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對華人權政策的失敗

國際社會對華人權政策的失敗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中共虐待至死,引起世人震驚,更引起很多人對於國際社會的對華人權政策的反思與檢討。在我看來,這樣的反思與檢討早就應該進行了,而拖到今天才進行,是劉曉波用生命作為代價得到的結果。這是令人無比難過的事情。

 

回顧1989年,當時,中共政府的“六四镇压”震动國際社會,當時的美國总统老布什對中國進行制裁,國際社會的一些著名的人權團體开始游说,希望把安全,贸易和人权問題作為中美關係的突出問題來面對,這在當時,對中共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分批被釋放,被通緝的學生領袖獲得相對較輕的刑罰,都是這樣的壓力的結果。

 

之後就是克林顿时期。在這個時期,關於“六四”的情緒已經逐漸冷卻,中國的人权问题先是转向个案来处理,然后進一步成为私下讨论的議題,對於中共的压力大大减少。尤其是1999年的美国给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鉤,将人权问题彻底边缘化。但是西方政府鼓勵中國的中产阶级要先做生意,然後再提出民主訴求,認為經濟發展必將帶來民主化的前景。現在看來,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判,而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進行的所謂的人權“對話”也沒有產生應有的效果。习近平上台以後立場趨於強硬,西方國家才開始反思過去的對話人權政策,但是已經為時已晚。面對經濟實力強大的中國的惡劣的人權問題,西方國家顯得手足無措,最終導致了儘管美國和德國等一再公開呼籲,但是劉曉波臨終的願望-離開中國-都沒有實現的慘劇。

 

 現在回頭看過去的歷史,在面對國際社會針對人權等問題的壓力方面,中国政府越來越知道如何用經濟手段化解和抵抗,而西方國家包括美國政府却是越來越找不到更有效的可以影響中國當局的方式。

 

劉曉波事件,目前已經在西方的一些主流媒體上引發了共鳴,那就是:這個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在我看來,中國人權的進步離不開國際社會的壓力,在其中,美國的所做作為至關重要。我認為,國際社會應當認識到,中国的人权問題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一個人權紀錄惡劣的國家的強大,對於普世價值,對於世界局勢的穩定,巨大的威脅,也是對國際社會的政治秩序的挑戰。而要改變國際社會的對華人權政策的劣勢,以下的一些認識上的誤區是 必須加以糾正的:

 

第一个誤區是民主必然論。我們必須認識到,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必然會導致民主化的實現,任何正義事業的進步,最終還是要靠人去推動,而不能坐等GDP達到某個數字;而推動的人,也應當來自國際社會;第二個誤區在於,有些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對國際社會來說是絕對的正面因素。我認為這是錯誤的,因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其實已經在侵蝕西方的精神文明的基礎,經濟發展並不必然就是進步因素;第三個誤區是認為,對中國進行人權干預會惹怒中共,導致更嚴重的後果,所謂“要給中國面子”的說法就是這樣的認識的結果。我認為這是對中共的誤讀。事實上,中共是一個講究現實主義和實力的政治力量,只要對他們有利的事情,丟了面子也是會接受的;如果國際社會的人權干預的力度足夠大,中國是會做出讓步的。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