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福柯政治學看同婚爭議

從福柯政治學看同婚爭議

我們都知道,副柯的理論貢獻主要是在於對權力和壓迫的分析。而今天的台灣社會關於是否支持同性婚姻的社會爭議,正好是為福柯的理論做了最好的腳註。可以讓我們對副柯的理論有更鮮活生動的深入了解。

 

首先,福柯政治學的論述中有一個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對自由的壓迫不是來自傳統政治哲學中的國家強制,而是來自更為複雜的,看不見的社會機制,這是一套權力與知識交織在一起塑造出來的機制。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對於壓迫的關注焦點過多地放在國家這個層面上,這當然沒有不對的地方;但是作為被國家壓迫的社會這一方,其實本身也往往是壓迫弱者的機制,換句話說,被壓迫者,也可能是壓迫者,這一點常常被我們忽視。這與托克維爾對現代政治的分析頗為一致,他也曾經指出過,現代國家已經把壓迫機制承包給社會,由此形成“多數人的暴政”。

 

今天花費重金,發揮巨大的組織能量,用錯誤資訊的流傳去擴大爭議,導致社會撕裂的反同一方,並不是國家的一部分,它們是社會的一部分。如果說在解嚴時期的臺灣,民主化的推進是社會力量團結一致對抗國家的過程的話,今天的新的自由化浪潮,卻呈現出另樣的圖景,那就是社會中的某些勢力,試圖把自己變成“多數人”的代表,去遂行他們的意志或信仰,並因此而壓迫另一黨的自由。而國家,卻在精算著自己如何在社會不同力量的角力中獲取更大的權力。

 

這種對自由的壓迫提醒我們:改造國家政權和政黨固然重要,但是真正的進步的障礙最終還是來自於社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國家。台灣要進步,還需要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要有幾代人的努力去深耕社會,讓社會的土壤不要惡質化,這樣的土壤才能生長出健康的作物。這個工作,比政黨輪替困難多了。我們要知道,不是政治民主化,社會就一定會進步;相反,只有社會真的進步了,才會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化。

 

其次,福柯的理論中,對自由有非常精辟和獨到的解釋。在他看來,自由並不是對權力的反抗,因為任何對權力的反抗只能激活權力本身,而不能消除權力。他當然不是主張不要抵抗壓迫性的權力,他只是從正面提出一種新的建設自由的途徑,那就是:他把自由理解為一個人與自我的關係,通過這種倫理關係來抵消權力支配,使自由在權力關係中成為可能。由此他認為,性愛,友誼,家庭這些日常的倫理構成自由的要素。因此,福柯非常強調性的自由對於社會進步的重要意義,因為在性的自由的背後,體現的是我們對自由的更深一層的認知。而在性和家庭,婚姻等倫理關係方面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的核心。

 

這就是從美國到西歐,現在到臺灣,人權運動和社會運動都越來越把同志平權當作重點的原因所在。因為唯有個人的最本能的,最私隱的,最基礎的自由得到保障,社會的和政治的自由才是真實的和牢固的。福柯的貢獻在於,他把自由和倫理的關係,編織入憲政秩序的結構中,讓我們看到,所謂自由,所謂民主,都是從最個人性的解放開始的。如果那些口口聲聲維護自有價值的人,卻反對與自己信仰不同的人擁有個人的自由,那他們要不然就是不懂自由的真諦,要不然就是嘴炮自由的偽君子。相比極權主義對於政治自由的打壓來說,社會傳統和保守力量,對於性自主,對於新的家庭婚姻形式的不寬容,才是對自由更深刻的戕害,和我們必須去更加重視和反抗的。

 

這也就是今天在臺灣,為甚麼我們必須集結最大的社會進步力量,去爭取同志平權的意義所在:因為這樣的權利,才會讓社會真正觸及到自由的本質。這樣的進步,才是最有意義的進步。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