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權力的強化

中國國家權力的強化

中國過去有什麼樣的領導人?將來會出現什麼樣的領導人?中國領導人傳達給其人民和世界的是什麼樣的願景,而他們會是如何改變?這些領導人將如何與他們要治理的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多樣化的社會互動呢?中國的多元主義會越來越固定在越來越普世化的體制,法律,規章和倫理規範之中嗎?這一系列問題,是大衛。藍普頓(David M. Lampton)在他的新著《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提出和試圖給出答案的問題。

 

讓我們先介紹作者的結論。藍普頓認為:第一,中國政治制度自從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掌權以來已經徹底變了──領導人變得更弱,社會變得更強,而領導階層和社會都變得更加多元。但是第二,若是政治和治理結構及過程沒有更進一步的根本改革,中國的政治文化也沒有進一步演進,將會很難維持社會和政治的穩定。在我看來,這個結論,有正確的地方,也有不準確的地方 。

 

先說不準確的地方。藍普頓認為,在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社會政治改變,領導階層和社會都更加多元化,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多元化並不代表國家或者領導階層權力的弱化。相反,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反導可能因為利益的分歧而導致社會各個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分歧和互鬥,從而削弱了社會的力量,讓國家可以分而治之。中國的狀況就是如此。這幾十年來,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成長確實是驚人的,社會的相對自由度也有所提高,但是我們更應看到的,相對應的是國家力量的更加強大,這一點,從國有企業對於國民經濟命脈的實質性掌握就可以看得出來,而至於各級官員人事的任命,軍隊的控制和宣傳系統的嚴密監視等等,更在在說明了並不是社會變得更加強大,而是國家變得更加強大。藍普頓只是看到了中國社會生活比起過去更加活躍的一面,而忽略了國家主義的背景下中國的政府也日益強大的一面。

 

至於說到領導人變得越來越弱,也是對於中國的誤讀。藍普頓認為:“毛澤東在他最後十多年所拼命抗拒的正是體製化,規則化,官僚化和對領導設限的過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然後到江澤民和胡錦濤,再到習近平的過渡,有一種進展反映著韋伯的期望。”這樣的判斷顯然是錯誤的。

 

第一,相比毛澤東時代而言,或許中共領導人的個人獨裁專斷的程度大幅下降,但是這一點體現在鄧小平身上,其實是要打折扣的,因為雖然有陳雲,李先念等同儕的牽制,鄧小平的統治基本上還是一個政治強人的統治,沒有領導力變得更弱的問題;第二,即使是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表面上看起來政治局常委的作用有所提高,個人專斷的性質有所下降,但是正因為江澤民和胡錦濤並不是一言九鼎,所以判斷中國領導人強弱的標準應當是領導集體,而不是個人。而作為領導集體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也看不出政治力量變得更弱的證據;

 

第三,習近平掌握權力之後,我們其實看到的,是個人領導權得到進一步加強的趨勢,是中共領導體制向毛澤東和鄧小平時期回歸的趨勢,這一點外界是有共識的。至於藍普頓認為,習近平類似於交易型(transactional)的領導人,他們“比較像是已有建制秩序的政治機器的潤滑劑-降低摩擦,建立同盟,找出漸進方法擺脫政治問題,交涉務實的協議,以及執行系統維修工作。”這可能是作者撰寫此書的時候還沒有看到習近平最近一兩年在打擊政敵方面的大動作導致的誤解,習近平本人對於毛澤東領導風格的推崇,使得他不可能通過“交易”的方式完成黨內的權力平衡問題。他反倒比較像是藍普頓提出的第三種類型的領導人:權力支配型。這樣的領導人以追逐權力為目的,而不是把追求權力當作其他目標的手段。

 

當然,我比較怎成藍普頓在結論中對於中國未來的判斷,以及做出這種判斷的基礎。他正確地指出,在民主國家,當舊的統治團隊疲態畢現時,選舉就是有規律的方法,可以產生新團隊,由此,社會的統治集團和方式可以不斷地進行調整和創新;可是威權主義國家,例如中國,沒有民主制度作為機制性的保障,就會有強烈的不可預測性,隨時可能會出亂子。因此藍普頓作為比較親中的學者,也認為唯有推進政治改革,中國未來的發展才是可靠的,可持續的。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