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先生訪問紀錄(下) ☆訪談人:蘇瑞鏘

曾建元先生訪問紀錄(下) ☆訪談人:蘇瑞鏘

白色恐怖對我家庭的影響

 (一)板中校刊取締事件──白色聖誕夜

我第一次隱隱約約感覺到有一點點問題,是我念臺灣省立板橋高級中學三年級時,當時新校長張鎮民和他從省立基隆高級中學帶來的安全維護祕書尤文治想要整頓校刊社《板中青年》編輯委員會,派了圖書館主任蕭碧振接替國文教員楊鴻銘來擔任指導老師。我們和學校在審稿和用稿的問題上出現爭執。學校要介入第38期的編務,插入配合政令宣導的八股文,而我們則單純從學生刊物的觀點,表明不歡迎這類的文章。雙方關係破裂後,學校另行成立由教職員組成的《板中青年》編審委員會,再找一些學生去當編輯小組助理,但我們的校刊辦公室仍然保留未收回,我們便尋思以原班人馬籌組板青藝文社,一面向學校申請,一面則籌辦我們的社刊《清心集》,預計1983年12月24日當天以影印裝訂版面世。《清心集》裡的文章,以我們受訓導主任盧鼎南推薦,接受《幼獅文藝》臺北縣青年文選專輯的邀稿為主,再加上社員的一些創作,合計十七篇。1983年12月24日當天一早升旗典禮前,許鍾瑾、何榮幸和我到覺樓社辦黏貼封面,我和何榮幸先離開,留許鍾瑾繼續做,豈料,訓育組長王英夫竟然怒氣沖沖地出現在社辦,逮到唯一在現場的許鍾瑾,說法務部調查局有線報,指控我們非法出版,便將現場所有四十本書查扣,命許和訓導處工讀生將全數搬到安全室去。上第一堂課《英文》課時,被校方罷黜的板青總編輯葉天祥來叩門,跟我們三年級十二班班導師黃愛國細聲報告,黃愛國老師便點名叫我和何榮幸,說訓導處找我們去。我們一出教室,看葉天祥一臉沮喪,問明了原因,方知出了事。我、何榮幸、許鍾瑾和葉天祥四人被帶到訓導處,看到與我們友好的盧鼎南主任面如槁木死灰地坐在位子上,也未起身,現場都是安維祕書尤文治在指揮上下。尤文治要我們分別跟他去位於自強樓的安全室寫自白書,不讓我們有對質的機會。我在寫自白書時,他還問了我一些問題,問我喜歡哪些文學,知道哪些文學家,我就回他魯迅、巴金。我那時的確趁著放學轉公共汽車時到臺北市萬華和平西路上的萬華書店買盜印的中國1930年代小說來看,正在讀魯迅、巴金和老舍,所以安維祕書問我時,我也不疑有他,就說知道有魯迅、巴金,還講得很自鳴得意,因為我知道一般同學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是這些都成了我的罪狀,因我閱讀禁書,思想受到共產主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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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中青年》第35-38期書影。右三期為學生編輯,最左為校方接手編輯者。(孫淳美攝影)

當天週六,我記得中午放學後大家一起要去基隆市和平島過聖誕夜,我們都約好了不透露早上發生的事,免得驚嚇到學弟妹,也掃了大家的興緻。冬天的聖誕夜,頂著東北季風和飄著微雨,我的心裡也跟著寒顫起來。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怎樣的事情。

我家裡接收到學校傳喚家長到校說明的通知後,父親就請我在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擔任校長的六叔曾馨芳出面,代表家長跟板中的安全維護秘書溝通與道歉。我跟我父親說:「還有二十幾個學弟妹與同學也被調查,不能只保護我,不能只救我。」我當時很有義氣地這樣說,特別是何榮幸的母親很害怕,希望我們家裡幫點忙。但是我父親卻拒絕和其他人的父母見面。當時我也覺得為什麼是我叔叔出面,而問我父親說:「為什麼不是你出面?」他跟我說,他出面會更嚴重,堅決不肯。我不解其因,心裡還興起一絲輕視,覺得父親也太懦弱怕事了。當時我母親蔡麗瑛跟我叔叔曾馨芳去跟安維秘書尤文治道歉,我母親對安維祕書說我都在家用功讀書,準備大學聯合招生考試,應該不會做一些違法的事情,而且也沒有時間去搞東搞西。尤文治對我母親說:「你不要以為你兒子他只看課本,他甚麼都不知道,他連魯迅都知道!」我母親就回頭問我說:「你知道魯迅是誰嗎?」我回我母親說:「妳連魯迅是誰都不知道嗎?我的同學很多人都知道啊。」哪裡知道我所看的這些書,都變成罪證。尤文治指控我未在自白書上簽名,態度不佳,不服管教,其實我那時根本就沒想到還要簽名,而他也沒提醒我,形同構陷。尤文治隔了幾天,告訴我們,說他完成調查,我的散文〈也算

文章──趕稿時心靈活動之記錄〉,因以余光中的詩〈四方城〉用典,寫出「焚厚厚的二十四史還

不夠取一點暖」,而被羅織認同中國文化大革命焚書坑儒,有紅色思想、黑色思想。跟我一樣受到指控的還有何榮幸的〈苦行僧〉和嚴立楷的〈夜晚/燈下〉。我看不出這三篇散文哪裡有思想問題,尤文治卻說我們的問題嚴重,違反〈戒嚴令〉、《出版法》還涉嫌叛亂,全案要移送學校訓育委員會校規處分,並送請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法辦,書作為證物查扣,不能還我們。

我父親的方法是切割處理,他委託我叔叔曾馨芳就處理我的事,其他人都先不管。父親說:「不能讓對方覺得我們是有組織的行動,這樣事情會更嚴重,也許學生辦刊物是有組織,但是連家長都有組織,那這樣就非同小可了,所以要個別處理,只要每個人都各自處理,這樣就會沒事。」我當時覺得父親的這種說法很奇怪,應該是團結力量大,我覺得我父親思考邏輯很怪,所以不太諒解他,覺得他好自私,但是最後事情的發展真的是這樣,我沒有事之後,大家也沒有事。

這事情發生後,我才開始察覺,我父親怎麼這麼害怕、連出面都不敢、也不敢跟其他家長聯繫,真的好孬,但是另一方面也佩服他,他的方式確實有效,把這件事拖過去。我的三民主義研習社指導老師高震很照顧我,他本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後來加入國民黨,逃來臺灣,在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夜間部完成學業。他很理解青年,他說:「我的學生思想有問題,我不也有問題?」他力阻學校召開訓育委員會,總教官傅良治也暗中杯葛,不時要吳顧鑫教官來關心我、鼓勵我。我也記得時任三研社長的李河泉,告訴我社團界對安維祕書的作為很不滿,想發動連署聲援我們,我勸阻了他們,因為我知道高震、傅良治他們在努力,不要讓他們為難。後來直到我畢業,校方一直沒有召開訓育委員會,我們連處分都沒有,就畢業了。何榮幸的文章〈苦行僧〉一開始就被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辦的《幼獅文藝》錄用,先打了尤文治一巴掌,1984年5月畢業典禮當天,我的文章〈也算

文章──趕稿時心靈活動之記錄〉和嚴立楷的〈夜晚/燈下〉竟然在救國團臺北縣委員會出版的《青年世紀》第201期刊出,同學們爭相傳閱,算是再重重打了尤文治一巴掌。

我因本案立志報考法律學系,要親自檢證到底自己有沒有違憲違法。我如願考上了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比較法學組,益發確信,違憲違法的是這個國民黨政府和它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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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10日為《清心集》事件上書教育部長蔣彥士陳情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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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板中三民主義研習社指導教師高震,1989年11月三研社第十一年社慶。(林心怡提供)

(二) 第一次與調查局接觸

後來我考上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比較法學組後,又出了一件事。1986年臺大學生發動自由之愛運動,爭取校園言論與出版自由,主張廢除刊物審稿制度,東吳大學也受影響,響應了這個運動。當時我和劉俊良、莊世同、趙偉宏、廖堂各、姚孟昌等人發起創辦時事研究社,也辦刊物《時潮》,東吳大學訓導長姚必德非常緊張,以為我們是民主進步黨的學生組織,要課外活動組主任謝政諭想辦法阻止我們立案,但我們有一個靠山,那就是我法比73級的導師、法律學系副教授兼法學院院長章孝慈。我擔任過法律系學會文宣組長和庶務組長,又是系辯論隊隊長和系合唱團副團長,和章孝慈互動密切,章孝慈向姚必德擔保,姚必德只好讓我們成立,只是附帶條件,要求我們將社名訂為「國際時事研究社」,不准討論國內時事。

後來我們又去參選學生會,時研社長劉俊良當選第三十二屆會長,我則擔任執行祕書,也隨即將社名改回時事研究社,我在東吳校園相當活躍,舉辦了許多校園的思想啟蒙活動,同時也寫作甚勤,鼓吹學術自由和民主改革,所以就成了職業學生監控和舉報的對象。東吳有一個國民黨的學生社團叫志清學社,和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臺北市黨部以及警總、調查局等情治單位關係密切,協助校園佈建和監控。志清社長孫致之是政治學系講師游盈隆的導生,該社的法律系社員,也就是國民黨的法律系學生支部,曾經對游盈隆在法律系開設的《政治學》課程進行監控,我和莊世同、林朝誠等學生,都因課間的發言被舉報和評定了忠誠純度分數,這是志清學社同情我的社員數學系的翁家和在半夜打電話告知我這件事的。我們的這個案子發生在1987年5月23日,在東吳被稱做五二三事件。我和翁家和原本根本不認識,他很有正義感,不認同志清的作法,非常同情我,所以設法找到我家裡的電話。由於擔心被組織懷疑,所以從不願和我見面以掩人耳目,到現在我都還沒見過他。

後來調查局真的注意到我,也找上我,原因是大學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他們要進行情蒐。何榮幸重考上臺大社會學系,在臺大擔任學生議會議長,並創辦《大學傳真報》,臺北縣調查站的調查員黃沛熹想通過板中的管道蒐集何榮幸和臺大校園學運的情報,請高震引薦適當的校友協助佈建,高震打電話給我,請我幫忙。高震黨國不分,講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希望我不要誤會。他有恩於我,我難以拒絕,想想與其讓調查局去找阿貓阿狗,反而可能羅織何榮幸,倒不如由我來過濾情資,也可以讓黨國有機會對學運有正面的認識。調查員黃沛熹每個禮拜都請我吃大餐,我也不敢拒絕,他個人不壞,但這個黨國很壞,1981年7月我剛結束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二年級課程時,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統計學系助理教授陳文成教授被警總約談,後來就陳屍於臺大校園研究生圖書館館外地上,這事給我印象很深,對情治人員隨意進出大學校園感到不舒服。黃調查員都是要我講述校園的狀況,每逢他要問我關鍵的人事時,我把自己放入很多事件擔任要角,因為我不能陷害同學,我也知道他必須要保留我一個活口,他才能收集到更多資訊。這過程大概經歷了一個學期。

第一次調查員黃沛熹來找我,是打電話到我家裡來約的,當時黨國的形象比現在還惡劣,1984年10月我剛大一時就發生了國防部情報局勾結竹聯幫殺手陳啟禮、吳敦和董桂森到美國謀殺《蔣經國傳》作者江南(劉宜良)的江南命案,國民黨政府的特務人員勾結黑道殺人這種事情我是相信的,所以聽到情治機關來電,我非常害怕。為了自己萬一被擄走,至少有人證保留下來,因此我特意和黃沛熹約在東吳大學城區部,當時我設了一個局,我跟他約在東吳大學城區部法學院大樓地下室社團教室最深處的應屆畢業生聯誼會辦公室,因為我也是1988學年度《東吳大學畢業年刊》的美術編輯。調查員黃沛熹就這麼地到學校來找我。後來我有東吳法律系學弟田日洸考進調查局,在臺北縣服務,我拜託他去打聽有無黃沛熹此人,證實的確有此人無誤。黃沛熹雖然輕裝便服像大學生一樣,但因為他的外表就是大人樣,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學生,所以當他從樓梯間下來,走到地下室深處的畢聯會的一路上,驚動了每個社團的同學,黃沛熹的形象被很多同學給記了下來。後來,我跟著他出去,時研社的李榮富、趙偉宏等人擔心不已,考慮下午我若未回學校,就打算要報警處理。

把他引誘到畢聯會來讓同學留下印象,是因為陳文成事件對校園的震盪深遠,我對黃沛熹不了解,只擔心被這個惡名昭彰的國家的特務找出去有可能會死於非命,我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才刻意約在那邊,後來他對我還滿客氣、友善,我和他談民主、法治、人權和校園的問題,甚至談李鴻禧教授在《中華民國憲法》課堂裡以白血球比喻情治單位的討論,他也表示贊同。

志清學社的監視和調查局找我約談和吃飯的這些事,傳遍校園,我心神不寧的狀態,也讓父母親發現,後來就讓他們知道整個經過,他們的反應都很強烈,父親叫母親出面到校拜訪章孝慈院長溝通此事,希望學校留意學生的安全,章院長說他很喜歡我這學生,也要母親放心,他會盡力維護大學的自治和自由。我們班開班會時,班代表江肇欽也特別就系上有職業學生佈建和情治人員進校園影響校園安寧的問題質問章孝慈,要他承諾和保證維護學術自由。我們都知道他是蔣經國總統的兒子,相信他有上達天聽的本事。謝政諭主任也告訴我,他曾要求情治人員到校調查和情蒐一定要讓學校知道。在這件事情上,父親依然躲在後面,理由是他出面會壞事,我覺得很奇怪。但是父親也沒有譴責我的意思,也沒有叫我不要搞。其實我也不清楚他究竟是支持或是反對我參與學運,有時參加街頭運動穿紀念丁恤回家,他也沒有要我脫掉不要穿,他只有要我小心。高中和大學所發生的這兩件事,我父親的反應,都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讓我覺得我父親應該有什麼我不知道的事。

(三)母親的回憶與經驗

大學當時左派、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在學校裡面非常地流行,很多人因此不是念了社會學研究所,要不就是三民主義研究所。我對左派理論很有興趣,常到唐山出版社挖寶。我高中就參加了三民主義研習社,對三民主義理論和中國近現代史都很熟,《國父思想》、《中華民國憲法》、《政治學》、《理則學》等也都是我在大學裡成績表現較佳的科目,我對一般法律科目興趣不大,學得也不好,《英文》和英美法學科都因為英文程度跟不上同學而倍感吃力,大學差點畢不了業。章孝慈說幫學生寫推薦函是老師的義務,但學生最好不要去為難老師,意思是成績差的,他很難下筆推薦。補托福補強英文,然後出國深造,像我舅舅或表哥一樣,我早就不做此想。大五發憤圖強,難得所有科目全及格,寫的評論和論文刊登在《臺灣時報》和《朝陽大學法律評論》,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等等一些機構信件寄到系上,都以為我是東吳的教授,這使我對於升學日後從事大學教育燃起無比的信心和興趣。寒假後確定只要下學期科目全部及格,就可以應屆畢業,所以就專門準備三民主義研究所的考試。我沒報考臺大,因為臺大有口試,我以為那是身家調查,沒想到倒考上了被視為黨校的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還沒有入學前,剛好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臺灣由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是孟樊(陳俊榮)策劃的《近代思想圖書館》書系的創業之作,厚厚的一套三本,內含李英明的導論。新書發表會記得在耕莘文教院舉行,在會場上還遇見了謝政諭。當天我就買了,買了就帶回家看,我父親看我在餐桌上看厚厚的新書,就好奇地問我說:「你在看什麼,看那麼起勁?」我說:「《資本論》。」我父親不住得意地冷笑說:「我三、四十年前就讀過了。」我爸當時六十一歲。我就說:「不會吧,現在這書才出版,你就看過?」父親就是笑,沒說什麼。我推算他大約十七、八歲就讀過《資本論》了,那時他在臺大唸書。我跟他說:「你怎麼那麼進步?」父親說:「沒啦,當時我們很多同學也都在看。」後來有一次,我父親單獨找我出去錦州街上吃飯,邊吃飯跟我聊到過去他年輕時代的故事。那時應該是1990年臺北野百合學運以後,李登輝總統宣布將結束動員戡亂,那也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很完整地講我們的家族故事以及他的生命歷程。父親也跟我說,他期待我去唸法律系,畢業後去考司法官、律師,但是我卻去考三民主義研究所,還跑去搞學生運動,又讀《資本論》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這些都跟他對我的期待有很大的落差。但是他覺得我所做的這些事情,跟他年輕時候做得何其相像,他說他以前也是這樣,所以我做的這些事情在他的眼裡沒有什麼,覺得他做得比我還轟轟烈烈。他越說越多,還說到二二八要起義跟國軍戰鬥,參加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父親在那時第一次跟我講這些事,我聽得眼珠都快掉下來了,沒想到父親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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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20日曾建元碩士班一年級時參加反軍人干政大遊行,抗議李登輝總統提名國防部長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時行經國立中正紀念堂,(楊士毅攝影)

回家之後,我把他的講的都記在腦海,第二天我父親去上班後,中午吃飯時就問母親,我母親驚訝地說:「我都不知道」。我母親就回憶道,他們算是相親結婚的,家父當時是大同工學院經營管理學系的兼任副教授,我母親是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夜間部家政科年紀最大的學生,大同和實踐兩校辦舞會,學生起鬨撮合他們。我外公蔡崔源時任嘉南農田水利會的管理組長,借調石門大圳管理處灌溉規劃小組任召集人,委身於國民黨,雖然他也很不喜歡。據說當時有兩個男士追求我母親,父親之外,另一位是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的畢業生,我阿公面談時問:「你是否參加過二二八事件?」因為我爸回答:「沒有」,所以父親就雀屏中選,通過我外公的面試,讓他的女兒嫁給我父親。另一位很老實,承認到嘉義去支援包圍水上機場,就被打槍了。我聽完就覺得很誇張,我的母親、外公在完全不知道我父親真實背景的情況下,就把我母親給嫁了過來。我母親聽完我說了這些事後,她才說她也覺得怪怪地,她回憶道,我的廈門大伯母黃雪娟曾經跟我母親說:「我們家族就是有人出過事,所以我兒子貞元考上軍校卻不准入學而被退學。」後來廈門大伯母發現我母親不知道她在講些什麼,就閉口不說了。我母親又回想到,結婚以後,警察常常三天兩頭來臺北復興北路大同製鋼股份有限公司宿舍的家裡報到查戶口,來得頻率很高,搬到錦州街國泰龍江別墅後,警察一樣不時來騷擾。隔壁外省的嚴姓太太三姑六婆,就在菜市場裡閒話說道:「他們家可能是壞人,可能是做什麼壞事,警察才三天兩頭去他家。」我母親聽到後,還去跟對方理論,說我們家是良民,而對方則回嗆:「那為何警察常常到你們家。」我母親為此對警察產生敵意,都說警察是「抝警察」。有一次警察再來,她就很生氣地問說:「為什麼別人家不用,只有我們家要查戶口?」她要警察講清楚。我記得那時我和妹妹士珍就站出來就擋在警察前面。我跟我母親說警察是人民的保母,要我母親尊敬警察,還痛斥我母親的行為。終於警察願意回答我母親,說他們是奉上級命令,「如果不來查,我們就沒有工作了。」至於為何要查,就不肯再說下去。凡是只要我父親出差去南部高雄或是出國去日本時,警察就會來問我母親:「妳先生是不是去了哪裡。」他們的目的只是要核對一下他們的情報正確與否,我母親都會回說:「你問這麼多是想要幹嘛,就出國出差有什麼好問的。」

母親經過這樣一回想警察跟他講過的話,多年來她覺得奇怪的地方似乎就有了合理的解釋了。因為我父親把往事藏匿得很好,從沒有透露過相關的事情給我母親,所以我母親跟我外公家族是在非常放心的狀態之下,把我母親嫁給我父親。我外公不希望惹上政治的麻煩,結果搞了老半天,找來一個正港的大尾鱸鰻。

六、開始了解我的父親

 (一)陳英泰

林從周出獄好幾年後,自告奮勇到臺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工作,王永慶董事長大膽用他,生活比較安定了,才開始從南到北看看以前的同學們的近況,就像萬仁電影《臺灣大國民》裡的政治犯男主角一樣。1984年我考上大學,他和我全家在家父臺大同學鄭錦洲的公子鄭葉祥的婚禮上見面,宴會後特地到我家小坐,送了我兩千元的紅包。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對這名字也沒有印象,只知他是父親幾十年不見的老朋友。這是我第一次開始接觸到父親以前的同志和同學。

1989年這一年我考上碩士班時發生過一個事件。我跟父親一起跟他竹中同學劉竹村夫婦在新亞大飯店吃飯唱歌,席間劉竹村問我父親說:「你兒子在做甚麼?」我父親回答:「他正在唸政大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劉竹村驚訝地對我說:「什麼?讀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政治大學是黨校你不知道嗎?」我回說:「以前它是黨校沒錯。」他又問:「那你為什麼要唸三民主義研究所?」我說:「我對左派社會主義理論很有興趣。」他聽不下去,說:「你去唸黨校,還唸的是三民主義,你是不是國民黨員?」我回答說:「我不是國民黨啦!」他又說:「你不是國民黨,為什麼要去讀政大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劉竹村也許是喝醉了,被我頂嘴激怒了,隨手拿起雨傘要打我,我當時正參加《大學法》改革的運動,多半能夠體會跟理解這位父親友人的心情,他反對國民黨,覺得我投靠國民黨。父親對他同學在他面前要打他兒子這事很不高興,我雖理解劉竹村的心情,但對他的失態也很生氣,回家後連夜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他,打算投稿,母親見了苦勸我不要發表,說會傷害到父親和劉竹村的交情,他們那一代臺灣人對國民黨有偏見,導致對我誤解,不能全怪他們。

這事件後,陳英泰來拜訪我父親,來恭喜祝賀我考上研究所。那可能是陳英泰第一次來我家和我正式認識。和他比較熟,是1993年我考上臺大法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以後的事,因為成為他們的學弟,感覺非常親近。當天5月27日,徐慶蘭在臺北三張犁山上發現白色恐怖受難者的亂葬崗,經過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清理後,父親在《自由時報》上赫然發現曾文章等幾位小學同學的名字。而陳英泰正是互助會的創始會員。六張犁亂葬崗發現後,立法委員林正杰號召成立了五零年代政治案件處理委員會,在83年3月14日於國立臺灣藝術館舉辦《綠島夜曲》藝文晚會,我和陳英泰在會上不約而同地相遇,從此建立了直接的交情。

因為考上了臺大,而藍博洲的《日據時期臺灣學生運動(1913-1945)》剛好出版,裡面收有〈臺北商校雷燦南抗日事件〉一文,臺北商校就是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是父親的母校,也是臺大法學院的前身,我便以此為線索,利用電腦整理檔案資料的方便,開始編寫〈戰後臺大學生運動大事年表〉,我問家父認不認識雷燦南,他說沒聽過,這也讓父親知道我正在做的事。他就告訴了陳英泰。陳英泰就告訴父親他正在寫回憶錄《回憶》。一天陳英泰來我家,父親就跟我要了兩份我在整理中的年表,一份給陳英泰,一份他自己留著。陳英泰這才告訴我他正在撰寫回憶錄。而後,他把他的手稿、電腦檔案等等資料全部給我,請我幫他校訂。我幫陳英泰校訂,陳英泰也跟我講很多過去的事,也就是從這個時間開始,我才逐漸知道我父親的事情。陳英泰書裡面原本提到我父親的名字時,都是用「曾某人」帶過,我父親千交代萬交代陳英泰不要把他的名字寫進去,但是書是我校訂的,我沒有得到陳英泰的同意,就把曾群芳的名字通通還原,我父親直到出版之後才知道,他的名字還是被寫進書裏。我是從歷史保存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陳英泰出書的這件事情意義很大,陳英泰是基於對他的那些死難的同志、同學的尊敬和紀念,要為這些人留下歷史紀錄,所以來寫回憶錄。他所談論的很多事是檔案中還沒有出土的,陳英泰是憑藉記憶把他所記得的記錄下來,他認為這些人的名字應該存在歷史當中。

我很尊重陳英泰寫作的心情與意圖,所以我就把父親的名字還原回來,我覺得我是在做對的事。父親當年政治或公共參與的歷史並不涉及到個人的隱私權保護問題,這段歷史不是私有的,父親的歷史是屬於臺灣的,他的榮辱可受公評。

(二)黃華昌

另一位是黃華昌,因為陳英泰有參與黃華昌回憶錄《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的翻譯,所以我是透過陳英泰的介紹認識黃華昌的。黃華昌住在竹南,他其實是我的遠親,他的母親是我曾祖父曾鑑郎的姐妹,他和我祖父同輩,都叫我祖父「鴻鈞兄」,但他也是我父親的小學同學、兒時玩伴。我利用回竹南的機會,去他家聊他書中寫的事情,並且跟他核對我找到的檔案。黃華昌的書親手記錄了楊廷椅如何聯繫同志,以及我父親在法學院時為何要吸收黃華昌入黨。黃華昌的書交代了中國共產黨沒有空軍,國軍才有空軍,而黃華昌被國軍排斥,因為他以前當過日本皇軍,組織因而想安排黃華昌到解放軍的空軍基地佳木斯[13],這個事情後來是我去中國吉林大學訪問時,在當地遇到一位佳木斯來的博士生,跟他請教之後才發現佳木斯那裏真的是解放軍空軍的搖籃,是最早空軍學校的所在地。我原本很質疑佳木斯空軍基地存在的真假,所以我特意還問了我父親,當時真的是要送黃華昌到佳木斯嗎,他斬釘截鐵地說:「對」。在〈佳木斯密航計劃〉中,父親說他們就是要變造黃華昌的身分證,好讓他從日本偷渡出去,再轉到中國東北去。[14]

(三)從史料拼湊父親的過去

我對父親的認識原本只限於他所告訴我的那些事,當時我也並沒有進一步去查證,只是記在腦海當中。我父親未曾正式接受過專訪,也不全盤地跟我講,我問過我父親為什麼他都不講,我父親提到幾點:一、時局還是很危險,國民黨可能還是會回來執政,搞不好會再變天。不要以為國民黨會這麼容易下臺,你看陳水扁阿扁下獄受審的情況,就是一種政治報復。國民黨很厲害,千萬要小心。他不希望他的第二代還因為這樣受到連累。但是我覺得他想太多了,我後來搞的事情和他經過的事情,我覺得我有過之而不及;二、因為用欺騙的理由躲在人家家裡,他不想在政治因素被揭開後讓以前保護他的人受到打擾,或是政治感情上受到衝擊。我問他為什麼?他說當時沒有人敢收留政治犯,所以他逃難的時候,都跟別人說是感情糾紛暫時躲避。我父親至今對此還是過意不去,因為他覺得這是一種欺騙,當年如果人家知道他是因為政治關係逃亡,一定不可能會收容他,所以他覺得要騙就騙到底,希望對方永遠都不要知道。也因此,我們對於父親的過去了解有限。我與小妹曾薰慧都是從史料中開始拼湊父親的過去的。

我小妹曾薰慧當時在東海大學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受到家裡的影響,她以《臺灣五○年代國族想像中「共匪/匪諜」的建構》為題撰寫碩士學位論文,專門研究匪諜,所以她都在找相關的資料。她從父親這裡知道曾文章,追蹤過竹南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案子,她去竹南訪談時,聽到竹南有幾位受訪者提到,在牢裡有聽過我父親的名字,保安司令部曾經懷疑家父和他們有關;還有在牢裡時,也有人在傳說,反正出事情就推給曾群芳就對了,因為他後臺比較硬。所以國民黨政府的情治單位,對於竹南一帶的地下組織,都直覺判斷覺得我父親是幕後黑手、實際領導。就此來我有問過我父親:「你有沒有回竹南去領導那幾個支部?」父親說:「完全沒有。」

李敖出版的兩冊《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書裡都沒有提到我父親的名字。後來有一次她到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圖書館查資料,剛好圖書館清理舊書,她就蹲在地上尋寶,發現李敖原本出版的那兩本國家安全局檔案之外,原來還有第三本,我小妹就將這第三本帶回家給我看。從我後來就相關檔案資料相互印證的研究結果來看,跟竹南有關的地下黨組織有三支:一支是曾文章領導的省工委竹南地方委員會竹南區委員會竹南小組改組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據聞在他們的刑訊過程中就有提到我父親,但其實我父親跟他們沒有組織關係;第二個是劉雲輝領導的省工委竹南地方委員會竹南區委員會,這跟我爸也沒有關係,這是陳福星、曾永賢,由各他們那個系統發展出來的。我父親主要發展的是第三支,跟陳廷裕有關的,他們主要是新竹高商畢業的,很多人都在新竹的臺電工作,臺電的新竹高商的校友很多都找陳廷裕要加入共產黨,所以就找我父親宣誓,但是1950年大逮捕後上級已經說不要再招收黨員了,只是陳廷裕還在繼續收,這是因為當時大家都覺得解放在望,要趕緊進場,所以有很多人想入黨。翁木自首之後,人心浮動,就有人找我父親說要自首,本來說要穩住,不要出去自首,但卻一個個冒出來,後來果然保安司令部循線追來,父親只好去投案,據我父親說,他們的組織早沒有活動,是休眠狀態。這案子在國安局的檔案中,被定義為省工委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竹南支部案,父親說,這個組織名稱,是政府命名的。此為第三個竹南案。

我小妹的研究就是從報紙去分析國民黨如何塑造建構女匪諜的形象,她去國家圖書館地毯式查找報紙的時候,就剛好翻到《中央日報》和《臺灣新生報》都有通緝我父親曾匪群芳的報導,證實我爸爸在1989年跟我講的都是真的,他真的是「曾匪群芳」。而我跟我的小妹,也是一直到1990年代後,才逐漸從研究資料中證實跟我父親有關的訊息。透過陳英泰、黃華昌,我也更清楚了解我父親的案件。

其實很多事我父親在當時被抓時都不知道,以為只有他的大學同學有人被抓,不知道中學跟小學的同學其實也都在那時受難。我記得1993年5月底報紙報導六張犁發現亂葬崗,父親指著報紙說:「這位、那位,這……都是我小學同學,沒想到連在六張犁的小學同學也這麼多人出了事情,難怪很久沒有看到他們,原來是受難了。」父親年輕時的照片在家裡的都燒掉了,我也曾請臺大圖書館調過我父親的資料,想要找我父親入學時的照片和檔案資料,結果甚麼都沒有了,我覺得資料保存得非常糟,只有在畢業生名錄和《國立臺灣大學校刊》上面有他名字,我就只能透過殘篇斷簡,證實他的故事和傳聞確實存在過。   

1997年2月,陳廷裕因肝癌過世,為了追念他,我用馬兆駿的名曲為題和隱喻寫了一篇文章〈寫給二二八──那年我們十九歲〉,把我蒐集到有關二二八的資料,包括出土的史料,以及與我父親聊的時候的記錄,拼湊出我父親的案件面貌,講父親和陳廷裕參與二二八起義和投身地下黨的往事。文章在7月寫好,傳真投稿給《臺灣時報.臺時副刊》後,原稿忘了拿起來,爸爸回家後在傳真機上看到了文章竟然非常生氣,等到我回到家,就痛罵了我一頓,還把稿子揉成一團往我身上丟,說:「不知道不要亂寫!」而我心裡則想說:「不知道才會亂寫啊,你又不跟我說,我怎麼會知道真假?你要跟我講真的啊。」那時我對資料和事實掌握有限,確實有很多錯誤,但父親反應的激烈,我猜也有勸告和警告我不要再掀家裡二二八的事的意思,以免惹禍上身。只是我沒聽他的,在平反二二八和地下黨的事上,繼續前進。

我唸博士班時,有比較多的時間去思考我父親的一些問題,加上我父親常帶我去參加他臺大綠水會的聚會,所以他幾個比較常走動的同學我大概都認識,使我對戰後臺灣一些大學生的名字都有一些感情。1998年6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保安司令部〈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人案〉安潔字第2204號判決出土,父親比對判決書所書之事實,這才發現,他的上級,當年常常夜半來找他的那位神秘的斯文書生,就是鼎鼎大名的郭琇琮,父親更發現,鄭文峰把他和高懷國組織第五街頭支部的事情全頂了過去,想是自認求生無望,寧願少損失一位同志,便決定犧牲自己了,而同列〈市工委會案〉的林從周也不指證此事。判決書說林從周供認「均不諱」,陳英泰就是被林從周咬出的,但林從周卻未供出家父在組織中的具體作為,雖然鄭文峰和林從周也都供出家父是學委的一員。顯然,他們皆避重就輕,你說對說錯我都認了,你沒說的,我也不會自招。

2002年第五屆臺北文學獎,我曾寫了一個報導文學計畫《爸爸的同學紀念簿》去申請寫作年金獎助,希望用報導文學的方式寫下臺北當時學生地下黨的故事。評審委員是南方朔(王杏慶)和焦桐(葉振富),我有入圍但是沒有入選,評審認為我計畫書中太多推論,不適合報導文學獎,後來焦桐有跟我聯絡,他說如果我願意把這個題材寫成書,他會支持我幫我出版。我非常感激,希望有一天能實現這個願望。

我不斷我追蹤、拼湊、還原我父親整個青年時代的生命歷程、面貌,花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到目前仍在進行當中。比如說,我在《公共知識分子》第8輯發表的〈曾群芳等案訪談記錄〉,當中有關我父親第二次被捕之後,後來怎麼進入大同製鋼股份有限公司的,也是我今年和他聊天時才知道的。當時出手幫助他躲過牢獄之災的臺北市社會局科長章和樂先生,在他自新後,曾經介紹他去臺灣省工會理事長陳天順主持的《工人報》(《工商時報》前身)任職,我本從未聽過《工人報》,後來我去查證,還真有此報,原來他還有這一段。我到目前為止,還繼續在拼湊我父親過去生命的歷史。〈曾群芳等案訪談記錄〉是我跟臺大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邱榮舉教授合作的《客家人與白色恐怖口述歷史計畫》中的一個部份,希望未來會出版,這計畫是跟客家委員會申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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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6日臺大社會科學院在禮堂舉行遷院惜別會,家父與同學左起劉新韜、張紹慶、廖運潘一同出席,他們見證了臺大法學院的掛牌與卸牌。(曾建元攝影)

(四)父親的社會主義實踐

1954年父親自新後,由章和樂介紹到《工人報》擔任會計,為了茍全性命,他也由章和樂推薦參加了國民黨。1956年臺灣省政府遷往南投縣南投鎮中興新村,臺灣省工業會也必須隨之遷往中部,臺北職員多屬基於家庭無人想去,章和樂問了父親的意思,父親單身,了無牽掛,就轉到臺灣省工業會服務,而有幸與臺灣省機器工業同業公會專門委員吳建田(吳濁流)同一辦公室。吳濁流是臺灣文學前輩,受其影響,本來就愛看書的父親乃經常光顧臺中市中正路中央書局,也輾轉認識了林獻堂長子萊園中學校長林攀龍。吳濁流是章和樂在臺灣省社會處時的同事科員,吳濁流曾在大同初級工業職業學校擔任訓導主任,該校董事長兼校長為林挺生,畢業自臺北帝國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為大同製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又為臺灣省工業會理事長,吳濁流對父親極為賞識,便向林挺生當面薦舉。父親到大同公司報到時,正好公司法律顧問洪福增也在,林挺生找父親去見洪福增,洪福增端詳良久,滿意地對父親微笑示意。林挺生、洪福增和家父,三個人都心有靈犀,甚麼也沒說穿。家父在省工業會期間,參加過國民黨的小組活動,曾和張慕陶同組。張慕陶的憲兵第四團是令臺灣人聞之色變的機構,家父在二二八時還曾想攻打過他。蘇新說王添燈就是張慕陶命令士兵淋上汽油再點火燒死,遺體再丟入淡水河的。父親與張慕陶見面時,還不知道張慕陶的罪行,只覺張慕陶鬱鬱寡言。

林挺生任命家父擔任公司會計課長,後升任財務處長,同時在大同工學院擔任《財務管理》、《會計學》等教席,他說服林挺生推動一個具有工業民主精神的制度,叫做利潤中心,也就是把公司拆解成幾個單位,盈虧自負,當中最成功的就是在全國各地設立大同產品的服務站,服務站本身就是一個利潤中心,財務獨立,服務站與公司以及服務站之間的往來,就像不同企業之間的往來。利潤中心讓許多利潤留在各個部門,讓各部門的員工依該部門的業績有獎金的收入,確實讓員工賺了很多錢。

利潤中心制度試辦幾年後還是鳴金收兵了。失敗的原因是畢竟家族企業還是存有私心,讓員工還是只領薪水,只有股東在分紅,不讓利潤再下放,而這也導致我父親與公司理念不合而求去,雖然他終生感激林挺生敢於進用他。林挺生力倡工者有其屋,規劃了許多建案,讓公司員工有房子住,我位於復興北路晴園大樓的家,原本就是大同公司員工宿舍改建而來的。

父親五十歲轉業,進入日本東光株式會社投資的華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服務。公司設有對調查局負責的人事處第二辦公室,人二室主任曾向東光株式會社駐臺灣最高代表提醒父親的政治問題,代表在與父親面談時,鄭重表示,他們不問政治,看重人才。時任董事長為曾浴沂,後來我才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他還擔任臺中臺灣省立農學院助教時,就曾經參加過二二八的武裝起義,他也在政府監控當中,所以不在乎父親的安全紀錄。父親在曾浴沂過世之後接任董事長,而後再兼任高雄楠梓東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他在華成總經理任內,以公司盈餘比例提撥方式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員工各項福利事業,並以公司盈餘在1974年5月設立財團法人東光教育獎助基金會,對東光關係企業員工子女和社會一般身心障礙學生提供獎助學金。父親原請大伯曾培芳請出國民大會代表何應欽將軍擔任董事長,幹了幾任後,何應欽問父親:「做這董事長我有甚麼好處?」父親明白告知:「沒有」,就接任董事長至今。

因臺灣產業升級,勞動力價格上升,華成和東光兩家勞力密集事業的獲利下降,父親不得已決定到中國大陸設廠,最初在香港啟德機場徘徊時,聽到有人以閩南語罵:「幹你娘」,感到異常親切,上前問是否為臺灣人,那人卻道是廣東省潮州汕頭人,為此,父親當即搭機到汕頭考察,乃於1991年3月在汕頭市龍湖區成立華建股份有限公司,父親延續了林挺生工者有其屋的經營理念,為大陸員工蓋房子以安定家庭,也將華成的職工福利制度帶進華建,同時也在汕頭地方造橋鋪路,略盡社會責任,以提升公司與臺商形象,這也讓華建得以度過當地工潮而茁壯成長。而為照顧員工家人生計,使之有更多收入,父親則將公司非主要業務或庶務釋出,由員工從事家庭代工。他用人唯才,對於優秀大陸員工,則不吝提攜栽培。

父親的職業生涯,歷經了《工人報》、臺灣省工業會、大同和華成幾個階段,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到我父親對勞動者的尊重和照顧,這正是他左派思想的實踐,青年時代社會主義熱情的延續。而他比一些老左派更清醒的是,他從不把背叛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成自己的祖國,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七、結語

(一)政治犯的顏色是駁雜的

父親是臺灣戰後第一代大學生,把臺灣人出頭天視為知識分子的使命,最初寄望於中華民國,希望破滅後,投身二二八起義,只是毫無組織和漫無目標而失敗,復於十九歲加入共產黨地下黨,寄望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臺灣。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那一代臺灣青年作為亞細亞孤兒的徬徨和苦悶。一個世代的進步臺灣青年看似幾乎都支持或同情共產黨,其實是為了反抗國民黨的暴政,共產黨的統治比之國民黨更為殘暴,所以他們如果了解共產黨的暴政,也必然會是一個反共者。

學委的上級指導員徐懋德,在蔡孝乾被捕後逃回中國大陸,按照地下黨的組織倫理,他們承諾這輩子不把組織的秘密洩漏出來。徐懋德在中國大陸自然沒有臺灣同志所面臨國民黨政府利誘威逼的情形。他在2018年2月逝世於天津,享年九十八歲。2015年暑假,他決定要在餘生背叛組織一次,他早就在寫回憶錄,要把所知道的寫出來,所以他叫臺大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林傳凱到天津去。據林傳凱轉述,徐懋德說當年一批青年學生被國民黨政權給犧牲掉,他這輩子對於這件事非常地悔恨。徐懋德說臺大工學院化學工程學系學生工學院支部書記王超倫跟他講過,他覺得廖文毅講臺灣的託管論很有道理,臺獨思想也不錯,公民投票也不錯。徐懋德詮釋道,這些臺灣學生們只是為了反抗不義而投向共產黨,只能說那是那個時代他們所能找到的僅有政治資源。如果還有其他的力量,他們也可能主張獨立,也可能主張統一。他這輩子每一天眼睛一閉上,就會清晰地浮現當年他在臺灣所認識和結交的這些年輕人的面孔,他們不時清清楚楚地出現在他的夢裡。他們的個性、他們的談話、他們的神情,讓他終其一生忘不掉,這成了對他人生的一種長期的折磨。忘不掉的原因是因為,他不認為當年這些學生是真正的左翼青年,是共產青年,擁有純正的紅色思想,他在餘生評價這些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學生,認為他們是灰色的,顏色是駁雜的,不是很清楚的。

從當時被壓迫者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界定他們是否為共產黨並不重要,國、共兩個黨國共同演出了一齣荒謬劇。其實這些反抗者最終極的核心價值是公平正義,共產主義只是一種工具。就他們歷史的定位,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紀念無名英雄,沒有什麼不好,他們確實因為共產主義而犧牲,這個世界應當有人記得他們,特別是在中國。但是我認為超越國共的這個意義,在中國和臺灣的土地上,應當會有一天被詮釋、被訴說出來,就是說,我們紀念他們的更核心的意義,是為了紀念他們為了反抗不正義、抵抗國家暴力而不惜犧牲的精神,這才是他們真正擁抱的核心價值。

(二)在自覺與堅持之間

當年部分倖存的地下黨人被關到綠島新生訓導處集中營去,和臺灣社會隔絕開來,他們的生命歷程瞬間冰凍,保持在他們年輕的時代。對於當年革命理想和理念的堅持,是支撐他們活下來的力量,所以共產主義變得不能被打破、摧毀,否則他人生一輩子的堅持就變成毫無意義,因此他們不願意去面對臺灣的真實面貌。像陳英泰剛出來的時候,還是非常左統的,甚至他們這些政治犯、這些同學們,還組團去北京參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因為他們曾經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作為他們在臺灣奮鬥歷程的一個延續,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能夠回來解放臺灣,所以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感情的,因為他們如果沒有在臺灣被關,他們可能會像陳炳基、吳克泰投奔到北京去,或在臺灣迎接著臺灣的解放。但是他們後來又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革命的背叛,看著臺灣人本土力量的茁壯,看到國民黨政權竟然被臺灣人以自由選舉的方式拉下臺,而他們日思夜想要將之加以推翻的中華民國,卻本土化和民主化為臺灣人的國家。如果對這一切的發展脈絡缺乏謙卑和虔敬的認識,歷史會讓人感覺荒誕、手足無措、無言以對。

舉個例子。鄭文峰、葉城松的好友,臺大經濟系的張璧坤,他的妹妹張瑛玨就對我非常感冒、生氣,因為陳英泰,還有我,都挖掘過張瑛玨哥哥張璧坤的資料,某種程度上證實了國民黨政府指控的事實,張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共產黨地下黨員。然張瑛玨不能接受,2010年1月30日在大稻埕基督教長老教會陳英泰的告別禮拜後,在家父母眼前當面指責我說:「張璧坤是主張臺獨的,你怎麼可以把他寫成共產黨?學者可以這樣亂寫?」場面十分尷尬。可是這幾年,張瑛玨也慢慢接受,她哥哥可能就是個共產黨人。從張瑛玨的角度,大哥張璧坤遭處決,爸爸張其德、二哥張碧江、姊夫呂錫彬等等也受難,當時只剩下女性能夠撐起整個家族的生存,過程非常地艱辛,年幼的她還要去福馬林池翻找大哥的屍體,場面殘忍而令人同情。她不希望她的家族再度受到這個社會的排斥或歧視,所以家屬或當事人這種心態,在面對歷史和政治的現實,在臺灣主流意識由統變獨如此激烈轉變的情況下,她只能選擇一個覺得最安全的角落去自我保護。

我父親被羈押,沒有判刑被關,雖然他符合《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補償條件,但我父親講明了他不會申請補償,也叫我們莫作此想。他講得很清楚,補償金來自臺灣人納稅繳的錢,補償基金會的基金是從國防部預算來的,但臺灣人沒有欠他。如要賠償,也該由國民黨和濫權枉法的官員個人的財產來賠,加害者的責任,怎麼可以移轉給被害的臺灣人民?這根本不合理。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要向他道歉?我父親認為沒有道歉的必要,因為中華民國沒有冤枉他,他就是反對中華民國外來政權的殖民,他原本就是敵對的關係,只是他輸了。

他是歷經了一個過程,從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徹底失望,使臺灣人意識從對外尋找精神的祖國,復歸到臺灣人自身的自覺。他覺得臺灣人的解放最終要靠每個人自己的自主意志,所以對於「中國」這符號,也就慢慢產生從過去那種是臺灣出頭天或是臺灣人參與締建的新國家的寄望,在國民黨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表現中,慢慢變成一個落後、保守、封建、或專制、背叛、殖民的象徵。當初沒有被關進去的人,像我父親那樣的,跟著臺灣和世界的發展,就很明顯地對中國共產黨深惡痛絕,在中國大陸的反右派鬥爭之後,他們徹底失望,原來,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一個樣,而且還有過之而不及。從政治思想的光譜上來看,他們那一個臺灣革命世代的想法因為牆裡牆外發生了分歧,牆裡的期待兩岸統一,解放臺灣,牆外的卻已演化為維持現狀派或臺灣獨立派,而這裡可以有很多的歷史詮釋空間,我父親認為臺灣人的前途,臺灣人自己要去掌握,不要再祈求外來者來解放我們自己,所以他們非常地堅定擁護本土優先的價值。

我對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從不忍心去嘲笑他們那種脫離現實的政治判斷。對當代人而言,他們離現在的臺灣現實太過遙遠。只有有限的歷史學者能有宏觀的視野,去看待他們,去正視他們在臺灣的歷史定位。我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讓我們國家裡的不同族群和民族主義者,能在彼此的對待中更多一點體諒、包容和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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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後曾群芳全家合影。

 

民國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晚九時臺北晴園初校

二十八日九時半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職務宿舍二校

民國一○七年八月七日三時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定稿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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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佳木斯,是滿語,佳木斯意指「驛丞」,曾經是中國最東邊的一個省市。佳木斯出現於黃華昌回憶錄的紀錄如下。「時間是接近暑假的七月初,有一天邱先生突然來訪,問我『想不想去大陸?』他進一步說明:『先去東北的佳木斯受飛行訓練,等中共解放臺灣時,做臺灣青年的革命先鋒隊』」,而後因領不到護照而被迫取消放棄前往佳木斯受訓。資料參考自: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270-284。

[14] 關於變造身分證一事,黃華昌自述:「為了協助我出境,據說是革命組織的某同志,藉著在臺北市區公所上班之便,負責變造我的戶籍謄本和國民身分證。變造身分證需要假名和假生日,要我交三張個人照片。」參見: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277

 

本文原刊於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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