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先生訪問紀錄(上) ☆訪談人:蘇瑞鏘

曾建元先生訪問紀錄(上) ☆訪談人:蘇瑞鏘

受訪時間:2015年8月16日 10:00-17:00

受訪地點:臺北市捷運中山國中站札札咖啡店

201839q01.jpg

受訪人:曾建元(時為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現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研究員)

訪談人:蘇瑞鏘(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紀錄:余佩真(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受難者資料

受難人/案件/判決書年齡

職業/經歷

刑期

與受訪者關係

曾群芳

----------------------------------

第一次:

1950年

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案

23歲

-------------------------------------

第二次:

1954年

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竹南支部翁木案

27歲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員工

 

 

第一次被羈押兩週。

第二次被羈押兩個月。

未被判刑

 

受訪者之父

案情概況

曾群芳先生,[1]1950年因涉入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案而被迫逃亡,1951年向國防部保密局投案。長兄曾培芳,為臺灣省政府委員兼農林廳廳長徐慶鐘機要祕書,通過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科長章和樂,找到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前站長林頂立,經他指點寫了四次自白,方才得以倖免。後又以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竹南支部翁木案,因前案自首不誠而投案,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被羈押了兩個月,經曾培芳與章和樂找到國防部軍法局前副局長洪福增與保密局新竹組長許德輝出面,乃得解救獲釋。


一、移民臺灣

我的先祖是客家人,故居在中國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即今梅州市蕉嶺縣)新鋪鎮同福村辛方里門向東,在中國時因為太平天國之亂,當地生靈塗炭,情況非常悲慘。清穆宗同治2年(1864年),我的六世祖曾亮寅(曾駿)是一名漢醫,先隻身到臺灣,他生於清仁宗嘉慶9年(1803年),來臺灣時已六十歲,可能在淡水廳竹北二堡崁頭屋港(今桃園市新屋區永安港)登陸,落腳在淡水廳竹北二堡新埔街枋寮里,就是現在新竹縣新埔鎮褒忠亭義民廟的所在地,整個家族在次年同治3年(1865年)分三批陸續抵臺,三子臺貴則帶妻子余氏、范氏和三個幼子曾鑑郎、曾端郎、曾鎔郎(蓉郎)來臺,也移民到新埔枋寮,曾臺貴的元配鍾氏早殤,葬在鎮平縣徐溪鄉赤嶺,他還有一個小妻子徐氏,可能是來臺灣才娶的,無後。

雖說我們是同治2-3年間移民到臺灣的,其實我們家族早在清朝領有臺灣之後,就常往來於臺灣跟中國大陸之間。清聖祖康熙60年(1721年)朱一貴起事,鎮平縣有百餘人隨軍入臺平亂,知縣魏燕超上奏請准鄉人赴臺墾殖,曾毓遠(遠麟)約於當時來臺創業發展,只是其後歷代祖先皆未在臺灣落地生根,所以會移民臺灣,是源自家族跟臺灣這樣長久的淵源,但之所以選擇新埔,應當跟他的二哥曾亮秀(曾騰)在新埔地方頗富聲名有關。曾騰本人就是乾隆60年(1795年)7月戊申日在臺灣出生的,他出生前8年即乾隆52年(1787年),新埔枋寮義民廟落成。曾騰在鎮平長大後,大約在嘉慶、道光之交來到臺灣新埔發展。清宣宗道光15年(1835年),在義民廟祭祀負責人林茂堂、劉維翰等人的號召下,義民廟的祭祀由新埔一帶擴大為竹北堡十三大庄聯庄共舉。時九芎林庄經理姜秀巒剛領導金廣福墾號進駐北埔,正當其意氣風發之時,乃受任經理義民廟廟產,為聯庄祭典建立了值年經理制,由值年經理辦理春秋二祭及修繕廟基等工作。此制明訂於道光21年(1841年)〈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曾騰以文采受聘為〈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作序。道光27年(1847年),曾騰與新埔當地士紳林茂堂、劉維翰、吳清華等具〈立請帖字〉,邀請新埔街、九芎林、大湖口、石岡子等四大庄,將值年經理制改為四大庄各大庄三年輪值制,各大庄當值三年內,再由所屬各庄輪流當值,這一次廟產及祀典經理制度的改革,終於奠定了今天十五大庄輪值經理的基礎。道光20年至22年(1840年至1842年),清政府為加強鴉片戰爭之後的臺灣防務與治安,鼓勵地方街庄聯合成立聯庄(聯甲)組織,逢道光21年(1841年)淡水廳爆發閩客械鬥,新埔保甲團練總分局當乃應時成立,曾騰則長期擔任新埔總局總理,協助維持地方治安,《淡新檔案》中有他在清文宗咸豐8年(1858年)奉命與北埔姜家等捉拿大溪墘庄(今桃園市楊梅區、新屋區)地方豪強徐阿千的紀錄,惟該次行動因艋舺發生漳泉械鬥,淡水同知恩煜北上平亂而中止。曾騰在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逝世,享年六十七歲,骸骨還葬鎮平新鋪西山坪。曾騰在新埔地方縱橫三十年,曾亮寅來臺選擇落戶新埔,應當有曾騰遺留的人脈可資依靠。

曾亮寅的三哥亮明(曾驤),號籋雲,也是在臺灣非常活躍的人物,他也出生在臺灣,清仁宗嘉慶3年(1798年)丙辰月辛酉日戊戌時生,被帶回鎮平扶養長大。曾籋雲以詩聞名當時,嘗南游吳苑,北登燕臺,雖有腳疾,不良於行,卻走過大江南北。道光18年(1838年),年四十,也到臺灣來,則住到前一年方才完成土地踏丈分配、開墾未幾的北埔村裡。清文宗咸豐元年(1851年)夏秋,應竹塹儒商林占梅之請,入潛園為幕賓,咸豐8年(1858年),林占梅出版《潛園琴餘草》,即為之作序。曾籋雲在林占梅家裡,為林占梅自辦團練參與平定咸豐3年(1853年)林恭、咸豐4年(1854年)小刀會黃位以及同治元年(1862年)戴潮春等民變,出謀劃策,被林占梅引為知己。同治2年(1863年)冬12月逝於竹塹,晚於曾騰一年,享年七十有四,也歸葬於鎮平新鋪西山坪。林占梅彙其遺帙為《籋雲詩抄》一書,付諸剞劂,惜該書已無存。淡水同知嚴金清於同治6年(1867年)聘請同為潛園西席的林豪(1831-1918)主編《淡水續志稿》,於列傳「流寓」一門有曾籋雲的傳記。林豪認為有資格收錄在《淡水廳志》裡的流寓人士只有吳希潛和曾亮明兩人,更推崇曾籋雲的《籋雲詩抄》和林占梅《潛園琴餘草》、陳維英《偷閑集》可共同傳世並列入《淡水廳志.文徵》,是淡水廳地方文學的經典之作。曾籋雲和曾亮寅同治2年都在臺灣淡水廳,兄弟應當見了面。 

201839q02.jpg

廣東省梅州市蕉嶺縣新舖鎮同福村辛方里曾亮寅故居(薛雲峰攝,2009年)

我的曾祖父曾鑑郎同治2年(1864年)4月在中國故里出生,襁褓時被父親曾臺貴抱著帶來臺灣,到新埔追隨祖父曾亮寅(曾駿)生活。我的祖父曾鴻鈞(衡甫)則就完全是在臺灣成長的。祖父生於清德宗光緒18年(1892年),童年橫跨了清朝與日治。曾鑑郎因為人作保,加以三十九歲英年早逝,妻子范石蘭無以維生,全賴售賣田土,竟然蕩盡十五甲田產,家道迅速中落。祖父是曾鑑郎和范石蘭的次子,十歲少年時因母親范石蘭攜非婚生子鴻章、鴻英改嫁曾鑑郎學生陳本源,負氣隻身離家,到新竹廳城一戶據說與林占梅有關的人所經營之布莊擔任學徒,曾鴻鈞聰穎伶俐,自學學會漢文和算術,正好新竹廳竹南一堡中港中街一漳州漳浦縣裔人林朝基經營之商鋪亦需要學徒,看了喜歡,便向布莊主人要了回去,進而送到舊街自家中擔任長工,林朝基妻子謝味則對祖父十分憐惜和疼愛,祖父乃自1903年(日本明治36年;清光緒29年)起從此在中港落腳。我的祖父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但是頭腦聰明,加上他又上進,自修得極佳的漢文和日文。他曾擔任過新竹廳頭份支廳中港區中港保甲事務所書記,1920年(日本大正9年)10月臺灣地方制度修正,調任竹南郡竹南庄役場書記,輔佐庄長陳羹梅,1928年(日本昭和3年)祖父考上司法書士,跟他同一期考上的是光復後擔任第一屆臺北律師公會理事長的李瑞漢,他們都是竹南人,而李瑞漢可是畢業自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的。祖父之後擔任過新竹州竹南郡中港街的保正。蔣渭水的臺灣民眾黨於1928年10月在中港當地成立竹南支部,委員陳九就住在營盤邊,後來祖父在他家右側建了自宅,兩人年齡相同,成為鄰居。據我父親的敘述,他依稀有印象,祖父對於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民眾黨的理念還滿支持的,陳九無子嗣,經常來串門子。從這裡可以看到我天祖父、高祖父、曾祖父到我祖父的這數代人,所處流離的生活狀態,而努力克服在異鄉土地上謀生的困難。我的祖父受知於中港林家,就讓僱用他的這個家族的獨生女兒林知母招了贅,約定前三子姓林,家父排行第五。

 201839q03.jpg

曾鴻鈞

祖父考上司法書士後,於1940年(日本昭和15年)10月25日由中港舊街遷到營盤邊租地自建的宅邸,與陳九毗鄰而居,就在中港自宅開設事務所,祖父的宅邸和事務所位在竹南進入中港的大街即今中正路和新生路口,當時鄉里中的法律訴訟糾紛,都會來找我的祖父處理和協調。但祖父時運不濟,該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土地交易和司法訴訟全面停擺,事務所幾無收入,祖父表面看起來還是一派紳士,其實生活已陷入困境,所幸大部份的兒子都已長大,需要負擔的只有還在唸書的家父、六叔馨芳和姑姑麗香。戰後出任新竹縣竹南區竹南鎮中港區總代,而後出任竹南鎮公所調解委員會第一屆主席。[2]

 二、曾群芳的求學與成長

我的父親曾群芳於1928年(日本昭和3年)農曆10月17日(國曆11月28日)生於新竹州竹南郡竹南街中港大字舊街,在家中排第五,1940年(日本昭和15年)2月臺灣總督府公布《更改姓名法》,此為皇民化運動中之一環,祖父為我家改成日本姓「曾我」,意即「我為曾」,以示不忘本,祖父改日名曾我省三,省三典出《論語‧學而》篇吾先祖曾參名言:「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祖母改名曾我知子,父親則名曾我信重。

  父親童幼時閩南語發音不標準,常鬧笑話,閩南語言「臭奶呆」,惹人憐愛。家裡曾找算命仙為其看命,算命仙說父親是白圭之命,此話典出《詩經.大雅.抑》「白圭之玷」,指人生完美,只有一些小瑕疵。父親回顧自己一生,則最愛用「歹命好運」一句話做為總結。他生於亂世,歷經生死劫難,還能圓滿家庭,衣食無缺,是淬煉砥礪來的,不了解的人,還以為他出身名門望族。

    父親於1941年(日本昭和16年)3月17日畢業於新竹州竹南公學校第三十八屆六年一組,竹南郡守加村政治蒞校致詞,典禮後全體畢業生前往竹南神社參拜謝神。竹南神社位於今大營路的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主祭大國魂命、豐受大神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家父在校受訓導李日旺班導師許多照顧,李日旺因受日本人排擠,在家父升六年級1940年(日本昭和15年)4月開學前的3月31日發布調到尖山公學校服務。父親記得曾經一次被李老師打得好兇,那是他尿急在學校前水溝的橋上尿尿,老師教訓他不懂公共禮儀。父親和下一屆的學生,正逢皇民化、太平洋戰爭、光復和二二八的時代衝擊,在1950年代許多人投身反抗運動,同學曾文章[3]、張增傳、陳慈雄等因組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而被槍決,葬身臺北市三張犂山,葉雪淳、黃華昌[4]等身陷黑牢,顏松樹逃亡自新後,一生噩夢不斷,翁木喜歡唱歌,卻飽受政治驚嚇,發瘋坐了一輩子的心牢。

家父應屆考上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竹南公學校全校只有三個當屆考取,他和葉雪照、林金江。他記得考前隻身搭火車到新竹看考場,在車廂裡和一位身著白色西裝、手拄柺杖的鄉紳對坐,那位鄉紳對家父感到好奇,晤談之後,方知其人為保證責任苑裡信用購買販賣組合的總幹事鄭天慶。鄭天慶對家父勉勵有加,家父深受鼓舞,順利考取竹中。鄭天慶在光復以後,歷任苑裡鎮農會總幹事和鎮民代表會主席,苑裡鎮立天慶圖書館之命名即為紀念其人。他又記得從新竹看榜回中港路上,途遇中港的警察騎著腳踏車迎面過來,對他高喊:「恭喜。」

201839q04.png

三伯曾梅芳志願兵入伍時祖父全家合影,最後排右二為家父。時約當1942年。

或許是因為祖父曾任殖民地基層官員,又為皇民化家庭,加上有兩個哥哥大哥曾培芳和四哥曾照芳都唸竹中,家裡的文化素質,讓父親成長於斯,在參加竹中入學考試時,沒讓日本人佔了太多的優勢,所以在升學考試上一路頗為順利。但雖然是皇民,父親說他在竹中時過得並不愉快,日本人再怎麼也知道你是臺灣人,所以臺灣人、日本人彼此之間存在的那種民族差異與隔閡是無時無刻不在的。我父親跟我說,他就是感覺受到歧視。日本人對於學長、學弟之間的輩分、階層區別很嚴,尤其看到臺灣人,更是常常欺負,我的父親個性桀驁不馴,就常常成為打擊對象。父親在中學一年級時,曾被我四伯曾照芳同一期的來自大溪郡大溪街即今桃園市大溪區的日本學長欺負,被叫到那學長班上教室後面修理,日本學長挾怨要打家父,但又擔心用拳頭打臉流血破相把事情搞大,所以就掌摑臉頰,家父忍著對方如雨的攻擊,沒有還手,竟然臉被打腫,他忍著眼淚,回到自己教室,授課教師是教授英語閱讀的教諭關武治,他見了家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仍正告家父:「男子漢不能哭。」關武治活到百歲,生前每年都和家父魚雁往來,有一年父親要二妹懷慧代筆致信問候關武治,懷慧以自己名義寄信,關武治以為家父出事,嚇得趕緊打電話來臺灣各處查證。至於那位日本學長,戰後回到臺灣,曾託人想見家父,家父餘恨未消,回了對方:「你讓我在你臉上揍一拳」,兩人此生終究未再見到面。

再有一回,是我三伯曾梅芳竹南街農業會長官日本理事渡邊國廣的兒子渡邊萬年,在竹中高家父一期,家父跳級考上臺灣總督府立臺北經濟專門學校[5],與該生成為同學,一日在學校相遇,原本相談甚歡,但不知聊到哪裡,家父沒叫對方學長,渡邊萬年突然翻臉掌摑家父,家父莫名其妙,隨即還手,更惹得對方大怒。原來日本人想擺學長威風,家父想現在已是同學,不叫學長也不予理會。渡邊萬年便叫了日本同學來,把家父帶往後來曾經是法學院經濟學系教學樓所在的軍械室前空地談判,對方來了八人,家父為克敵制勝,就先發制人,狠狠地攻擊對方陣營裡塊頭最大的日本學生,打到其他人看了都嚇呆,這才結束打架,從容而去。當時,全體經專同學都在校志願從軍,住在充當軍營營舍的紅樓教室裡。衝突當晚,渡邊萬年心有不甘,摸到家父所在小隊寢室,想要趁家父熟睡時痛打一頓以資報復,父親十分警覺,發現有人靠近,馬上起身大叫:「做甚麼?」一下驚醒了身邊的許多臺灣同學,大家乘著月光,發現是日本人渡邊萬年偷襲臺灣人,便不由分說迅速地爬起來對渡邊萬年出手動腳,趁機一吐平日被日本人欺負的鳥氣,把渡邊萬年嚇得落荒而逃。像這樣的衝突與矛盾,乃反映著臺灣人與日本人地位的不平等。也因為有這樣的過程,所以後來我父親對新竹中學校友會的活動都是意興闌珊,對他來講,那是一段不太愉快的生命經驗。

家父就讀於新竹中學校時,遇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1943年6月,日本政府頒布〈學徒勤勞令〉,在暑假裡被動員到新竹郡紅毛庄即今新豐鄉海邊挖戰車壕兩個月。當時日本政府發動每一位臺灣學生寫信慰問前線戰士,家父和一位叫黑木〇勝的軍人通信直到太平洋戰爭終戰前夕。1944年3月,日本政府再又頒布〈學徒動員令〉,將中學由五年制縮短為四年制,允許四年級學生可以跳級參加升學考試,結果父親四年級就考上了臺北經濟專門學校,該校的前身是臺灣總督府立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當時美軍已經在對臺灣進行轟炸,1945年1月竹中畢業典禮,由於學校借給由滿洲國調來臺灣協助臺灣軍防衛美軍跳島登陸作戰的關東軍駐紮,所以就搬在新竹州新竹市新興國民學校(今新竹市立新竹國民小學)舉行,三屋秋策校長致詞到一半,美國海軍第38特遣艦隊第一支隊胡蜂號(Wasp)第81艦載機大隊F6F戰鬥機群突然飛臨新竹上空進行轟炸,畢業典禮霎時中斷,草草結束,學生趕緊疏散防空洞躲避,空襲之後,火車停駛,也怕空襲復來,父親竟由新竹一路走回中港。而經過美軍這麼一鬧,當天原本要發的畢業證書也沒來得及發下,父親就這樣到現在還沒去領竹中的畢業證書。

2月下旬,父親到臺北參加了臺北經專的入學考試,考取臺北經專本科時的家父才16歲,進入學校就讀時,比他的同級同學年紀都還要小。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百業蕭條,祖父的代書生意一落千丈,經濟困窘,只能給父親臺灣銀行券50元作為零用錢,父親記得來自中壢郡觀音庄的同學廖運潘有300元。1945年3月11日入學,入學第三天,校長遠藤壽三退休,由石崎政治郎接任,3月15日,軍訓教官野澤准尉召集全校學生,命令全數志願從軍。隔幾天,全體新生徒步前往草山運回相思木作為防空壕的材料,下山途中遇到美軍B24轟炸機12架編隊空襲臺北。3月20日在校入伍,編入臺灣13862部隊第六中隊,隸屬第十方面軍臺灣第66師團(敢)1767部隊,月薪18元。臺灣13862部隊由臺北地區專門學校和中等學校四、五年級學生組成,都是學徒兵。部隊長是臺北經專鍋島大佐,大隊本部即設於臺北經專。考上經專的那一年,即因為太平洋戰爭戰況吃緊,被調去當學徒兵。所有學徒兵都強制住在學校紅樓教室裡,也沒地方洗澡。當時軍中伙食普遍不足,父親這一批學徒兵正值發育期,成天餓得發慌,校外路邊攤賣的綠豆湯,稀稀疏疏,一碗1元,根本也難以止饑。他自告奮勇請調當伙頭兵,正因廚房裡食物吃不完,但有一天,有臺灣兵來借鹽,父親以為長官不在,錯抓了一把糖給人家,給長官當場發現,當下就被開除,只好歸建回部隊。還有一次,部隊調防到桃園郡蘆竹庄山仔腳,父親和同學肚子餓極,一起去農家偷雞吃,父親說不知道雞會飛撲亂竄,嚇得手忙腳亂。後來改抓鴨,抓到兩隻,農家主人遠遠看著,也沒出面阻止。父親胡亂把鴨毛燙掉,就煮了一鍋鴨湯,開始大快朵頤,吃著吃著卻發現異味,原來鴨屁股和鴨腸沒處理,整鍋變成鴨屎湯。再又有一次,和一個日本東北農民軍人牽牛出去吃草和找柴薪,日本兵看到路邊有芋頭,跟父親說了,父親就下去拔了兩顆,隨便撢了撢土,把皮扒開,就放到嘴裡大嚼起來,那位日本兵比較守規矩,不好意思下田出手去拔,看到父親吃得津津有味,竟然羨慕地哭出聲音來。和父親感情最好的是一位沖繩人深見沉,他們一輩子都有聯絡。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父親還在臺北州七星郡汐止街山中挖防空洞,隔了幾天後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父親方得以當完日本皇軍的學徒兵,保全性命,回到戰後臺北經專改名的臺灣省立臺北商業經濟專科學校繼續學業。

臺北高商的成立,最初是為了日本南進培養南方事務和東亞經濟的專門人才,當時臺灣學生不多,日本人比較多。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抬頭,開始整肅左派、打壓左派,抓共產黨,可是在學術,學校都還滿開放的,臺北經專在戰後還保有日本大正年間對於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尊重的風氣,所以左派的理論課程還是會開,我父親說他在臺北經專的時候,就讀過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Das Kapital),這是《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核心教材。受到師長對於左派思想的啟蒙,有興趣的同學們就會多想了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一些狀況,也因為如此,父親當時自認比一般人對於左派的理論有更多的體會。日本雖然反共,但父親可以在書店或圖書館找到任何的左派書籍,就這一點而言,父親認為日本時代的大學比戰後中國國民黨政府時期還要自主和自由。

他們對於中國的情況也非常地好奇。像我父親的學長,有幾屆的畢業旅行,就選擇去中國,可以想像他們對中國的問題非常地關心。我父親自己講,當時他就讀了日文版改造文庫金井寬三翻譯的《三民主義》。學生當時普遍覺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左派比較近,證據是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一開頭說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在戰後,他們一度可以公開閱讀左派理論,思考這些理論在中國或者在臺灣的適用性,以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否可能。這些跨越日、中兩個時代的臺灣青年,他們會去思考這些問題。戰後日本人被遣返,許多人把家裡的藏書拿出來變賣,父親住在兒玉町牯嶺街大伯曾培芳的家裡,一有錢就到佐久間町牯嶺街買二手書,他對世界文學和社會主義感到興趣,專買岩波文庫裡的經典世界文學名著,也像挖寶般地蒐集紅皮的各種左派書籍,父親還記得讀過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和第二共產國際創始人倍倍爾(August Ferdinand Bebel)的自傳《我的一生》(My Life),倍倍爾被第三共產國際定性為中派主義,其實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服膺者,我在想,倍倍爾的形象也許就是父親那一代進步臺灣學生對中國共產黨在戰後和平建國事業中角色的想像。

曾群芳戰後初期的生命經驗

(一)一段空窗期

1945年戰爭結束,於日本放棄臺灣主權的8月15日到10月25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聯合國接收臺灣之間,大概還有將近兩個多月的時間是政府的空窗期,嚴格來講,臺灣是處於無政府狀態。我父親說臺灣當時零星有發生一些狀況,就他所知道的,是臺灣學生為了報復而去打日本人,比較嚴重是發生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那邊,但是事件並沒有擴大,他的臺大同學廖運潘在《浮生手稿──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再續》一書中也寫到臺灣光復當年9月恢復上課後,臺灣學生曾集合全體日本學生到操場,對一部份在過去當學徒兵時比較囂張的人施以「鐵拳制裁」,從此許多日本學生就不敢再來上課,本來有三班的一年級,立即縮水變成兩班。不過報復的情形相當自制,原因是臺灣學生自覺要保有戰勝國和臺灣人的尊嚴。也基於此,他們也自願要承擔起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力量,而且意識到這種使命感,或者是一種責任感,所以他們自行組織治安維持隊,跟警察配合,來維持社會秩序。當時臺大醫學院醫學系的醫學生郭琇琮[6],即出面來號召組織臺灣學生聯盟,我父親也參加了,並且回到竹南組織分會。

這組織除了協助維持社會秩序外,他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就是學習中文和與中國有關的事物,例如〈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他們覺得〈義勇軍進行曲〉是中國抗戰與革命的代表歌曲,他們都會學,然後是組讀書會,讀《三民主義》,公開地研讀與討論,也將之前日本時代在學校學的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相關東西,跟著放到讀書會裡面來研究,他們覺得一切很自然而然。因為當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還在進行第二次合作。然要說他們這些學生對於三民主義懂到甚麼程度,只可以說當時知道得很朦朧。因為他們這些學生有一種期待臺灣人出頭天的心態,日本殖民者垮臺了、戰敗了,臺灣人便有了機會自己當主人,而這個中國,是戰勝國和世界五強之一,臺灣人可以分享中國人的光榮感,他們都認同臺灣人就是中國人,要和中國人共同建立新國家。

卸下軍裝,回到學校,一時還沒住處,父親小學與竹中同學林金江家裡在臺北市建成町長安西路建成小學校後有房子,讓他在臺北準備升學,父親便過去投靠,跟著林金江吃住,兩個月後,林金江感到負擔吃緊,自己就不告而搬出去了。父親不好繼續賴著,祖父就找到中壢郡楊梅街的一位遠親范姓長輩夫婦,請他們在幸町青島西路七星郡役所附近的家裡暫時收容父親。父親免費住了一段時間,老夫婦說話了,說:「你一頓飯吃三碗飯,我們最後會被你吃倒。」父親識趣,也就離開了。所幸這時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1946年2月15日頒布《臺灣省日僑遣送應行注意事項》後,日本同學大量離校返國,學寮騰出空床,父親乃得以在佐久間町寧波西街臺北高商的澹水寮找到住處。

二伯曾蘊芳不時會到臺北探望父親,他賣木炭給日本家庭,賺了錢會帶父親去看電影或打牙祭,父親的學生服和皮鞋都是二伯帶父親去跟準備遣返的日本人買的二手貨。皮鞋太小不合腳,父親常穿著而感到痛不欲生。

(二)從期待到挫折

 我父親曾談到,當年國民革命軍第70軍陳孔達部從基隆登陸接收,他還跑去舉國旗歡迎,真的是滿腔熱血。他也和同學鄭文峰[7]去看在臺北市公會堂(中山堂)裡舉行的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分享那一光榮的時刻。但陳儀到來就任臺灣省行政長官之後,整個局勢卻急轉直下。陳儀在臺灣的治理,首先是帶來的行政長官公署特別體制,讓臺灣人覺得跟日本的總督府殖民體制好像沒兩樣;再來就是陳儀來臺後發布的兩個法令,也對當年臺灣知識青年對祖國的憧憬頓時產生打擊,一個是導致臺灣學生聯盟解散的《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頒布於11月17日,規定所有的社會團體要重新登記核准立案。學生組織突然間被解散掉,可想他們心中感受當然不是滋味;另外可能影響深遠的一個政策,是依《臺灣接管計畫綱要》於12月31日頒布的〈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行政長官公署依此下令所有公文書自此禁用日文書寫,各級學校以中文授課,1946年10月,復下令全面禁止使用日文。當時這群受日本教育的學生,都不大會中文,且在那年代能升學,差不多都要是日本國語家庭出身,怎會講中文,又或講得好?他們需要過渡期去適應新的語言環境。我父親居住的中港那一帶,都是福佬人和漢化的道卡斯人,我阿嬤是漳州漳浦縣裔福佬人,講臺語,我父親在日本教育下的成長,學校教的都是日語,基本上他的思考也都是日語,反而不大會講臺語。一夕之間,這樣的學生突然要他不能講日語,讓他覺得突然間,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了異鄉人,而且還得了失語症,好像不會講話。更嚴重的是,像他們這一批在日本時代屬於臺灣少數高級知識份子的青年,在日本人離開後,對臺灣這塊土地,有著非常強大的使命感,但是陳儀來到之後,卻發現要到政府部門工作問路無門,他們只要中國國語很好的人,這群臺灣知識菁英,馬上被排除在機會和資格之外。如果說臺灣的本土菁英,因為中文能力沒有,就被排除在公部門之外的話,那臺灣還有誰,誰還有機會能為臺灣前途做一些貢獻,到頭來,不就只剩下外省人和半山?所以他們那種相對挫折感非常地強烈。   

(三)參與學生運動

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在戰後先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專科學校,由國立暨南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周憲文負責接收,1946年9月,改制升格為臺灣省立法商學院,周憲文出任校長。

具體表現出臺灣人對於民族尊嚴的渴望的,應當就是1946年7月發生在日本的涉谷事件了。臺灣人在日本東京澀谷做攤販生意,因當地被地主收回,日本警察乃前去取締,當時在日本的臺灣人認為,「我們是戰勝國,你日本警察竟膽敢取締我們,你要跟我們道歉」,所以就跟日本警察打起來了。後來日本美國軍事國際法院按照日本的法律判臺灣人敗訴,引起臺灣整個民情激憤,這個倒有一點民族主義情緒在,就這個事情的法理來講,應當是臺灣人不對,可是臺灣人卻認為日本警察怎麼可以打臺灣人?日本直到戰後還在欺負臺灣人!所以整個臺灣群情沸騰。在學校裡面,也是陳炳基[8]他們幾個人,以省立法商學生自治會的名義,就在12月20日發起了對於涉谷事件的上街遊行示威和群眾大會,這個遊行和集會,連中學生也都來響應參加。這個事件反映了戰後臺灣學生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陳炳基是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即今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之前身畢業者,日本時代因涉嫌與女醫師謝娥共同反日而被日本憲兵隊羈押過,因年紀太小受緩處分獲釋,很有反叛精神。陳炳基曾跟我講說他如何動員學生運動,他動員的方式就是到學校的禮堂、教室、宿舍,用臺語、日語號召和講話,學校在日本人遣返後,臺灣學生不多,所以交往密切,消息流通很快,大多數學生,都會來聽他演講。他帶頭進行各種的抗爭,也因為這樣,他就被視為省立法商的學生自治會主席,不過這個學生自治會並不是正式的組織,而是學生自己組的,而學校也是默認,沒有打壓,這使得省立法商學生自治會成為一個真正學生自我管理的組織,是真正的學生自治。

法商學生自治會成立後有一個運動值得一提。國民政府要在臺灣的大學裡推訓導處和上課強制簽到點名制度,招來省立法商學生的反對。日本時代沒有訓導處,亦沒有強制點名這回事,他們認為這違反大學的學術自由精神,國民政府此舉擺明的,就是要來控制學生,所以他們在1946年8月於學校裡發起反對訓導處設置鬥爭。當時有一個學生叫蔡仲伯,跟訓導主任李尚仁在學校裡面狹路相逢,一言不合,蔡仲伯就把李尚仁用柔道過肩摔給摔在地上,後來又有林茂雄也用柔道摔過訓導處職員。這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是忤逆師長。當時他們這些學生覺得,在學校推動這種訓導制度是在壓迫學生,所以他們的反彈情緒很高。

1946年12月24日北平發生國立北京大學先修班法文組女學生沈崇被美國軍人強暴疑案,1947年元旦上海各大學率先發起抗議美軍暴行運動,1月9日臺灣由省立法商發起各校響應,父親也參加了,李登輝總統當時在臺大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系就讀,他年輕時在街頭參加一九學運的身影則被當時的新聞攝影記者留了下來。

抗議沈崇事件的當月7日,省立法商就被臺大法學院接收併校,周憲文先已被任命為臺大法學院院長,而這一事件,也引起省立法商學生的抗爭。當時所有臺灣在日本時代設立的專科學校在戰後升格為大學的,像臺灣省立臺中農業專科學校升格為省立農學院、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升格為省立工學院,原來的專科部學生都可以直接轉為大學部學生,可是所有的專科學校裡面,只有這個省立法商學院的專科部學生,在學校由商專升格為學院時未轉為大學部學生,在學校被併到臺大之後,專科生還是專科生,這一點差別待遇讓他們很不平。國民政府為什麼要這麼搞,父親推測,是因為臺北經專本是為日本南進培養殖民地經濟行政與商業管理人才的學校,國民政府因而對於這所他們眼中的皇民化學校學生感到不信任;另一個原因是,這個學校是臺北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讓日本時代和戰後初期考進來的專科生一次全部離開,有助於整頓學風,清除讓新的外來統治者真正感到不安的反殖民傳統。不過,陳儀要併校,很重要的原因還是內戰導致的財政問題,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沒有錢。中華民國在臺灣不論是中央單位還是地方單位,通通是歸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行政長官陳儀主導,無論是國立臺灣大學還是各個省立大專院校,這些學校的教育經費,都是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來支應,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財政情況不是很好,所以才要把省立法商學院併到臺大法學院去。可是這個併校的過程,並沒有徵詢省立法商學院師生的意見,我聽我父親講,這個併校過程相當粗暴,讓他們那種被再殖民的感覺出現了。戰後那段學生自治意識非常高漲的時期,學校要被取消了,學生權益的問題,竟然通通沒有問他們學生的意見,所以學生就出來抗爭了。我父親提到說臺大法學院早上才舉行掛牌儀式,下午院牌就被一個叫簡潤胖的商業專修科甲組學生給打掉了,還丟在校門口,簡潤胖成為第一個被退學的學生。

戰後米糖生產供應的問題嚴重,當時的大學生都領有公費,並由國家配給學生糧食,當然戰前米糧有缺,然臺灣本地的稻米生產應該夠,卻仍發生糧食欠收、配給不足,原因是米糖被倒賣到上海,去支援國軍的作戰。省立法商曾經因為缺米而停課,父親餓到回中港帶米回校,由此可知,戰後經濟凋蔽的情形相當嚴峻。我父親老實說,戰後臺灣經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同學沒有很認真讀書,在外面兼差打工幫助家計,很少在學校,我想上課強制點名也可能會斷了許多學生的生路吧。父親形容說,學校裡的野鳥比學生還多,像臺大法學院後面的紅樓教室,第二排教室幾乎都沒有在用,每次去那邊都看到鳥巢、鳥屎,那時候學生真的很少。學生不在學校讀書,除了兼差打工外,都去參加學運了。

我父親在臺北經專、臺北商專、省立法商、臺大法學院就讀的期間,時代的動盪使他們很難安心讀書,還有就是語言轉換的問題,讓他們聽不懂中國教授的講課,也對上課不感興趣。父親最常提及的教授,是日本的管理學教授鈴木源吾,他被留用在臺大,未被遣返,他們日本時代臺北高商和臺北經專的校友會綠水會,為感念鈴木源吾教授的教導,曾經捐款在徐州路法學院圖書館樹立鈴木源吾的半身銅像。其他父親常提的則是臺灣的法學教授陳寶川和蔡章麟。中國來的,周憲文校長和經濟學教授潘志奇,均極為開明,使學生在日本戰爭時期所加諸的種種言論禁忌得到解禁,學生也樂意於發表議論。周憲文後來離開臺大,到臺灣銀行服務,擔任臺灣經濟研究室主任,主編有《臺灣文獻叢刊》,蒐羅整理出版臺灣古代史料與著作將近兩百種,奠定了現代臺灣研究的基礎。熟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周憲文翻譯有戰後出任日本國立東京大學總長的矢內原忠雄所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這是一本指控日本殖民臺灣的良心之作,選書的本身,透露出周憲文的反殖民傾向。潘志奇常和家父在佐久間町牯嶺街舊書攤不期而遇,他都專門去找社會主義的書籍,而他本人,也在上課的言談中,表現出對共產黨的期待。潘志奇跟著周憲文去臺銀臺灣經濟研究室,擔任副主任。還有一位留學日本的國文教授雷石榆,介紹過魯迅等中國現代作家,他娶了臺灣舞蹈家蔡瑞月,後來因遭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懷疑,又在教學上成為學生運動抗議目標,不得不悵然離開臺灣,卻使他妻子遭到國民黨政府報復,關到綠島黑牢。至於其他老師的音容笑貌,則幾乎都沒有印象了。

接踵不斷而來的運動,可以想見學生們的集體心理如何地浮動與焦躁。這個學校當時參與學運的學生最多,戰後這個學校,就一直在改制。當時學校裡最活躍的學生領袖,就是陳炳基。陳炳基是戰後入學的,不屬於綠水會,畢業自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是臺大法學院在臺北最多的臺灣本地學生的母校。你可以看出來,他們對於臺灣跟日本以及與中國的新關係有高度的期待,更希望對於中國的學生運動,能夠在表達聲援和響應之餘,形成與中國的一體感。他們也許可能搞不太清楚國共內戰為什麼要開打,可是他們想到的,首先就是臺灣人的自主性和尊嚴,想要擺脫日本殖民以及被中華民國再殖民的陰影。當時的臺灣學生,無論是自覺地發起或響應中國大陸的學運,他們的所做所為,事後看來,雖然具有參與戰後和平建國的民主運動色彩,卻也是臺灣人潛意識裡對再殖民的反抗。

(待續)


[1]相關著作有:曾建元,〈黃華昌和他的朋友曾群芳的故事〉,《中華人文社會學報》,第1期(2004年9月),頁232-243;曾建元,〈序: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收錄於: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年3月),頁1-16;曾建元、曾薰慧,〈青春戰鬥曲──戰後國立臺灣大學政治事件之研究〉,收入:陳志龍、邱榮舉、倪子修(總編輯),《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6),頁332-373;曾建元,〈從粵東客家到臺灣客家──一個蕉嶺曾氏的家族史〉,《中國史硏究》,第59輯,(大邱:韓國中國史學會,2009年4月),頁239-278;曾建元,〈『苗栗縣志』史觀之重建與地方歷史文化觀光資源之發掘──以苗栗縣客家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中心〉,《中國史研究》,第82輯,(大邱:韓國中國史學會,2012年12月),頁321-373;曾建元、邱榮舉,〈曾群芳等案訪談紀錄〉,《公共知識分子》,第8期,(臺北:公共知識分子出版社,2015年8月31日),頁98-119。本次訪問曾建元的原因,是希望透過他來回憶其父曾群芳的案件詳情,以及挖掘其父與同一代人的過去,另外則是想了解其父與其家屬生活的遭遇。透過這次的口訪,將補充過去相關訪談與文獻之不足。

[2] 曾鴻鈞經歷,見:陳金田編,《竹南鎮先賢名鑑初稿》(竹南:苗栗縣竹南鎮公所,民國69年10月)頁88。

[3] 曾文章(1929-1950)於1949年2月間結識張南輝,受其煽惑於同年11月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吸收張增傳、陳慈雄參加其組織,在家舉行小組會議,閱讀匪宣傳刊物《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綜合文摘》、《黎明報》並為匪對民眾宣傳共產邪說,張增傳與曾文章係幼年同學,經曾文章之誘惑,吸引於上年12月間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吸收郭玉崑、吳家祥等參加,先後在曾文章家舉行小組會議,曾受張南輝之命與曾文章圖劫本部工作人員葉烏、王平二員之槍,並圖劫田寮火藥庫不果。死刑,褫奪公權終身。資料引自《臺灣浩劫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184,2015.12.2擷取。

[4] 黃華昌,(1929-2010)出生於竹南,1944年畢業於日本大津陸軍少年飛行兵學校,又曾到熊谷陸軍飛行學校受訓正式接受駕機訓練,1945年2月被編入實戰部隊,戰後1946年回臺時因言論而被國民政府視為思想犯,被捕三個月。1949年初加入共產黨,同年因〈學生工作委員會案〉被捕,判刑10年。資料參考自:陳儀深,〈序—另一種豐富的人生〉,收錄於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臺北:前衛,2004),頁20-21。

[5] 臺北經濟專門學校1919年依〈專門學校令〉設置,原稱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1926年臺南高等商業專門學校設置後,改稱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1943年改稱臺北經濟專門學校,校址為前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所在。入學資格為中學校或商業學校畢業者,修業年限3年,除了教授一般的商業知識之外,特別著重培養經營南支(中國華南)南洋的人才。原先招收對象僅限於日本人,1922年以後也有臺灣人入學。1923年校內設南支南洋經濟事情研究會,刊行小冊子及《南支南洋雜誌》。1936年設貿易專修科,修業年限一年,專門培養南支南洋開發人才,課程以臺灣事情、南支南洋經濟事情、殖民地法制、熱帶衛生學、馬來語及荷蘭語、臺灣語、民族學等與南方發展有關的內容為主。1943年改稱南方經濟專修科,以培養對東南亞貿易之人才為主要目的。戰後改稱臺灣省立法商學院,旋編入國立臺灣大學。」許佩賢撰,引自《線上臺灣歷史辭典》:http://database1.lib.ntue.edu.tw.metalib.lib.ntue.edu.tw/Doth/Article.aspx?3581^%a5x%a5_%b8g%c0%d9%b1M%aa%f9%be%c7%ae%d5,2015.12.2擷取。

[6] 郭琇琮(1918-1950),曾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助教,被控於1947年6月參加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後,吸收吳思漢、許強等人加入,同年10月,擔任省工委臺北市工作委員會委員,1948年5月應地下黨上級之召,前往香港參加臺灣幹部會議,6月底返臺,擔任省工委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領導國立臺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暨所屬各支部從事反抗活動。被判死刑,褫奪公權終身。資料引自《臺灣浩劫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search2.asp#,2015.12.3擷取。

[7] 鄭文峰(1929-1950),被控於1948年6月由在逃之匪黨陳炳基介紹參加組織,至1949年春任臺大法學院支部委員兼小組長,領導其所吸收之黨員葉金柱及邱媽寅等,受命調查糖廠組織及農民情況,建立武裝小組,尚未著手旋被逮捕。資料引自《臺灣浩劫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398 ,2015.12.1擷取。

[8] 陳炳基(1927-2015)臺北市萬華人,1940年於老松公學校畢業後考取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即今日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的前身。相對於以收取日本人為主的臺北一中,臺灣學子較為集中的臺北二中,對於臺灣殖民社會的反應,乃具有更敏銳的感覺。陳炳基在校期間,即與同學郭宗清、黃雨生等人,因為參與女醫師謝娥的反日行動,而遭到日本當局逮捕羈押,後以未成年而予以緩起訴。戰後,陳炳基加入郭琇琮組織的臺灣學生聯盟,在國民政府接收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考取臺灣省立法商學院普通行政專修科後,則以勇敢和熱心的性格,成為該校學生運動領袖,領導臺北學生抗議日本法院關於日本警察與臺灣人衝突的澀谷事件判決,也發動過抗議美軍涉嫌施暴國立北京大學女生沈崇事件的運動,反映了當時臺灣學生強烈的反殖民情緒,1947年國民革命軍整編第21師登陸鎮壓,陳炳基逃亡臺灣各地而後流亡中國,8月返臺後與陳水木、陳炳基、劉沼光等組織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四六事件後再度流亡中國。2005年7月23日卒於中國北京。曾建元,〈紀念陳炳基的時代〉,資料引自:《民報》,

http://www.peoplenews.tw/news/8466f1e0-e517-4700-8d75-3c8513f9b74f ,2015年12月1日擷取。

本文原刊於新大學

http://www.theintellectual.net/zh/hong-kong-and-macao-drip/regulus-tea-r...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