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意義(下)

流亡的意義(下)

 流亡有三種形態:因為被拒絕入境而滯留海外的流亡;因為躲避危險或迫害而離開當地在國內展開的,也是流亡;第三種流亡,是更根本性的,那就是從體制中抽離出來,不願順從主流,為維護思考的獨立性,反抗性和批判性而建構的精神狀態。正是在這第三種意義上,我們說,流亡是一種文化和精神現象,是反抗的一種姿態。前兩種流亡是被迫的,第三種流亡是自願的。前兩種流亡是不應當發生的,第三種流亡對於思想來說是必要的。

 

思想狀態上的流亡之必要,在於只有保持一個距離,我們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三個東西:批判客體的問題所在,批判主體的局限,以及批判空間的廣闊。保留在舊體制之內,即使我們持批判的立場,也難免會受到環境的氣場影響,而無法更加冷靜地挖掘問題,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保留在舊體制之內,我們直接面對迫害和壓制,反抗的悲情很容易使我們自我道德化,這不利於我們展開自我反思,而在我看來,這樣的反思的意義不亞於對體制的批判;最後,保留在舊體制之內,我們就把自己局限在原有的小世界中,這個世界往往被壓制與反抗的主軸所填充,妨礙我們看到更大更寬廣的世界,更多更精彩的主題。而流亡,反倒可以使得我們克服以上的困境,得以開展更深的思想建設。流亡,也因而並不是一個只有悲情的歷史現象,也是具有建設性的反抗行為。我們通過流亡來參與現實。

 

流亡的成果,在《長城外》這部紀錄片中得到呈現。作家鄭義和諾貝爾文學奬得主高行健,雖然對流亡的狀態有不同的評價和認知,但是他們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所提供的在流亡之後獲得的新的思考,讓我們看到了流亡對於思想建設的重要性。

 

鄭義說,他在中國的時候經歷了文革和“六四” ,採訪過人吃人的事情,內心變得很硬很麻木,因為見識過太多災難了。美國以後,他覺得這個社會跟中國最大的不同,是對待小動物的態度,那麼愛護和關心。慢慢地他也被影響。有一次他散步,看到地上一灘血跡。他說如果是過去,就是看到死屍他也不會在意的,但是這一次看到這攤血跡,他發現自己內心一沈,目光轉到別的地方去了,不忍心看。這一瞬間,他知道自己變了。

 

在這裡我們看到,即使是作為批判者,我們不知不覺地也會受到舊體制的影響,例如無法從人性的柔軟層面去感知世界,憤怒和正義感讓我們的認知單一化。鄭義的心態的變化因而可喜可賀,因為流亡使得他在新環境下能夠更容易擺脫原來的情感狀態。

 

高行健對流亡的認知,更加深入到作為知識份子的個人,與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與群體的關係上。他說:選擇了流亡,就接受這樣的命運。葉落歸根,報效祖國這樣的觀念,對知識份子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約束。中國知識份子總是把自己跟國家,民族綁在一起,忘了自己是獨立的個人。在高行健那裡我們看到,流亡是如何使得一個思想者的境界更加提升。

 

有人說,流亡者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我認為,流亡也可以使人得到新的土地,讓我們站立的姿勢更加堅定。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