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先生訪問紀錄(中) ☆訪談人:蘇瑞鏘

曾建元先生訪問紀錄(中) ☆訪談人:蘇瑞鏘

、曾群芳與省工委

(一)起義

1947年2月27日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時刻,陳炳基就在家裡鄰近太平町圓環的天馬茶房看報喝茶,他親眼目睹了臺灣省專賣局查緝員葉得根以槍托毆打私菸菸販林江邁,接著查緝員傅學通為擺脫群眾開槍示警,又在永樂町迪化街誤傷民眾陳文溪的過程。事情發生之後,陳炳基很快地跑回學校,敲鑼打鼓地跟同學講他所看到的事。第二天,就有歸綏市場流氓林秉足、周達鵬等為替好友陳戊己三叔陳文溪出氣,而招集流氓群眾從大稻埕出發,要到本町重慶南路專賣局臺北分局抗議,中途經過太平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延平路派出所,藉著人多勢眾,對之加以攻擊。陳炳基的表弟也跟著打著大鼓上街,和陳炳基在北門路上遇到。許多學生風聞而至。國防部的檔案裡說有一位叫吳裕德的臺大學生是地下黨,是他去鼓動和組織大稻埕群眾上街的,這實在是鬼扯,父親從沒聽過同學裡有這一號人物,就連陳炳基,都沒這種本事。

情緒火爆兇悍的流氓和民眾包圍和攻擊再進城內到專賣局臺北分局抗議,流氓陳木榮竟帶頭當場打死一名查緝員和警察,並搗毀該局。群眾再經由公園街臺灣省氣象局、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穿越警察封鎖,前進至南門町羅斯福路一段專賣局總局抗議,再返回城內。蕭錦文指證歷歷,說是行政長官公署副官處長王民寧,於此際導引群眾前往長官公署請願,但群眾來到長官公署前中山路口,即發生公署衛兵開槍示警又誤殺民眾事件,一時民眾情緒沸騰,暴動向臺北車站和城中各地展開,外省人及其產業成為代罪羔羊,受到暴民攻擊。下午,群眾於臺北市中山公園舉行聲討大會,進而占領臺灣廣播電臺,臺灣省參議員王添灯乃透過廣播把二二八事件經過向全臺灣人民報告,並呼籲臺灣人民「起來驅逐各地的貪官污吏,以求生存」,次日,臺北縣板橋鎮有臺灣省參議員林日高首先發難進攻臺北縣政府,臺北市參議會決定緊急邀請長官公署共同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全臺全面展開起義抗暴。

2月28日當天的遊行,我父親還不知情,因為他不在學校,和同學打了一天麻將,二二八整個爆發之後,臺北戒嚴,我父親他們對戒嚴沒有概念,還搞不清楚,晚上和同學回到學校,腳蹬軍靴,手持油紙傘,大搖大擺從徐州路走進來,學校對面是陸軍宿舍,只聽得有軍人迎面而來要父親等人站住。原本父親聽不懂對方國語,仍繼續前行,此時軍人開槍示警,然後把槍上膛、槍口正對著父親等兩人。父親情急生智,就帶著同學向持槍軍人衝去,把那軍人嚇壞了,才得以結束對峙,了解原委。但父親心中十分不滿,認為軍人行為魯莽,極易誤傷人命。

父親此時始知臺灣各地都有騷亂,心中怒火熊熊燃起。臺灣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下組臺北市臨時治安委員會忠義服務隊,由國防部保密局通訊員許德輝出任隊長,負責治安維持,父親也興致冲沖、滿腔熱血地以化名跑去報名參加,和臺大同學林從周(三郎)[9]被安排到板橋維持車站的秩序,但只去了一天,第二天就沒去了。

3月3日,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臺北市工作委員會廖瑞發有意發動武裝起義,次日約集臺北各大專院校學生自治會和臺灣學生聯盟領袖在延平學院商議作戰計畫,因而臺北各校學生共同決定組織學生軍。學生軍成立後,鄭文峰來找我父親一起加入,鄭文峰和陳炳基很熟,所以我父親就這樣參與了學生軍。他們當時的軍事佈署如下:第一大隊集結在臺灣省立建國中學,第二大隊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第三大隊在臺大校總區,圓山士林有一個工人的第四大隊,還有一個小隊在小南門。我父親屬建中第一大隊,當時建中附近有陸軍醫院軍火庫,憲兵司令部則在西門,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去打開軍火庫,而陳炳基正是建中第一大隊的隊長。

父親與鄭文峰相約一起前往建中,就在他要出門的時候,我的大伯曾培芳由於局勢混亂,看到我父親要出門,就拿了一把槍給他防身,裡面只有兩顆子彈,是一位在他家避難的廈門籍警察繳械給的,廈門警察的哥哥在廣東省潮州汕頭市當國民學校校長,來臺灣探望弟弟,沒料到遇上二二八暴動打阿山,嚇得不知所以,他弟弟只好找大伯幫忙收留保護他們兄弟。大伯交槍的時候,並不知道我父親要去哪。父親去集合的時候才發現,所有人帶來的武器中,他的是最精良的,連大隊長陳炳基都只帶家裡布店的鐵鉤木杆,其他同學就帶的是竹竿、鐮刀、菜刀等等,還有人兩手空空也跑來,但是他們集合時卻也情緒非常高昂,戰鬥意志非常堅定。我曾問過我父親,國軍再怎麼說,也是打過八年抗戰的,你們赤手空拳,就要揭竿起義,你們覺得這有可能成功嗎?他回我說,他親眼看第70軍從基隆港上來,樣子就像乞丐兵,像他當過日本時代的學生兵,在軍中學會使用機關槍,而且因為日本教育尚武,學校都有武德殿,從小就訓練每個學生劍道、柔道,所以當他一看到國軍的樣子,就覺得中國兵很遜,如果單挑一對一,打敗中國兵絕對沒問題,因此他們當時覺得,只要搶到軍火武器,他們一定能打敗國軍,這就是他們當時的想法。

他們的戰略佈署是,請臺北縣烏來鄉泰雅族下山支援,先把景美軍火庫佔領下來,再往臺大校門口,集結第三大隊,再往師院這邊前進,集結第二大隊,再從師院穿過城區邊緣,在建中與第三大隊集合,一起攻打下陸軍醫院的軍火庫,分兵下憲兵司令部,直取長安西路的臺北市政府,大致計畫就是這樣,如果起義成功的話,會由郭琇琮擔任市長。結果起義的3月4日那天下大雨,加上當時他們沒有通訊設備,他們就從白天等到晚上,等到5日凌晨,覺得奇怪,景美一路過來都沒有動靜,烏來的泰雅族部隊沒下山來,臺大校總區那邊也沒人過來。陳炳基是建中的第一大隊隊長,就自己騎腳踏車去校總區問,也有人騎到師院去了解情況,總之當時訊息的傳達,非常遲緩,都是靠騎腳踏車,可是國軍卻有電話、無線電和電報。陳炳基曾對我回憶道,當時他們心裡已非常焦燥,卻有個同學說:「都沒有動靜,都已經半夜了,雨又這麼大,應該不會起義了。」陳炳基說他幾十年後想起來,講這話的人應是我父親,但我父親則否認。聽到有人講這樣喪氣的話,一時非常生氣,說不要動搖軍心。有一位體育教員也說了同樣的話。此時又有人提議,不要倉促決定解散,陳炳基自己遂又騎著腳踏車去小南門、臺大校總區這樣來回了解狀況,但真的沒有動靜,大家都在那邊苦等,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所以大家最後決定先回家。後來才傳來消息,烏來的泰雅族根本就沒下山,原因是他們在出征前要有個儀式,要先殺豬祭天,但是這次起義並沒有給他們舉辦出征儀式的費用,卻要他們賣命,泰雅族人覺得太不尊重他們,所以就沒有出動。四十年後陳英泰[10]上山去調查,終於搞清楚是怎麼一回事,而在回憶錄《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裡對這個事件有所描述,陳英泰到過桃園縣復興鄉,同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泰雅族人林昭明(瓦旦.達拉)告訴他當時的狀況,終於了解,烏來泰雅族說出征前要殺豬祭天才能下山是藉口,主要原因是泰雅族領袖當時的新竹縣角板鄉衛生所所長林瑞昌(樂信.瓦旦)勸阻角板鄉長簡天貴和烏來鄉長陳志良不要下山支援,林瑞昌說:「我們族人人那麼少,怎麼跟國軍戰鬥,一下就被滅族了,這個事情還是要慎重」,所以角板鄉的人不去烏來支援,烏來鄉人也不下山,烏來的人連夜從角板山翻山越嶺回到烏來,阻止了烏來人下山。這一切都是出於林瑞昌的個人判斷。臺北學生起義就這樣鳥獸散了。

根據國防部保密局檔案,可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於3月4日晚間在臺北縣新莊倉庫衛兵捕獲的兩名嫌犯口供中,已對學生軍之動態完全掌握,並命憲兵第四團張慕陶部嚴加戒備,與命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指揮旗下臺灣義勇總隊便衣人員於3月5日到建中和臺大解散現場民眾與學生。

(二)轉向加入共產黨

1947年3月8日國軍整編第21師劉雨卿部自基隆登陸後,開始了清鄉,事前大伯看情形不對,就叫還在讀國民學校的女兒曾惠美陪我父親搭火車回竹南中港避風頭。事平之後,當年6月的某一天,鄭文峰帶我父親去臺大法學院對面的地方,去到那棟建築的大門口時,陳炳基來開門,進去之後,發現裡面烏壓壓擠滿了臺大法學院的同學,他們正在宣誓參加共產黨。陳炳基先參加入了,鄭文峰也參加,所以當時鄭文峰是有意帶著我父親去參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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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司令部幹員手繪學委組織系統表。父親與林從周同屬一小組,由鄭文峰領導。

我父親跟我說過,當時為什麼要參加共產黨,一方面是因為在國共爆發內戰之後,我父親發現〈義勇軍進行曲〉突然變成禁歌,都不能唱,且《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馬克思主義、《資本論》,怎麼都變成禁書,如果當時不禁還好,一禁的話,就讓人們就開始思考禁這些書到底怎麼一個用意。共產黨當時的論述講得真的還滿打動人心,加上我父親那一代的學生,對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導致二二八後全島的鎮壓、屠殺,深惡痛絕,厭惡再殖民的經驗,後來就轉向了共產黨。不可否認的是,大部份的同學都還是具有大中國意識的,不過,仍有少部分同學對於臺灣前途有其他不同的思考,這就跟廖文毅有關。廖文毅原任臺北市政府公共事業管理處長,二二八期間組織臺灣二二八慘案民間後援會,國軍登陸後,逃離臺灣,和謝雪紅在香港組織臺灣再解放聯盟,發表臺灣地位未定論和託管論,這個想法傳回臺灣來,有些學生彼此之間也對這一問題有過討論,陳英泰的書就證實了廖文毅的影響,他說,師院學生劉新吾曾和他談論過這一問題,他也說,臺大法學院的黃雨生其實是主張臺獨的,但也參加了地下黨,這也就是說,當時的臺灣學生們對於臺灣前途的思考,除了回歸中國之外,其實還有其他出路,就是聯合國託管,或者是臺灣獨立,這樣多元的思考是存在的。對那一代的臺灣青年來說,他們反對國民黨再殖民,至於說臺灣的下一個出口在哪裡,他們還在摸索當中,可是呢,就眼前可以看到的,臺灣人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加上當時共產黨形象很好,而且整個戰後中國的學運事件,都跟中國共產黨在背後的領導有關,所以這一代的學生、知識份子,他們在政治立場上,會更加同情共產黨,特別是因為在當時在這個中華民國的範圍當中,有能力去推翻國民黨的力量就是共產黨,因此他們就把臺灣再解放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自然前仆後繼,相邀去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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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29日臺大第一屆全校運動會法學院獲曲棍球競賽冠軍,後排左三為家父,時奮戰不懈,被打落門牙。下排左一為鄭文峰。(原陳英泰收藏)

如果從共產黨的入黨程序來講,其實臺灣這些人入黨程序大都不合格,入黨的話要交自傳和宣誓,至少一定要交自傳,然後這將黨員申請人的基本資料往上級陳報,上級再給予認可,但是他們當時是集體入黨,根本也不知道有沒有交自傳,有也不知道交給了誰,且那時候兩岸早已隔斷,中國哪有可能知道臺灣有誰在申請入黨。

當時臺灣省工委的上級是華東局,我曾經託人去上海幫我了解一下華東局資料保存的狀況,後來得到的消息是說,他們根本無法從華東局的檔案當中去確認臺灣的黨員狀況。201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樹立了一座無名英雄紀念碑,紀念為解放臺灣而犧牲的紅色特工和省工委地下黨人,據我所知,紀念碑上的名單主要是臺灣文史研究工作室負責人徐宗懋給的,而徐宗懋最可靠的資料來源是李坤龍,李坤龍是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祕書長,而為什麼後來會發現那名單上也有臺獨主義者,如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東南亞巡迴大使陳智雄、1970年臺東縣東河鄉泰源監獄臺獨革命起義事件的江炳興、陳良、鄭金河、詹天增與謝東榮等,還有原只有同學才知道其心向的黃雨生,原因是這名單只要是被槍斃的就列入。關於立碑之事,我曾聽說是徐宗懋跟解放軍高層友好,跟解放軍提議,把西山一塊地規劃出來蓋紀念碑,旁邊的土地就可以開發經營。徐宗懋提供的名單,建碑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並沒有能力查核,因為中國共產黨檔案裡根本就沒有這許多臺灣黨人的資料。由這一點可以知道,當時地下黨對於入黨程序的處理,其實是很草率的,但這也反映了地下黨在二二八之後的擴張迅速,組織根本無法對黨員資格一一核實。

我還有個例子,我父親在新竹市和竹南那邊也發展了地下黨組織,蔡孝乾於1950年1月第一次被抓脫逃後,留下一個指示,要求全省的地下黨組織先不要再招收地下黨員,因為情況不太妙,應該先避避風頭。然而我父親的臺大同學陳廷裕[11]卻仍在繼續收黨員,我父親跟他說別再收了,這樣很危險,陳廷裕回說:「大家都要參加怎麼辦,總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讓大家對黨失望吧!」所以就繼續收黨員,但就算是陳廷裕收了黨員的報名資料,我父親收到資料後也不可能往上呈報,上頭都已經表示不要再收了,所以也沒辦法往上報,資料收著就放在我父親那兒。請問,這些人算黨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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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1期(1948年4月1日)第3版,有關家父和陳廷裕畢業後分發臺糖的報導。(臺大圖書館特藏室宋志華提供)

鄭文峰是陳炳基領導的,又帶我父親入黨,林從周則是別的領導移交給他的,和家父同為一個小組。1947年10月省工委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成立,市工委下設有第五街頭支部,書記為任職華南商業銀行的高懷國,家父和林從周也都接受其領導,也接受化名李志光,又名林逸俊的市工委郭琇琮的指揮。1948年2月家父臺大畢業後,考上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在會計室服務,協助高懷國產業支部的工作,而他和同到臺糖的臺大同學陳廷裕,回到新竹或竹南家鄉時,也相機吸收黨員,發展竹南支部組織。可見我父親那時候在地下黨裡面,是還滿活躍的角色。鄭文峰參加了臺大經濟學系插班考試,家父則覺得臺大法學院的組織關係有點複雜,所以決定去就業,那時要插臺大經濟系不難,在他們臺大商專科同學之外沒有甚麼競爭者。鄭文峰回到臺大法學院,就把組織關係帶過去,所以家父和林從周都屬於臺大法學院支部,鄭文峰是支部委員兼幹事,書記是介紹李登輝入黨的葉城松。臺大法學院支部的主要任務是學生運動和宣傳,家父便參加了《光明報》的編輯製作,但是《光明報》到現在沒有任何檔案留下來,沒有人看過《光明報》,不知道長什麼樣子。我父親和林從周跟著高懷國從事《光明報》的編寫和油印工作,將新華廣播電臺的重要廣播聽寫下來,再油印散發。父親的工作除了《光明報》之外,還會去博愛路、衡陽路散發報紙、傳單或貼海報,散發解放軍勝利的消息。他們的工作,就是想辦法用各種方式把解放戰爭的進展散播出去,讓臺灣人知道。另外一點,我父親有說到,當時上級有所指示,解放軍解放臺灣指日可待,所以像他在臺糖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負責把臺糖的糖廠維護好,不要遭到破壞,以便臺灣可以在解放之後迅速恢復。各處地下黨收的上級指示都是一樣的內容,不要破壞公共建設,顯然他們預估國軍會大敗,所以很多人就算沒有入黨,心裡也向著共產黨。當時有明確的指示,要在戰爭來臨的時候,避免國軍採取焦土政策,盡力維護公共造產,以便臺灣在戰後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復原,這是他們重要的任務。

(三)二二八救命恩人──陳寶川

二二八時,臺大法學院訓導分處生活指導組主任為陳寶川副教授。陳寶川公費留學滿洲國新京法政大學法律學系,再進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院,在臺大法學院教授《民法通論》法律課程。二二八之初,陳寶川曾經阻止臺大法學院大學部學生劫奪軍械室。在二二八的綏靖清鄉中,父親的很多同學都因此而惹上麻煩。陳寶川只要知道,就會想辦法救他們出來。在我父親的記憶中,陳寶川比起後來的傅斯年校長,對於二二八當時臺灣學生來說,有著更佳的印象。我記得從小唸書唸到中學時,每年過年,我的父親都會帶著我,一起去陳寶川家裡送新年賀禮,我總是問他,為什麼要送禮給他,當時只以為是陳寶川擔任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與家父有生意上往來的緣故,我是到這幾年才知道,原來我的父親一生感恩在心裡的,是陳寶川老師當時是如此地照顧、保護學生。二二八有許多臺灣菁英犧牲,包括臺大代文學院院長林茂生,父親和他的法學院同學們在時代的巨浪中載浮載沉大多還能順利畢業,真要謝謝陳寶川老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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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家父(右一)與同學和陳寶川合影於臺大法學院校門口。(原陳寶川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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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臺大法學院專修科畢業合影。(臺大校史館藏)

(四)四六事件與高懷國

當時在中國,共產黨針對內戰在背後運作了一個訴求「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學生運動,1947年5月20日,國民政府鎮壓了南京市舉行的學生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華北學生反饑餓反內戰聯合會則號召以6月2日為全國反內戰日,舉行全國學生大遊行,國民政府為了阻止全國反戰日行動,結果又在武漢大學與學生衝突,搞出六一慘案,自此,學生反戰成為全國性的浪潮,在二二八清鄉之後逐漸復甦的臺灣校園,受到了公費留學中國大陸各校學生的返臺串連與啟蒙,也對這一波浪潮的衝擊,出現了回應。父親的好友鄭文峰在商業專修科畢業後又插班進經濟學系,參加了臺大法學院支部,他是當時屬於臺南縣、今屬嘉義縣的朴子鎮人,一群來自朴子又畢業自臺灣省立嘉義中學的大學生,如蔡德本、張璧坤、鄭文峰、葉城松等人,組成青雲話劇舞蹈研究會,主要以臺語舞臺新劇的巡迴演出,和臺大以外省學生為主的麥浪歌詠隊,在1947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行憲後的臺灣全省引領風騷,醞釀著另一波臺灣學運的高潮。

1948年9月之後,內戰戰況急轉直下,民國政府在遼西、平津和徐蚌三大戰役接連慘敗喪師,蔣中正總統在下野之前,對臺灣防務預作部署,在1949年1月起用前參謀總長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3月20日,依照數日後媒體的說法,是臺北市因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中山路派出所警員謝延長在跨越新生南路堀川(特一號大排水溝)的信義路大安橋過當取締臺大法學院學生何景岳與師院博物學系學生李元勳騎自行車雙載,出手掌摑並加以逮捕與隔夜羈押,而爆發學生次日包圍警察局抗議事件。何景岳是哪一系的,從來沒誰提過這個人。其實何景岳是假名,有此一說,他就是後來的司法院長林洋港。李元勳後來在苗栗縣立南庄初級中學任教,是家父竹南公學校同學好友顏松樹找去的。顏松樹住在我中港家對街側面,四六之時是師院教育科學生。他的師院國文學系同學張國文奉苗栗縣政府之請於1961年創辦南庄初級中學並擔任校長,張國文從苗栗縣立竹南中學挖了顏松樹去當教務主任,顏松樹再找了李元勳上山擔任總務主任。            

為什麼警察取締交通違規會釀成學生示威,家父曾說過,日本時代臺灣殖民地社會非常尊重讀書人,他聽說過,曾有大學生因在路邊解手被警察罰鍰,學生抗議警察執法態度,而回校號召數十位日臺同學一起到警察派出所前解尿示威。一般人多以為警察大人威風凜凜,但父親說,日本時代警察多是小學或高等科學歷而已,大學生對於小人得志行事乖張的警察打心底就瞧不起。單車雙載事件或許也與警察執勤態度有關,而激起臺灣殖民地文化遺緒中對警察輕視和敵視的情結。

抗議警察不當執法行動之後,3月29日,臺北市各校學生自治會在臺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兼地下黨學委臺大法學院支部書記葉城松的安排下,在臺大法學院操場舉行青年節晚會,決議成立臺北市學生聯合會,並計劃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組織全省性的學生聯盟。臺灣省主席陳誠認為學潮擴大可能動搖臺灣防務,乃決心出手整肅,而在4月1日南京反內戰學運遭民國政府鎮壓,臺北計劃繼之響應的前夕,於4月6日調動國軍包圍臺大與師院宿舍,對學生展開逮捕,此是為四六事件。國軍侵入大學大舉抓人,的確引起相當程度的恐慌,地下黨為了保全實力,便安排陳炳基、高懷國等人逃亡中國大陸。

當時我父親在臺北的臺糖總公司服務,高懷國經由組織安排,於9月由臺北松山機場搭飛機飛香港離開臺灣,我父親特地去送別,結果高懷國臨行前突然想到有重要的手提皮箱忘了帶,裡面有重要的組織檔案資料,我父親趕緊騎腳踏車回去高懷國住處,照高懷國的說法,那份文件如果被找出來,可是牽連甚廣,所以父親他拼了老命,死命也要把皮箱給找出來,讓高懷國帶走。高懷國也直接領導林從周和陳英泰,皮箱裡的秘密,可能會要了他們幾個同學的命。

1996年我去了北京,透過陳炳基幫忙,在北京石景山解放軍醫院找到高懷國。他晚年有嚴重的憂鬱症,思鄉情怯,加以髮妻對他拋家棄子出走終生不諒解,他在家國不能兩全間悔恨無法自己。他從沒有回過臺灣,他還記得我父親送別,在千鈞一髮之際把那個皮箱裡的文件讓他帶去中國大陸的那一幕。高懷國不太跟臺灣人、或流亡在外的臺灣人互動,總是封閉自己。高懷國因精通日文,長期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的秘書,在當年協助辦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資本主義國家唯一貿易窗口的廣東省廣州市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在爭取日商方面,貢獻極大。1977年後,又協助上海市長汪道涵引進日本技術與資金建設寶山鋼鐵廠,但他淡泊名利,60歲就退休,隱居於天津。

我問他為什麼不回臺灣,他說只要連戰當臺灣的高官,他就不回臺灣。我問說跟連家有什麼關係,他解釋說,他本是臺灣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炘的秘書,陳炘在二二八清鄉中被臺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隊長林致用帶走而在警總軍法處遇害,屍骨無存,臺灣信託後來被華南商業銀行併購,高懷國因而轉到華南銀行工作。高懷國說,他相當程度地懷疑,陳炘是被連震東陷害的,因為陳炘反對國民黨強占日產,而連震東是日產接收委員,兩人為此有所怨隙。他為了報答陳炘,才參加共產黨。他看到連家在臺灣的發展,他覺得人間沒有是非、正義,所以他不願意回臺灣。高懷國就這樣在2013年抑鬱而終。高懷國的說法,我們今天尚無從查證,連連震東本人都被國民政府列為二二八叛亂要犯,我懷疑陳炘之死,只是因為他是臺灣省二二八事件處委會委員,是臺灣的菁英,而成為警備總司令陳儀和參謀長柯遠芬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密裁對象。

(五)逃亡

四六之後,臺灣情況轉趨緊張,4月底首都南京淪陷,上海保衛戰即將展開,地下黨人也在為解放臺灣積極準備,家父和小學同學、省立師院教育科學生顏松樹於5月勸說了小學學弟、家父遠房表叔,在竹南國民學校任教的黃華昌入黨,交由楊廷椅(邱先生)[12]領導。黃華昌原是日本皇軍少年飛行兵,光復後想參加國軍不得其門而入,二二八時參與反抗,對時局不滿,父親約了師院英語學系學生陳水木(葉先生)幫忙勸說黃華昌為「建立不受列強欺侮的新臺灣」奉獻一己之力,感動了黃華昌,進而建議其到有東北延安之稱的佳木斯投入草創之初的解放軍空軍,因此亦忙於為其奔走布局佳木斯密航,計劃偷渡出海。

1949年6月,鄭文峰將組織關係移交上級徐懋德(李潔、外省李)和楊廷椅,9月休學返回嘉義,和葉城松脫離學委臺大法學院支部組織關係,改而經營嘉義支部,家父送走了高懷國和鄭文峰後,即改由楊廷椅直接領導。當月《光明報》刊登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做好準備,迎接臺灣解放!」等標語以及三大戰役勝利的消息,臺灣全省各地都出現了《光明報》和大大小小的革命標語。7月中,據說連陳誠家裡信箱被塞了《光明報》。陳誠發現共產黨已潛伏在臺灣而深感震驚,乃將此事向總統引退而在臺灣坐鎮指揮黨務、遙控軍政的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報告,蔣中正對此十分重視,立即在8月於草山召開緊急會議,當面痛責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季源溥及臺灣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緝,要他們即刻清查《光明報》來源,剷除地下黨組織。而就在草山會議舉行的三天後,就有父親臺大同班同學王明德參與《光明報》之事為同學賴文泉的家長檢舉,原來是王明德想追同學妹妹,把《光明報》拿去人家家裡炫耀,卻把人家家長給嚇壞了。國防部保密局由王明德身上追查到他臺北二中和臺大的同學戴傳李,戴傳李在省立基隆中學教書,他的姊夫就是校長鍾浩東,由此循線破獲了臺灣省立成功中學支部和省工委基隆工作委員會兩個支部。但父親和他的同志們,都還未覺察到《光明報》事件對組織的結構性破壞作用,國防部保密局由《光明報》追查到省立基中校長鍾浩東,再由鍾浩東身上查出省工委書記蔡孝乾(陳啟順),鍾浩東和蔡孝乾都在口供中供出了重要的組織情形,使得國防部得以從容地展開全省的大逮捕。

由家父吸收和領導的臺大同學陳廷裕,是新竹市人,畢業於新竹州立新竹商學校,和顏松樹是竹商同學,個性真誠和質樸,對臺灣的解放懷抱理想,他雖在臺北工作,則總利用假日回新竹的機會,在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營業處裡的竹商同學間發展竹南支部組織。1949年9月28日教師節,吸收了在臺電的竹商同學邱仁榮,入黨宣誓在新竹市成功里新竹縣立中學(今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聖廟(已他遷)內舉行,由父親監誓,入秋不久邱仁榮復吸收竹商同學兼臺電同事楊清木入黨,而陳廷裕則自行吸收了竹商同學邱賢明。1950年4月16日,邱仁榮再介紹其竹商同學翁木入黨。姑姑麗香當時在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讀書,不明究理,時常替家父送交文件給他新竹臺電的同志。由國家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三輯關於父親所涉〈翁木案〉的記載可知,地下黨的讀書會書單,包括有恩斯特.温特曼(Ernest Untermann)《馬克思經濟學》(Marxist Economics: A Popular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Volumes of Karl Marx's Das Kapital)、河上肇《第二貧乏物語》、艾思奇《大眾哲學》和各期的《光明報》,由此可想見,這些左翼青年,是如何地睥睨不學無術的國軍軍官和特務,也無怪乎,鄭文峰在被捕後的偵訊中,曾忍不住對著那些官員痛罵:「你們如果不懂馬克思主義,我可以教你們。」白色恐怖時期的國民黨政府特務常鬧把馬克.吐溫(Mark Twain)當成馬克思弟弟、左拉(Émile Zola)是左派的笑話,也因此搞出一堆把人送進黑牢或鬼門關的悲劇。

1950年1月29日,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在臺北市泉州街首次被捕,父親在四六和送走高懷國之後,即感覺情況不太對勁,鄭文峰也感到不妙,他在東門仁愛路的家就在父親臺糖的宿舍旁邊,一天特地跑來跟父親說暗語:「空襲了」,意指政府將有動作,父親聽了,在農曆過年後,就請調到花蓮縣光復鄉花蓮糖廠去擔任會計避避風頭。期間回到中港,一天林從周突然來訪,全身都是海的味道,也告訴父親:「空襲了」,原來他先去了竹南海邊盤桓一天。父親留他在家住了幾天,住到祖父母都覺得不安,父親索性帶著林從周到崎頂海水浴場去露營住了兩天,他還隨手帶著一本介紹商用英文的書去看,兩人一時都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父親便送林從周從崎頂坐火車回臺北。林從周是臺北縣三重埔人,他的父親是日本時代的刑警,因為緝捕罪犯而殉職,林從周為人很老實,也很上進,他也就這麼暫且回到工作的臺銀總行上班。

父親到後山花蓮糖廠報到當天,穿著摩登的西裝去,驚動了花蓮糖廠上上下下的員工。在花蓮天高皇帝遠,或者說是東岸無戰事,那段時間過得還滿愜意的,常有機會到甘蔗田裡抓雉雞進補,幾乎天天喝酒吃肉。糖廠裡有一位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的畢業生,和父親比較有話聊,比較不愉快的是,糖廠的一位主管似乎因此而忌妒家父,有時會故意找父親麻煩。

蔡孝乾4月在嘉義縣竹崎鄉終於被捕,在被捕前的逃亡途中,對組織發出了〈1950年4月指示〉,即鑑於國民黨黨國整肅徹底,形勢惡化,要求「退守保幹」,即建立基地保持幹部,暫時不積極活躍,一切以保存實力為原則。但蔡孝乾在被捕後即叛黨投降,政府乃得以依其口供,於5月23日展開臺灣全省的大逮捕。林從周在5月中被捕,鄭文峰則於6月1日在朴子家中被捕,陳廷裕在臺北聽說政府發出了通緝令,又看到同學林從周和鄭文峰的狀況,內心非常不安,便從臺北到花蓮不辭千里去糖廠宿舍找到我父親,告訴他這個大逮捕和同學受難的消息,父親下班一見陳廷裕找來,問明來意,西裝也沒換,連宿舍燈也沒關,東西拿了就騎著腳踏車,和陳廷裕一起逃亡了。他前後只不過在花蓮糖廠待了兩個多月。他們先到家父竹中同學林克恭位於光復鄉街上的家裡借錢,之後到臺東縣關山鎮找到竹中同學、臺大公共行政專修科校友張彥文接濟,翻山越嶺來到屏東,經高雄,坐火車到臺南,兩人在臺南車站前的噴水池邊呆坐徘徊,父親突然發現池邊有一坨人糞,他登時感到噁心想吐,對逃亡感到疲倦,便和陳廷裕花錢找了家旅社舒舒服服住了一晚,第二天,眼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還是決定先北上回家休息,父親走縱貫線鐵路回竹南家鄉,把書和文件、照片全部燒燬,以免被無端羅織,說巧不巧,正當他騎腳踏車要出門時,正好在中正路上和騎腳踏車前來中港的苗栗縣政府警察局竹南分局刑事警察陳水田錯身,父親嚇得家也沒回,連日由中港騎腳踏車一路逃往新竹,其後再逃至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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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在逃奸犯通緝名冊》(1126號代電附發名冊)。(楊允言收藏)

顏松樹師院畢業後回到竹南初級中學任教一年就出事,大逮捕時,是在6月初從學校裡被中港派出所警員帶走的,被關在派出所裡的拘留所裡。值班的原住民看守不忍見平日受人尊敬的教師像犯人一樣關在拘留所,就讓他在值班室睡覺,而為顏松樹半夜乘隙脫逃。顏松樹家就在派出所前不遠前中港庄長陳羹梅公館旁,而我祖父宅邸就在派出所隔巷右側隔壁兩間,基層警員和兩家裡多半認識。

父親和顏松樹輾轉來到臺北會合,他並未回大伯家,而是四處借住,大伯家就讓顏松樹躲著。父親發現許多同學和同志都還不知死活,便通知在臺銀工作的臺大同學陳英泰和就讀於臺大地質學系的小學和中學學弟葉雪淳逃亡,他們約在螢橋,時間到了,葉雪淳始終未出現,父親覺得情況有異,就和陳英泰逕自離去。原來葉雪淳不願放棄期末考,在6月被特務從教室《地史學》的考場上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人員直接帶走。

陳英泰乃幫父親和顏松樹安排,躲到臺北縣木柵鄉樟腳友人陳家和家中,陳家和也不問父親和顏松樹是誰,就予以收留,熱情接待,但父親感覺陳家和的父親嘴裡不說,卻對他們充滿懷疑,住了一天,就藉故離開,顏松樹則仍留在陳家,沒多久,也跟著離開,由他在中港做水泥工的張丈公安排躲在他弟弟位於臺北縣新莊鎮丹鳳山腳下的住處,之後又翻山越嶺躲到桃園縣龜山鄉今天長庚大學對面的兔仔坑山谷中。陳英泰則在木柵繼續躲了一陣子,以為事過境遷了,10月就回銀行上班,沒想到一回辦公室,就馬上被逮個正著。想想,我真是不解,他和葉雪淳兩個人,怎麼那麼天真?

父親離開木柵,曾經躲到士林社子島。某夜陽明山管理局憲警持槍來此搜捕逃兵,因為逃兵往往都逃到這裡的淡水河岸靠撐船度日。家父正在田中草寮屋內牆邊起身小解,憲警從窗邊經過,月光映照,又有人進門探看,竟然沒發現躲在牆邊的家父,搜索一無所得,便又轉往他處。家父逃過一劫。這是逃亡過程中最危險的一次。祖母虔信媽祖,她到中港慈裕宮抽籤問家父逃亡的吉凶,籤文稱吉,說「雲開月出」,祖母夜半又夢見有老虎出而保護家父,祖母以為是媽祖令中港慈裕宮的虎爺保佑家父平安。

家父在逃亡過程中,為了怕收容者起疑與畏懼,都不敢透露政治上的理由,而一律自稱是因為有感情糾紛必須借住一陣子。日後為了怕株連無辜,家父至今都還未向當年藏匿他的恩人致謝,不願去打擾他們平靜的生活。對此,他覺得自己當年欺騙了人家,但現在去告訴實情,會不會又反而讓人家感到不安甚或恐懼,所以他躊躇一生,至今都還沒決定好如何去尋訪那些恩人。

家父和陳廷裕考慮過由東北角海邊偷渡到琉球去,但臺灣海防甚嚴,找不到漁船願意冒險,他們也想過到美利堅合眾國駐臺北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卻也猶豫徘徊再三,不知被接納的可能性如何。最終還是離開臺北,分頭逃亡,家父搭火車迂迴來到新竹新埔,我家族移民來臺灣,最初即於新埔落腳,來臺各代祖先自曾亮寅以下皆葬於該地,當地近親還有祖父長兄大伯公曾鴻勳的子嗣後人,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新埔派出所警員楊清江正又是家父小學同學,家父乃隻身前去投靠,躲在楊清江任職的派出所內避難,也獲得伯公家族的接應,這是他逃亡路上最安全的地方,也是生活最為平靜的一段。當楊清江告知通緝令已送達該派出所,為了不教楊清江為難,家父則再度踏上逃亡之路。

接著接濟他的是在新竹縣警察局關西分局坪林派出所擔任警察的堂兄曾燕芳與曾睦芳,白天家父在坪林山裡躲藏,晚上則到坪林派出所警察宿舍睡覺。但畢竟風險極大,躲藏一陣子,父親便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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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廢棄的新竹縣警察局關西分局坪林派出所(後為新埔分局石光派出所)宿舍。(曾薰慧攝影)

二伯母許碧娘家在新竹縣香山鄉內湖村市場賣菜,二伯蘊芳便為家父安排躲藏於許家二樓,許家白天賣不完的菜,下午就會挑到香山去賣,父親也都是白天往山裡躲藏,半夜再潛回許家睡覺。祖父和二伯成天提心吊膽,擔心父親被發現,也擔心二伯母外家受連累。家父自新後始終未到許家登門道謝,許家不知父親終生遭到監控,對此輒有怨言,責備曾家無情。

祖父在獅頭山南庄鄉翻越過去的新竹縣北埔鄉南埔村番婆坑投資礦坑,故而家父藏匿於此。父親曾在一座柑仔山上碰到竹南刑警陳水田,雙方狹路相逢,卻相見無語而各自離去。或許因為家父蓬頭垢面,沒讓陳水田認出來,也可能是陳水田有意放水。家父自新後知道陳水田退休住到臺北,但未便去找他致意。家父因為逃亡過於辛苦,一度瘧疾發作,幸得綽號雞屎的乞丐照料,為其乞食、烹煮與餵食。

1951年9月17日,由蔣經國擔任主任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宣布補正《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及《檢舉匪諜獎勵辦法》,限地下黨人於11月20日前自首,大伯曾培芳時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農林廳廳長徐慶鐘的秘書,找到保密局軍職轉任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科長章和樂想方設法到新竹山裡勸說家父出面向保密局投案。這是父親第一次落網。他從山裡走出來時,頭髮和鬍子都長到及胸,狼狽不堪。他被羈押在青島東路3號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即現在的臺北喜來登飯店位置,大概被關了兩個禮拜的時間。我父親說那個看守所非常擁擠,他曾跟獄友打架,因為馬桶沒洗,他們叫他睡在馬桶旁邊,我父親覺得很髒不願意,所以起了衝突。

大伯曾培芳再通過章和樂疏通,找到時任《全民日報》、《民族日報》、《經濟日報》聯合版管理處主任委員的前任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幫忙。大伯日本時代曾到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福建省廈門特別市政府任職廈門居留民團文教、總務課長,戰後因擔憂被以《懲治漢奸條例》辦罪,乘漁船逃回臺灣,1946年國民政府因丘念台的奔走而宣布臺灣人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才恢復社會活動,在臺灣省日產清理處任職。大伯長袖善舞,曾與廈門籍警察合作走私臺灣商品到汕頭,因而得以攀交福建省籍文武官員,來臺接收的國軍第70軍原駐福建省漳州市,軍長陳孔達來臺出任臺灣省警備副總司令,由是伯父經由福建人脈,乃得以在臺北官場走動,沒事就和他們喝酒。二二八之後,臺灣省政府成立,徐慶鐘出任省政府委員兼農林廳長,伯父由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被徵召去擔任專員再轉任徐慶鐘秘書。1947年6月,臺灣省政府將臺北城南新店溪畔的原紀州庵料亭支店日產改為社會處第一宿舍,找大伯幫忙處理掉料亭裡原有的大量營業用餐具,由是認識了曾任國防部保密局幹員的省社會處科員章和樂。章和樂利用保密局裡的人脈,找到林頂立。二二八時,林頂立和長官公署和警總密切合作,並配合執行密裁,深受國民黨政府倚重。父親被保密局從軍法處看守所押解出來,由章和樂帶到林頂立位於淡水河第三號水門濱町一丁目家裡,大伯也在場,讓林頂立指點他寫自白書。原本父親還吵著跟大伯說,也要救陳廷裕等同學出來,大伯說:「你沒事,他們才不會有事」,才打掉父親的念頭。自白書總共被林頂立要求修改了三次才定稿,方才得以據以辦理自新,逃過死劫。而與家父關係最親密的陳廷裕也果然得以獲得自新,陳廷裕自新證的前一號,就是家父。不久後,顏松樹也從躲了一年的龜山兔仔坑山出來投案,顏松樹身邊還帶著住在附近的一戶讓他搭建工寮藏匿並給予接濟的農家的女孩,就住到我大伯家裡,由我大伯協助辦理自新。

家父和陳廷裕為了保護同志和親友,自新之後並沒有斷絕和完整交代組織關係。從革命者的角度,這一點,父親和陳廷裕對得起組織、同志和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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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統計1949-1952年整肅工作成果,宣稱整肅了24萬3千2佰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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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文峰39年6月21日在國防部保密局的偵訊筆錄,確實供出家父名字。

父親和陳廷裕成功自新,以前都以為是因為大逮捕後一個月即在嘉義被捕的鄭文峰沒在偵訊筆錄中供出家父,2008年國史館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共同出版《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學生工作委員會案史料彙編》,公布了保安司令部的檔案,始知鄭文峰相信《自首辦法》中的鬼話,甚麼都講了,其實,就連鍾浩東,也甚麼都供出,而我相信,蔡孝乾以為他的投誠和交代,可以讓同志的犧牲降到最低,但國民黨政府的鷹犬為了爭功和一網打盡、斬草除根,則狠心地欺騙誘出這些落網者的口供,而儘可能將地下黨人全部關押或殺掉。父親之所以苟全性命,原因就在於大伯、章和樂和林頂立各個環節的配合,然縱如他們,所救者仍然極為有限。

陳廷裕在11月自新之後,申請回到臺糖,家父不願,則由章和樂介紹,到臺灣省工業會任職。顏松樹則帶著女友去番婆坑礦場工作,並且登記結婚。1951年12月,竹南公學校和新竹高商畢業的翁木就出現在臺北來找陳廷裕和家父。 原來在新竹臺電工作的翁木因不願調職日月潭發電所而辭職失業,此後六次到臺北找陳廷裕幫忙求職,陳廷裕和家父才剛自新,加以受到監控,實在也幫不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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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曆1952年4月26日曾鴻鈞61歲生日家族合影。家父自新過後。

後來到了1953、1954年,地下黨在苗栗縣的最後根據地被破獲殆盡,每個餘黨都很緊張。1953年8月,翁木因媒說合,將與劉菊妹新婚,擔心組織關係會影響婚後妻室生活,誤信政府號召,於1954年2月向同志邱仁榮和楊清木表達自首意向,邱、楊最初責其思想不堅定,後亦動搖,7月翁木在憲兵司令部策動下請了苗栗縣前副議長王天賜陪同自首,把他的組織關係向有關單位合盤托出,8月邱仁榮於受國民兵訓中遭傳訊,同在軍中受訓的邱賢明聞訊潛逃,後向內政部調查局投案。家父和陳廷裕8月27日在臺北萬國旅社邀集邱仁榮和楊清木了解傳訊狀況,知組織情形已為政府全面掌握。家父在1950年4月以後,即依蔡孝乾指示暫停了發展組織的工作,惟因陳廷裕仍未放棄,而家父自認亦有道義責任維護同志和組織,故而繼續支持。此次,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根據翁木向憲兵司令部提供的線報,再次找上家父,他再度受難落網。

由於前一次家父和陳廷裕落難時確實並沒有供出竹南支部的組織關係,所以家父和陳廷裕就以涉嫌「自首不誠」的罪名,由保安司令部接手查處。事實上,父親確實自首不誠,他避重就輕,保護了不少人,舉例而言,陳英泰就很擔心他收容父親和顏松樹的朋友陳家和會被供出下獄,但是沒有,所以陳英泰不免對供出他的林從周有所埋怨。這次落難的解救,也靠的是家伯父曾培芳的奔走,透過其長官省政府委員徐慶鐘出面找到家父在臺大的民法學教授司法院大法官蔡章麟協助,也以自己以前在廈門的關係,找了曾氏宗親會裡曾任福建省參議員和國民黨同安縣黨部書記長的曾文墨想辦法,最後找到同安人洪福増律師幫忙完成了自白書,洪律師在6月才剛卸任國防部軍法局副局長,再又通過章和樂找到前省二二八處委會治安組長兼臺北市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作保,許德輝是新竹人,抗戰時也在廈門,任保密局的前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廈門站通訊員,時任保密局新竹組長。他在二二八中的角色,類似於林頂立。父親的同案中,有人是許德輝的親戚,這也是許德輝願意出手的原因。父親知徐慶鐘、洪福增、許德輝等人皆出面後,便心情篤定地、穿著西裝,帶著岩波文庫兩本西洋翻譯小說,以為不會在看守所久待,而好整以暇地前去保安司令部投案,時保安總司令由省政府主席嚴家淦兼任。這一次父親在軍法處看守所被羈押了兩個月,沒被刑求,大伯從廈門娶回來的二大伯母黃雪娟每週皆來探監,也會帶些吃食和錢。最後父親、陳廷裕、邱仁榮、楊清木、邱賢明等人以情節輕微不起訴而免去其後的牢獄之災,但為保安司令部以1954年11月26日〈(43)安律字第4642號〉函憲兵司令部隨時察看在案,直到臺灣解除戒嚴。不幸的是,翁木本人卻因良心不安和驚嚇過度而發瘋。中港也有一個沒事就在街上漫遊、口裡不斷喃喃自語的瘋子,莊人皆喚他做「空兩」,父親每回回中港,都會去找他,只有父親和他一起,他才說說笑笑,相當正常,所以也有人懷疑他是裝瘋賣傻,但父親根本不知道他哪一個朋友被人當成是瘋子,我問他誰是空兩,他說沒這個人。我大伯長子曾思元和顏松樹長子顏崇元都跟我說起過空兩,他總在中港巿場和漁會間遊蘯,曾被推入漁會冰厙,差點被凍斃。

父親曾在1990年代和楊清江教授一起到苗栗縣頭份鎮永和山為恭紀念醫院東興院區精神醫療中心去探望翁木,翁木傻呼呼地問家父為何人,家父不捨地說自己是誰,翁木望著父親良久,說:「曾群芳是我的好朋友,他沒那麼老。」說罷臉上流露出驚恐的表情,然後轉身逃開。父親想追上去拿錢給翁木,楊清江勸說翁木在病院不需用錢,他瘋了也不會用錢,這才打消念頭,結束了短暫的會面,黯然離去。如前所言,楊清江保護過家父,他後來通過高等考試,還被選派到日本留學,表現優異,得到蔣中正總統接見,但警察幹到桃園縣的副分局長就到頂了,怎麼也升不上去。有一次他偷看到自己的安全紀錄,原來被人事室第二室安全人員做了記號,楊清江氣得找安全人員理論,幾乎動粗,給同事勸了下來,紀錄是前人留的,不能怪現在的人。楊清江不甘心,去向內政部警政署提出異議,警政署對他不住,便安排他去中央警官學校任教。

洪福增在父親獲無罪釋放這件事上完全是道義與良知相挺,我家族沒有人花任何一毛錢向政府官員關說,事後,為了避免困擾,父親從未向這位救命恩人登門道謝。洪福增急流勇退,從官場退下,他的繼任者即是李元簇。洪福增此後執業律師並在大學講學,成為我國著名的刑法學大師,他的女婿就是民主進步黨執政後的首任教育部長曾志朗。

陳廷裕在竹南支部的發展上,忠心耿耿,從臺北到花蓮找到家父,一起逃亡,可說義薄雲天,令父親終生感激不已。陳廷裕因肝癌逝世,在告別式上,〈翁木案〉的幾個同志也都到了。父親心想,一定要在陳廷裕靈前告訴陳廷裕:「你是我最好的兄弟」,要對他做最後的道謝,沒想到一走到靈前,不禁悲從中來,只顧傷感流淚,話都哽咽說不出來。

父親另一個好友,鄭文峰,才氣縱橫,熱情奔放,他常常到父親宿舍澹水寮找父親,一起並肩走路上學,各抒己志。鄭文峰拉著父親參與二二八起義和入黨,而父親在專科畢業後未再插班經濟系,多少也有對革命一度感到倦怠而藉此離開臺大省工委學委之組織網絡的意思。鄭文峰在陳英泰的介紹下,曾到陳英泰北二中學長黃奕澄擔任校長的烏來鄉福山村(李茂岸)臺北縣立福山國民學校擔任代用教員,躲避風頭兼以思考建立游擊基地的可能性。後來鄭文峰回到嘉義發展組織,在1950年6月全省大逮捕時在朴子家中被捕。他曾痛斥國民黨政府的偵訊軍官對於馬克思主義認識的淺薄,說:「你們不懂,我可以教你們。」可悲的是,共產黨建國後背叛了革命。鄭文峰原判無期徒刑,蔣中正大筆一揮,改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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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像。曾建元繪於1975年6月,時為臺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三年級十八班學生。

以上是家父兩次經歷白色恐怖案件的經過。嚴格來說,家父、陳廷裕和顏松樹應都屬於〈學委案〉,像黃華昌就被列進去,但因未被起訴,所以在保安司令部應當是另外立案處理的,但有關軍法偵訊和自新檔案至今尚未出土。

關於自首和判刑的標準這件事,其實都因人而異。依據時的法律條文,自首可以減刑或免責,甚至辦理自新可以除罪免刑,但是從國民黨政府的相關判決來看,似乎沒有太明確一致的量刑標準,像我父親是因為我大伯跟國民黨高官有互動,牽得上一些關係,再送點錢,所以我父親雖然自首不誠,但後果不算嚴重。可是像嘉義縣阿里山鄉鄉長高一生(吾雍‧雅達烏猶卡那)、議員湯守仁(雅巴斯勇‧優路拿納),是擁有軍事武裝能力的地下黨人,主張高山自治,他們的影響力太大,會動搖國民黨政府在鄒族或所有原住民族部落裡的治理,所以就以自首不誠為由槍斃,問題是他們都已經自新了,也沒有叛亂行動了。又如鄭文峰的例子,保安司令部提出的判決書初稿送到蔣中正手上,他紅筆一勾,就變成死刑。蔣中正總是加重刑度。清朝的慣例都是司法官員刻意求重刑,讓皇帝酌減其刑,以示施恩於下,蔣中正打不過解放軍百萬雄師,就拿學生和工人農民出氣。臺灣所有的真假地下黨人及其家庭,多少人莫名其妙被殺害、被抄家,始作俑者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和他身邊的一幫領導幹部,卻可以自新,在政府工作直到退休。所以共產黨真有那麼可怕嗎?由此更可見,反共和戒嚴,真的都只是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實施恐怖統治的工具罷了。

真的不知道國民黨政府和情治單位對政治案件、政治犯的處置標準何在,如何判斷自首成立,何種情況可以免責,到底什麼事是嚴重到必須要槍斃掉。我父親既參與組織,也有拉人加入組織,情節比陳英泰、林從周、黃華昌嚴重太多了,但是最後卻沒有被判刑。我的判斷是,案情輕重,就看有沒有找到份量夠重的關鍵人物作保說項,如我大伯第一次找到林頂立,第二次找到許德輝,想當然耳,也送了不少錢。

父親被羈押期間,二大伯母是給他最多親情的家人,不時傳遞一些外界的訊息,對他很照顧,而周旋臺北官場的大伯父,則為家父活命用盡最大的力氣。後來我父親被放出來後,對我的大伯與我兩位大伯母,長兄如父,長嫂如母,就像是對待自己的父母親一樣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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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安全局1961年出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三輯〈翁木案〉有關家父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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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回首者)與祖母林知母和三伯梅芳、四伯照芳、六叔馨芳合影於中港營盤邊宅邸,時約1950年代中期。

201839r13.png 右起,父親、三伯梅芳、四伯培芳、二伯蘊芳、姑姑麗香、六叔馨芳於中港營盤邊宅邸,時約1950年代中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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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從周,被控於1946年12月參加叛亂組織,後與高懷國、鄭文峰合組支部並吸收陳英泰加入,被判15年徒刑。資料參考自《臺灣浩劫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search2.asp#,2015.12.6擷取。 

[10] 陳英泰(1928.2.28-),1940年畢業木柵公學校,曾就讀於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商業專修科,畢業後曾於臺灣銀行工作。1950年因省工委會案被捕,後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判刑12年,資料引自陳英泰,〈自序〉,收錄於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頁17-27。

[11] 陳廷裕的事蹟,可參:陳廷裕(口述),陳秀琴(記錄整理),《走過大時代──陳廷裕回憶錄》,1996年夏,臺北:自版。

[12] 楊廷椅(1926.9.22-1950-11.29),臺灣新竹人,被控與陳水木於1947年5月間參加匪黨組織〈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案〉被判死刑。資料參考自《臺灣浩劫資料庫》。

本文原刊於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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