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起義的歷史意義與現代啟示

黃花崗起義的歷史意義與現代啟示

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新台灣國策智庫兩岸關係組召集人



前清辛亥宣統三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陽曆四月二十七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同盟會,根據前一年庚戌年十一月在南洋馬來亞庇能(檳榔嶼,檳城)會議上的決議,發動國民革命之第十次起義。



這一次辛亥廣州起義,同盟會於事前乃做了長期精心的規劃和準備。孫中山在庇能會議上,對與會的黃興、胡漢民、趙聲、孫眉、戴季陶,以及庇能的吳世榮、黃金慶,怡保的李孝章、芙蓉的鄧澤如等同志慷慨陳辭,認為儘管各地起義均遭挫折,特別是這一年趙聲在廣州策動清朝新軍起義失敗,革命形勢仍大有可為,因為孫中山看到了人心思變,連軍心都動搖了。經過孫中山的一番分析,同盟會同志們決心重振旗鼓,捲土重來,庇能當地華僑更仗義疏財,當下便捐資八千元作為基金,孫中山則以教育基金名義,繼續奔走海外各地籌款。



很快地,第三次廣州起義的統籌部,就由趙聲、黃興、胡漢民等人在香港設立,然後在屯門青山農場進行細部的規劃。根據起義的計畫,革命軍以十路攻奪廣州府城,引爆全國革命情緒,再由趙聲進軍江西攻取南京,黃興則取道湖南直驅武漢,兩軍合取長江流域之江蘇、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各省後,再聯合各省革命軍揮師北伐,直搗北京,推翻滿清。



出身自江寧暫編南洋新軍第九鎮軍官的趙聲,曾任第三十三標標統,熟悉清朝新軍內部情形,因此他於策反清軍用力甚深。宣統二年二月趙聲即曾領導過廣州新軍發動第二次廣州起義(庚戌新軍起義),計畫成功後擁廣東省諮議局副議長丘逢甲、諮議員陳炯明為正、副臨時民政長官,不幸事跡洩漏而功虧一簣。然而,趙聲的軍中影響依舊不墜,新軍第九鎮於武昌起義勝利後,統制徐紹楨即反正,改制為江浙聯軍攻下南京,使得新建之中華民國得以穩定革命成果,從而成立臨時政府。



而除卻新軍,第三次廣州起義在組織敢死隊即選鋒隊時,就有諸多青年知識分子報名參加。這顯示革命黨成員的社會基礎,已經由過去偏重於會黨中人和農民階級群眾,慢慢轉向受到新學啟蒙而具有近代化思想的青年世代,特別是了解世界形勢、而對中國的國運前途高度關注、敏感的留學生群體。起義總指揮趙聲,原任三江師範學堂教習,後投身新軍,第三次廣州起義兵敗後逃亡香港憂憤而死,得年僅三十一歲;副總指揮黃興畢業自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出身家境富裕的地主和仕紳階級,為革命事業,竟不惜變賣田土、毀家紓難,他年紀稍長,也不過三十八歲矣。



第三次廣州起義之參與者中,最為後世所稱頌者為林覺民,他寫給妻子陳意映的遺書《與妻訣別書》,情真意切,道盡革命者的壯懷和境界,感動世人無數。林覺民為日本慶應大學文科哲學生,他在起義失敗被捕接受審鞫,以英文應訊,使中國革命受到國際矚目和同情,死難時二十四歲。方聲洞,日本千葉醫學專科學校醫科醫學生,戰鬥中為同志誤殺,二十五歲。



南洋華僑返國參與起義的比例相當高,由黃興親自領軍的就是南洋華僑先鋒隊。第三次廣州起義雖經準備,仍以失敗告終,原因出在南洋梅縣客家僑民溫生才於四月八日無預警擅自行動,暗殺了廣州將軍西林覺羅孚琦,導致廣州宣布戒嚴,內應的新軍遭到繳械,原訂十三日起事的各路人馬無法進城集結,其中包括最重要的總指揮趙聲,原先的布局全部打亂。黃興於倉促慌亂之間,於二十七日下午五點半由廣州城內小東營指揮部勉強舉事,改以城內四路人馬進攻,黃興則自領前揭南洋華僑先鋒隊和福建省黨人一百二十人孤軍深入,其他各路人馬皆失去聯繫。兩廣總督署早有防備,兩廣總督張鳴岐走避,黃興只能放火焚燒督署,而在東轅門遭遇廣東水師提督兼巡防營統領李準大軍,黃興將革命軍分三路突圍,一路往新軍之督練公所,一路小北門,一路南大門,督練公所一路遭遇清軍強力包圍鎮壓,死傷慘重;小北門數十黨人則敗戰退入白雲山,經小北門攀牆躲入丘逢甲寓所丘家祠,為丘逢甲所庇護;南大門一路十人由黃興親率,竟與原定接應之巡防營因誤會而互攻,僅黃興一人脫逃。第二天趙聲、胡漢民統二百人趕到廣州城外,見大勢已去,只能設法脫離戰場解散而去。



此役革命黨人有五十餘人戰死、二十餘人被捕後就義,共八十六人死難,死難之革命黨人被梟首於城門示眾。革命黨人多為書生和一般平民百姓,以血肉之軀欲抗擊清朝正規軍,無異於以卵擊石,加以作戰準備百密一疏,犧牲之慘烈,可想而知。林覺民、方聲洞的傳世遺書,正說明了革命黨人對於成仁取義,早已默然於心,而將生死置之度外,是欲以一己之死,喚起民族之覺醒,以生命的星火,引爆宇宙,創造東亞民主共和的新世紀。孫中山在〈黃花崗烈士事略〉中即慟悼:「 吾黨菁華,付之一炬」,損失之大,洵非虛言,但事後觀之,多可避免。



戰後五日,廣州當局同意善堂清理屍體,遺體暫置於諮議局前空地,黨人《平民報》記者潘達微不忍同志遺體委棄於野,幕後央請兩廣清鄉督辦江孔殷出面徵得廣仁善堂同意,在廣州郊區白雲山麓沙河路紅花崗收屍集體下葬,潘達微以傲霜菊花之意頌贊起義,地名因而改該為黃花崗。最初蒐集得七十二人遺體,將近半數為華僑,名之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後又陸續發現罹難者,共八十六人名單,民國以後,名單中之李文楷證實仍在人間,故黃花崗實葬八十五人。第三次廣州起義因而史稱黃花崗之役。



黃花崗之役失敗,卻未澆熄革命黨人鬥志,四個月後,中部同盟會革命黨人利用四川反對鐵路國有化之保路運動風潮,聯合武昌新軍起義,不意竟一舉成功,推舉黎元洪出任湖北省軍政府都督,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其後清廷改命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清軍與鄂軍激戰期間,十四省相繼宣布獨立。廣東省於十一月由諮議局副議長丘逢甲召集會議,決議廣東省獨立,擁張鳴岐任廣東都督而不就,而改命革命黨人胡漢民出任,李準亦率軍歸順,廣東省乃組織北伐軍由姚雨平任總司令,籌議北伐,隨之傳來新軍第九鎮反正,攻克南京,各省聯合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乃於一九一二年元旦正式宣布開國,後經南北和議,清帝愛新覺羅溥儀頒布退位詔書,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而為中華民國。



回顧黃花崗起義的歷史意義,我認為有幾點需要提醒,也同時對於當代的中國民主運動具有啟示:



一、黃花崗起義是人民發動的武裝起義,只能從人民面對國家暴力的抵抗權和正當防衛權來評價。反抗暴政,乃有其正當性。中國自古有變革天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說法,清朝的封建專制,已不合乎十九世紀以來孫中山以民族、民權、民生總結的人類問題與文明發展的趨勢,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洞見歷史的方向,要為中國尋求出路,從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角度出發,欲與世界各國共享人類文明的成就,謀求四萬萬人的幸福,這是值得頌讚歌詠的義舉。



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藉諸現代電子監控與警察社會控制技術,統一意識形態,獨尊習近平思想,專制極權更甚於歷代政權,主張合多元民族主義、憲政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三者連環並共為一體的當代三民主義,以及維護人民抵抗權和革命權的正當性,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和近代中國國民革命同為順天應人的歷史誡命。



二、黃花崗起義乃至整個近代中國國民革命的策源地在於國外,黃花崗起義出自庇能會議,華僑為其先鋒,這是因為國內民智受專制政權蒙蔽未開,華僑身處海外,對於世界局勢和中國的處境感受親身而體會深刻,生活上亦不受專制之壓迫,經濟上更能自由支配,因而較之國內民眾,更能發揮倡議和鼓動的作用。



孫中山曾說過:「華僑為革命之母」,他本人也是一個小留學生,受過完整的現代新式教育,熟悉歐美與海外情形,所以能夠適時扮演對內從事思想啟蒙和對外開展公共外交的成功角色。今天,中國僑民和華裔遍佈全球各大洲,經濟力量龐大,卻大多數自居為難民或寓公,在政治上既不關心和參與在地僑居社會,也不關心祖國的國家發展,遠不如ㄧ百多年前被當成豬仔出賣勞動力的華僑們。當代中國海外民主運動應當著力於海外華人社會,呼籲和爭取華僑對中國民主化的的支持。



三,黃花崗的起義者,多數還是不計成敗的理想主義者,哪怕是敵眾我寡,蚍蜉撼樹,他們也仍抱持著建國必勝、革命必成的信心。孫中山說黃花崗烈士的新道德,是立志,為四萬萬人服務,想成就一番事業的心理,甚至不惜犧牲性命,以身殉國。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工作者,也應當要立志,成功不必在我,但每一個人努力振翅,在運動的路上至少盡一己之力,就有可能發揮蝴蝶效應,牽動整個氣候的大變化。



四,黃花崗起義的孤注一擲,菁英付之一炬,其情可感,但革命事業攸關資源的投入利用和人心的鼓舞啟發,暴虎馮河式的盲動並不足取。當時人們不存在著今天的人權觀念,會黨中人更不少迷信暗殺和恐怖手段,以暴制暴,從在著博浪一擊便能成功的妄想。民主的革命,要對抗的是體制,不是暴君個人,要建立的也是體制,不是擁立仁君,所以喚醒人民,是要喚醒他們的良知,根本地改變他們的觀念,而不只是在輿論上一時的聲浪而已。在今天,除非基於正當防衛,否則暴力的手段若不具正當性,仍然不能得到普遍的同情與支持,而如何才能啟蒙人心,更要思考如何利用有效的方法和工具。



五,黃花崗起義要挑戰的權力者,反而辛亥革命的資源和助力。趙聲運動新軍,而有廣州新軍起義,黃花崗起義也一度有意運作新軍裡應外合。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中部同盟會與共進會、文學社等革命黨人,都只能是革命的觸媒,真正改變局面的是新軍第八鎮的反正,中華民國能打下南京,靠的也是反正的新軍第九鎮。廣東省獨立,鎮壓黃花崗起義的水師提督李準反正是關鍵。



革命黨人從事兵運,就是在喚起軍人的精神,軍隊是用來保家衛國的,不是維護黨派特權的工具。軍隊國家化是抗戰勝利後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決議,也因此被列入了《中華民國憲法》作為基本國策,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在強調黨指揮槍,實在背離了軍隊政治中立的原則。我們相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內還有許多人具有現代的憲政民主觀念,民主運動應當全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黨政內部進行啟蒙和游說,期待這些文武官員在觀念覺醒之後,在時間成熟的時候,反正投入民運的行列,就像廣東省諮議局和其他各省諮議局的決議獨立,乃至於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接受孫中山讓位出任臨時大總統,反而回頭要求清帝退位一樣。因此,永遠要為未來可能反正的體制中人,預留合作的機會和空間。



黃花崗起義是中華民國青年節的由來,只是中華民國是以陽曆三月二十九日來紀念宣統三年的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台灣有許多人認為青年節和台灣本地關聯不深,因而許多人主張設立台灣青年節。事實上台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曾在黃花崗之役中保護過革命黨人,這或許是黃花崗與台灣本地絕無僅有的關係吧。



但是,中國大陸的人們是否還記得他們的黃花崗和青年節,就不得而知了。如果經由我們共同的努力,讓中國大陸的人們普遍認識到黃花崗的歷史,反思其意義和對於當代中國民運的啟示,則黃花崗起義的故事,就能成為鼓舞當代中國人民掙脫物欲和怯懦、推動民主中國文明崛起的精神動力,而如孫中山所言:「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



(作者按:本文為出席美國《黃花崗雜誌》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假紐約法拉盛喜來登旅館主辦黃花岡起義一百零七周年紀念大會發言稿)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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