄,這些記錄會消失掉,特別是QQ的語音聊天。

在第三步重點追踪當中發現,有一次吳彥輝在和戰友聊天時提到,他是天津警備區坦克第一師第一團第一營第一連第一排106號坦車的二炮手。當時我一看到他說他是106號坦克的二砲手時,我當時非常激動,我趴在電腦鍵盤上放聲痛哭,因為我是六部口的親身經歷者,很多受害者像方政等,包括丁子霖老師,一直想要尋找這輛坦克。我像在大海裡撈針一樣,從三十多萬的軍人裡一一搜尋求證,終於找到這個人。後來在《推特》上聊六四,有中國的推友第一時間就根據我公布的手機號碼打給吳彥輝,問了他三個問題:第一個,你是不是天津警備區的吳彥輝?他回說:是;第二個,你是不是106號坦克的二炮手?他回說:是;第三個,一九八九年你是不是到北京參加戒嚴?他回說:是。這位推友把當時對話的過程發到《推特》上,我們在討論的帖子上,這個印證了我在互聯網上一步步地跟踪所得出的結論是符合真實的。

投奔怒海,重獲自由

曾建元:在六四之後,您可以回到學校任教嗎?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您從北京到南方來,縱身躍入大海的逃亡過程,能夠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吳仁華:我是在一九九零年二月底,從珠海跳下海,花了四個小時游過海灣抵達澳門,然後,從澳門搭乘漁船抵達香港。從珠海到澳門那一段特別地艱難,因為在二月底的深更半夜,沒有救生器材,所以我經常說我是九死一生登上自由的彼岸。從這個時間點來看,我的逃離中國跟很多重要的參與者或領導人的逃離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都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屠殺發生以後就陸續南下逃離中國,我是在屠殺發生後的八個月才逃離中國。時間點來看,情況是不同的,他們是因為個人的因素,為使個人不遭受迫害,而我出來是為了秦城監獄中被關押的那些八九學運、民運的同道,像王軍濤、陳子明、劉蘇裏、陳小平,還有北京市民自治會的主席萬新金,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後勤部長李子齊等人。因為在六四屠殺以後,中國公安部只是公布兩份公開的通緝令,一份是二十一個學生領袖,王丹排在第一位;另一份公開的通緝是關於北京工自聯的三名領袖,包括港、臺、西方社會對這些領袖非常熟悉,海外一再地呼籲要求釋放他們。當時被中國政府認為是這場運動的幕後策劃者,那些更重要的人在大審判當中會被判處死刑的人,港、臺和西方社會一無所知。

 

本文原刊於: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3c270ceb-3cc3-442b-ad4c-972c90ce3fcc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