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隱藏在居住證下之國安危機

投書:隱藏在居住證下之國安危機

2018年9月1日起,中國開放香港、澳門和台灣居民,自由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港澳居民居住證和台灣居民居住證」,這是繼台灣居民來往中國通行證於2015年7月1日改為電子卡式、2018年8月公安部頒《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後,將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編號由原先8碼,改為與中國居民身分證相同的18碼標準制。凡持有居民居住證的台灣人,在中國居住地可享有與中國居民同等的準國民待遇。

居住證之準國民待遇內容,包括三項權利、六項服務及九項便利,依《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第12條之規定,港澳台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可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等三項權利;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提供六項基本公共服務;第13條則規定居住證持有人可享受九項便利。

中國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其自身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歷年來許多台灣人前往中國大陸旅遊或常駐者,會發現在諸多公共服務方面被視同外國人對待,因而經常向中國當局反映或抱怨生活不便或受到歧視,希望對台灣人和大陸人一視同仁。

事實上,縱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民更非中國的國民,但無法否認的是,確實有部分台灣人貪圖小利,希望中國給予政策優惠,自然也就形成居住證政策的環境,也讓中國找到對台大政方針的可操作空間。

但台灣持證者將暴露在中國社會監控的種種風險之中,這是有意申請持證者必須評估思考的問題。首先,持證者的個人資訊會進入到中國的國家大數據庫中,其個人資訊不僅限於在中國的部分,因持證者的戶籍在台灣,其申領時所提供的在台灣個人相關資訊,都會成為中國國家安全部門蒐集的範圍。

中國也沒有類似我國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可限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因此個人資料如何被使用甚至濫用,持證者毫無所悉,只能任憑宰割。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可能被中國戶政管理制度被納入其社會信用體系當中。

中國國務院在2014年提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計畫2020年全面實施,社會信用體系結合中國各級人民政府、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地方建設小組等,收集公民的銀行和社交媒體信息,再予個人的日常行為打分數,包括行政事務、商業活動、社會行為和司法制度等,評分高低會直接影響個人在各個公共領域中的行動和權利,包括個人出行出遊、升職、置業和子女就學等,實際上是對低分者構成歧視和社會隔離。

問題是,社會信用評等完全操控在政府手中,縱使有不符實際情況者,民眾連申訴、更正的權利和管道都沒有,對個人的人格權和生存權有著根本性的傷害。

台商比較擔憂的是個人所得稅課稅問題,在中國今年元旦起施行新修的《個人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規定要對中國居民課徵境內和境外所得的個人所得稅。

最嚴重的問題是中國可以經由對台灣持證者個人資料的掌握,進一步延伸逐步建立全體台灣人的資料庫,因而居住證也非僅僅攸關個人情事,因為通過大數據的運算,個人社會關係網絡便可經由個人資料拼湊起來,台灣全國也不過2300萬人,建立每個台灣人的資料檔案,對投入大量預算於維穩工作的中國來說,易如反掌。

究其實,居住證政策對於我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就是讓中國藉由取得個人資料作為勒索的工具,將持證者轉化為政治人質,同時也得以藉由全體持證者個人資料的加總運算和研判,進而取得對台灣具有破壞作用的情報。

它的一大危害,在於一旦這些政治人質參與我國的公共決策,將會發生國家忠誠問題,進而出現國家安全的高度風險,不是決策內容為對岸所掌握而加以因應,就是做出根本不利於國家利益的決定。

為了避免這類的危險,本文贊同陸委會的對策,即禁止持證者擔任公職人員,國人也不必急於申領中國居住證,只要降低居住證的持有率,就會減少中國家對持證者的騷擾,也會對個人相關資料和社會關係發揮一定的保護作用。

在大量依賴電子儲存資訊和傳輸資訊的當代,資訊安全的觀念和制度建置相當重要,所以台灣的安全防線,最有效的就是防止可能的政治人質接近公共決策過程。當然,這一切的作為都必須在尊重持證者的人權前提下,體諒其在中國生活的不易和政治上的壓力,但仍依《憲法》比例原則,來衡量立法限制其參政權的必要性和最低限度。

(曾建元,新台灣國策智庫諮詢委員兼兩岸關係組召集人)

本文原刊於https://dopost.squarespace.com/articles-4/20190328-2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