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两派可以达成的七点共识

左右两派可以达成的七点共识

编者按:本文系陈子明先生在共识网、天则所联合主办的“重启改革共识”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本人核校同意在共识网首发。

陈子明:我想既然讲共识,首先就要能够坐到一起来谈。

如果讲左右共识的话,左派右派都在这儿比较好。我本来是期待汪晖、王绍光他们能够来的,他们在的话,确实有些话题大家可以共同磋商、讨论一下。

如果讲官民共识的话,要官和民坐在一起来谈,这个才能达到官民共识。或者有人明确得到官方的委托,代表官方来和民间谈。我最近在编东西,就看到1986年台湾转型的关键时刻,国民党中央有个负责与无党藉人士沟通的三人小组(梁肃戎、许胜发、黄光平),均为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但是在民进党就要组党的紧要关头,他们可能也不好直接出面联系,这样他们就请四位学界的代表人物(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做中介,由中介人士去和民进党的领导层沟通。这样也可以,官方跟学界的著名人士接触,并给你一种授意,愿意通过你这样一个畅通的中介渠道来听一听民间的意见。

我觉得最近出现的一些事态,包括李克强听取一些人的意见,包括王岐山跟一些专家小范围的会谈,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但是这个专家还是体制内色彩很强的,对于体制边缘的或者说体制外的,还不敢伸这个触角。如果我们回忆一下1988年的时候,当时陶斯亮当统战部知识分子局负责人的时候,她的触角就已经到了像我和王军涛这样的一些人。1979年民主墙运动和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后,我们在整个80年代都是受到警方监控的对象,是在监狱边缘的人,但是中央统战部在阎明复和陶斯亮的时期也敢和我们这类人接触了。十八大后的领导人有没有十三大领导人的胆量和气魄呢?

当然了,像我这样一向比较审慎乐观也是比较不着急的人,希望看到一个渐进的过程——领导人愿意跟人商量就是好事。他们一步一步地先跟幕僚谈,再跟体制内专家谈,再跟体制边缘专家谈,再到跟体制外谈。

左右可以达成什么共识?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事呢?我对于左右的概念和划分就不细讲了,以前已经讲过许多文章了。我想毛泽东有很多话是错的,但是有一句话是对的,他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都是如此”,这句话我是相信的。不可能说大家讲共识就全都成左派或者全都成右派了,甚至全都成中派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对。他怎么解决左中右的问题呢?他最有雅量的时候说喜欢找右派谈话,实际上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在社会上处理这个问题还是采取了砍脑袋的方法,用“杀、关、管”,用红色恐怖、红色风暴、政治运动。我们所期待的政治转型以后的宪政体制,左中右还都是存在的,但是他们是靠理性的辩论,靠选举的投票,靠试错纠错的社会实践来争胜负,来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当然,由于人们的价值取向不一样,新的矛盾还会不断出现,左中右还会不断的再重新出现。通过试错纠错的社会实践,在某些问题上人们可能达成一致了,有共识了,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会分开了。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应该都是来共同致力于建设一套规则,一个平台。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共赢,共赢的意思并不是人人都当冠军。一场奥林匹克比赛,没第二、第三,全是第一,这是不可能的。只不过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有一套大家都承认的规则,你可以自由发挥,平等竞争,实现自我,达到最完美的状态。你第一、第二、第三还是要分的,不可能不分比赛的胜负。

争取达成左右翼共识,共同建设宪政平台,我致力于这个话题已经很多年了。2001年6月,我写过评汪晖《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就叫《争取民主: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能否达成共识》。2007年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也是谈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左派、右派坐在一块,我们一定能够达成一些共识。在哪些方面能达成共识呢?我觉得至少有七条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一、言论自由。自由民主派在言论自由上的言论是多得不得了,左派实际也早就涉入了这个话题。因为从邓力群的“万言书”受到压制也好,《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两个杂志被封也好,左派就有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吁。我和何家栋先生在2001年就写文章说:“笔者不认同邓力群们的政治观点,但要像保卫自己说话的权利那样保卫他们的言论自由。……即使是顽固不化的‘老左’,当他们抨击腐败、权钱交易、个人崇拜,为党内民主和社会弱势群体说话而身处逆境时,中国的‘自由—社会民主’派人士也应当表示同情与声援。”2007年新闻出版署搞出八本禁书的时候,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左派右派团结起来,共同争取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因为当时也确实有一件事我挺高兴的,就是看到北京大学孔庆东支持章诒和出版自由的声明,孔庆东当时认为不应该封章诒和的书。这次“乌有之乡”网站被封以后,“毛派”也都在讲言论自由。所以我是觉得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左派右派是可以共同来要求的。

二、司法公正。“李庄案”、“薄熙来案”,左右翼都充分表明了要求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这个词还大一点,可以更具体一点,就是说必须要审判公开,要有双方的答辩,有证据的质证,有判决书的上网,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对这件事情做出自己的评判。我想这件事,包括毛左在内,在薄案出来以后,也对于司法公正问题有很多诉求,甚至有人还为此被关起来几天,那个女教师王铮就被关了几天。是“三个至上”还是“司法独立”更能保障司法公正,我想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通过“李庄案”和“薄熙来案”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三、反腐倡廉。包括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等等。右派在这方面说的话、写的文章、发的微博不计其数,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左派在这个问题上也写过多个万言书,也有过几千人、上万人的签名。在这条问题上,我曾请人跟“乌有之乡”联系,问肯不肯左派右派大家一起来个联署,当时没有回音。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是可以做的,左派右派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大异议。

四、社会自治,包括工会、农会、学会、商会等等。实际上我想说的,左派右派都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在这方面做了很到位的工作——左派的温铁军、右派的于建嵘,在做农会、工会方面都投入过很多精力。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也不应当反对工人农民的组织和运动。而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则来自自由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

五、生育自由。写过《大国空巢》的易富贤,还有杨支柱,我们曾经开过一次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易富贤就说,国内左派右派有这么多分歧,但是在对我这本书的评价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左派的很多大腕儿都支持取消政府对于生育的限制,《大国空巢》这本书就是香港大风出版社,王小强他们给出的。有一篇网上登得很多的书评《中国人口的谎言与神话》是我写的,也是赞同易富贤观点的。当中国人口发展将要到达一个拐点,“少子化”和“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时候,左右派应当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六、迁徙自由。在北京来说,非户籍人口实际上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上层白领,IT精英、民营企业家、编辑记者、律师等等;一部分是底层的蓝领,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饭馆服务员、保安、修理和安装的工匠、收购废品的;都是最迫切需要这个迁徙自由的。前一批人可以说是右派的社会基础,后一批人可以说是左派的社会基础,这两批人现在都深受没有迁徙自由之苦,他们都很迫切的希望能够获得这个迁徙自由,不要划分什么大城市小城市户籍、农业非农业户籍。为了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这应当是中国左派和右派的共同目标。

七、预算公开。我也提两个人。一个是左派的王绍光,他的《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这个文章是很著名的,里面有一句话我也引一下:“一个民主的政府必须是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必须有预算,反过来说没有预算就不透明,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他就把预算公开、预算民主提升到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的高度。一个是右派的李凡,他最近几年里一直致力于浙江温岭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县级财政的预算公开的试点工作,做了很多工作,写了文章、出了集子、开过会。我是觉得左派右派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做了很大努力,应该说是有共识的。

这几点——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反腐倡廉、社会自治、生育自由、迁徙自由、预算公开——能够有一点做到,这个政府在知识分子中的形象、在整个民众中的形象、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都会往上长一大截的。而且这个是属于没有太大的阻力的。当然,特权阶层除外,你让他们去财产公开,他们阻力很大,但是民间的左派右派都没有问题,社会的中间阶层、下层阶层以及上层中靠自己力量打拼的民营资本家也不怕这个。

还有一点属于稍微难一点的,不是今天明天就能做到的,但是我觉得学界中的左右派也是有共识的。这个就是直接选举,全民选举。这个观点是宪政民主的一个基本观点。由于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实际上真正长篇大论来谈这个问题的文章并不是很多,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发表。但是我想说,有两篇文章是具有代表性的,左右派各一篇。一篇是我写的,在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中作为王军涛、李胜平和我本人的竞选宣传材料,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为把全国人大建设成最高国家机关而奋斗——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的几点说明》,收在《陈子明文集》第10卷《走向公民社会:开拓的十年》。当时是五届人大,我在文中提了一个具体方案:六届人大,直辖市可以由选民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七届人大,城市人口可以由选民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到八届人大时,在全国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制,包括人大代表直选和国家主席直选。

另一个文本是甘阳在《21世纪》1996年8月号上发表的《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这篇文章分上下篇,里面提到了“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他说:“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在我看来由此也就是:如何使中国从目前的‘非政治民族’状态走向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事实上是要解决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亦即使之能直接立足于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发达经济民族加强中央权力的最主要制度化安排就是尽可能减少间接选举的层次而扩大直接选举,以确保最上层的中央权力具有比任何地方或集团势力更大的社会民众基础。”

中国宪政转型最关键的一个跳跃是直接选举。我们现在看晚清史,当时最终促使革命高潮到来的是要求开国会的群众运动,是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中上阶层广泛参与的要求速开国会的三次群众性的运动。中国将来要真正实现政治转型,走到直接选举这一步是不可避免的。而走到这一步我想是具有左右派的共同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并不是说左派反对直接选举,也不是右派反对直接选举,只要是讲宪政民主,就必须要有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甘阳的文章也说到“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只要不是专政的支持者,宪政左派和宪政右派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但是直接选举还是第二步的问题,第一步的问题就是我在前面说的几点。如果在十八大以后能够做到其中的一件、两件、三件、四件,都可以使中国的整个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转化,使得现在这种越来越对立的状态能够慢慢的往凝聚共识的方向重新出发。

关于“重启改革”这个话题,我是写过“改革已死”文章的人,所以我不能同意重启“邓小平式的改革”,我只能赞同“宪政改革”。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发的一篇文章也提到,实际上中共党内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物都表达过希望“宪政大开张”的意思,包括现在的李克强、李源潮,他们在2004年和2006年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写文章都用过“宪政”这个词,后来因为上层不用,他们也都不敢用了。最近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江必新又用了“宪政”这个词,这是个新的迹象。我曾经在一个会上说过,光“宪政”这一个词的起起伏伏就可以写一本大书,可以说是中国过去一百年乃至未来五十年政治发展的一个核心词。

胡锦涛在82年宪法颁布二十周年大会说了一些关于尊重宪法的话,但没有用“宪政”这个词,但是在这个气氛下,导致了2003年在官方媒体上出现了江平、吴敬琏他们谈“宪政”的话,这是过去几十年没有的事。这曾经被认为是“胡温新政”的一个表征,但不久就重新成为“禁词”。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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