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如何記憶

我們應當如何記憶

不同的記憶會影響現實,不同的記憶方式也是不同的立場的表現,因此,如何記憶才是轉型爭議的關鍵。在這裏,我想提出兩個原則,希望可以給大家提供一些參考。

 

首先,真相是第一位的。歐威爾的《動物農莊》,一個農場的動物在豬的領導下趕走人類主人,自己當家作主,來映射俄國的共產革命。其中有一段情節:在權力斗爭中,當權派指控“雪球”(一只失勢的豬)通敵,起初動物們的反應是不相信,因為他們“都還記得,或認為自己記得”雪球在革命戰爭中的貢獻和英勇表現。但是當權派歷歷指證當時在戰爭中雪球是如何懦弱,當權派領袖是如何的英勇,并問“難道你們不記得了嗎?”因為當權派描述得如此生動,“似乎動物們覺得他們也想起來了”。這說明,我們記得的,經常是我們認為自己記得的,或是被說服而記起的。很多的集體記憶,包括所謂國家領導人曾經為民族做出的貢獻在在內,其實也是這樣的“洗腦“的結果。長期的威權國家的歷史,就是編造故事,編造記憶的歷史,這也是轉型正義必須以還原真相為第一要務的原因。

 

在這裏,我們要特別警惕的,就是有關過去的歷史記憶的編造手法。從《動物農莊》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把虛假的故事編得非常“生動”是編造者慣用的手法。在臺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那些所謂“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各種故事充斥報紙電台。這些故事有名有姓,情節豐富,讓人不知不覺地只能相信。因此在進行集體記憶的時候,我們必須保持理性和冷靜,不要人云亦云,而應當以第一手材料的真實性作為判斷的基礎,去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

 

其次,集體記憶很容易被集中在具有一定光環的歷史人物身上,而那些普通人的歷史,本身也是歷史的重要一部分,卻往往在轉型正義中被我們忽略。中國著名的“文革”研究者王友琴曾經針對“文革的集體記憶”指出:“1980年前後的一段時期,是對文革受害者的大規模平反時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級幹部和社會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現在當時的額報紙上。從那些文章的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報導這些被平反的人的事情,‘內部’存在一些‘規則’:比如關於劉少奇和陶鑄的悼念文章,有整版長,關於級別比他們低的人的文章則比較短,也不佔明顯的位置。級別再低的人,一般僅僅提到名字,沒有故事。級別更低的受難者,名字和故事都不會見報。”,“這種規則實施的結果之一,是可能給人造成一種錯誤印象,即文革主要就是迫害了一些高級幹部和社會名人。”“百姓之死的被隱瞞和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圖景因此而改變,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長期不被記載,文革的罪惡在歷史記載中因此變得輕淺。”

 

這是非常沈重的教訓。當我們進行歷史記憶的時候,我們不僅要彰顯那些領袖人物的功過,更要深入挖掘普通人在歷史中的經歷,心態和所作所為。因為,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大批的普通的人的行為,才是國家行為的基礎。有什麼樣的普通人,才會有什麼樣的政黨,什麼樣的國家暴力。這也是我們建構歷史記憶的時候必須牢記的。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