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和重生的香港客家

消失和重生的香港客家
中華行政學報 第十九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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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行政學報
 第二十期 頁7-23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 20, pp. 7-23
 出版日期:2017/06/01
消失和重生的香港客家
Hong Kong Hakka:
Disappearance and Regeneration
香港世界客屬第 29 屆懇親大會紀念
曾建元*
 Tseng, Chien Yuan**
 
摘 要
 南宋時期,香港出現了第一批躲避金、元戰禍的移民,其中來自江西者,包括文天祥家
族後裔,實為早期的客家人。清朝原對中國大陸沿海居民進行遷界以隔絕臺灣,香港人口為
之一空。清朝平定臺灣後,乃廣招移民實邊,遂有粵東客家人此後陸續大量入墾香港,成為
香港原居民的重要組成。清朝割讓香港後,基督教巴色會傳教士前來發展客家教會,由香港
而上溯大陸客家地區,加以太平天國起義後的社會變動造成廣東地區土客族群關係緊張,客
家人的客家認同意識於是在客家仕紳的提倡下萌發而成形。賴際熙、羅香林先後以香港為據
點,在香港客家崇正總會的支持下展開客家研究,使香港成為客家研究的發源地。1970 年
 
數位物件識別碼:doi.org/10.6712/JCPA.201706/(19).01
 本文為 2015 年 11 月 30 日福建省龍巖學院、閩西客家聯誼會、客家文化高級論壇秘書處假龍
巖學院萬達廣場 B2 號樓舉辦第六屆客家文化高級論壇暨《客家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宣
讀論文。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兼副主任
** Ph. D. in Law,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ung 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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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香港崇正總會為團結全球客家鄉親,開展中華民國之國民外交,發起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自此捲動全球客家運動。
 香港的客家研究,則要分兩類來評述,一為香港有關客家的研究;另一為關於香港客家
人的研究。前者早期有香港崇正總會的資助和鼓勵,以羅香林總其成,近年則由勞格文(John
Lagerwey)領導進行中國各地客家的田野調查;香港客家人的研究,冷戰時期只是作為中國
研究的替代品,雖缺乏客家意識,卻也留下豐富的香港當地客家的人類學研究成果。今日香
港客家人則在臺灣客家研究和香港本土運動的激盪下,以其真實面貌與身分成為當代客家研
究的新興主題。
Abstract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first immigrants appeared in Hong Kong to avoid the
Jin and the Yuan dynasties’ aggressions. The immigrants from Jiangxi, including Wen Tian
-xiang’s descendants, in fact, were original Hakka. The Qing dynasty relocated the coastal
residents of mainland China to isolate Taiwan and empty Hong Kong’s population. After settling
down Taiwan, the Qing dynasty recruited a wide range of immigrants to mainland China’s coastal
region, and then the Hakka people in eastern Guangdong gradually moved to Hong Kong and
became a part of important indigenous settlers of Hong Kong. After the Qing dynasty ceded Hong
Kong, the Christian Basel Mission came to Hong Kong to develop the Hakka Church,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ainland Hakka region. The social changes caused by the Taiping Rebellion
resulted in tensions between Hakka ethnic groups and the local in the Guangdong area. Then the
Hakka self-identity was advocated and formed by Hakka gentry. Lai Tsi-hsi and Lo Hsiang-lin
successfully built Hong Kong to be a base to carry out Hakka studie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Hong
Kong Tsong Tsin Association, making Hong Kong the birthplace of Hakka studies. Since the
1970s, the Hong Kong Tsong Tsin Association launched the World Hakka Conference to unite
Hakka people in the world to support the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gave rise to the global Hakka movement.
Hakka studies in Hong Kong can be reviewed in two categories, one for Hakka stud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other for Hakka people in Hong Kong. The former, which can be represented
by Lo Hsiang-lin’s achievement, was financed and encouraged by the Hong Kong Tsong Tsin
Associ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and a lot of Hakka field surveys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were
led by John Lagerwey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the Hakka people in Hong Kong was only
conducted as a substitutive object of China studies during the cold-war period. Despite lacking
Hakka consciousness, the latter still left rich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results of Hong Kong local
Hakka. Today, with the inspiration by Taiwan Hakka studies and the Hong Kong localization
movement, Hong Kong Hakka people with their appearance and identity have been the emerging
theme of contemporary Hakk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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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Hong Kong Hakka, Lai Tsi-his, Lo Hsiang-lin, Christian Basel Mission,
Hong Kong Tsong Tsin Association, World Hakka Conference
壹、香港客家及其研究的重要性
香港客家為國際客家研究中的重要一環,原因有三:
一、客家人是香港本地原居民的重要組成,香港 600 多萬人口中,客家人達 200 多萬,
占人口的 1/3,在這些客家人中,70%是英國統治前在香港拓荒的客家人的後裔,被稱為老
客,30%是後來移居進港的客家人,人們稱之為新客。(鍾山,1999)但縱使是香港人,也
很少人知道,因為香港客家人的客家認同在急速地消失中。香港是一個客家認同幾乎消失的
客家地區。但近年在臺灣客家運動和全球性客家懇親活動的輻射和激勵之下,香港領匯房地
產投資信託基金於 2009 年 9 月舉辦了客家文化節,(阮志,2012: 285)2010 年經香港客屬
社團領袖之倡議,2011 年 4 月有香港客屬總會之成立,由梁亮勝擔任主席,(〈總會介紹〉,
《香港客屬總會》網,香港)2012 年 5 月,再有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成立,由林文映擔任
會長,(林文映,2016: 348)客家社團的整合以及新興社團的成立,顯示香港客家人開始關
注本土文化和香港客家的議題。香港的客家文化有無機會復興,這是值得吾人關注的現象;
 二、香港是客家研究的重要發源地,香港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創系主任賴際熙以及曾
任該系主任的羅香林,都是客家研究的重要奠基者;
三、香港原也是全球客家社群組織的重要據點,1921 年 9 月,旅港崇正工商總會在賴
際熙、李瑞琴、黃茂林、廖新基、徐仁壽、古瑞庭等人的倡議與胡文虎、陳承寬和張發奎等
人的奔走,以及廣州客屬大同會的協助下而成立,「崇正」意謂著崇尚正義、正本清源或崇
正黜邪。1926 年依徐仁壽之建議改名為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1971: 1-5)
這是全球最早且影響力最大的客家社團,1971 年香港崇正總會成立 50 週年,在會長張發奎
和理事長黃石華的籌劃下,將全球客家社團的祝賀活動定名為世界客屬第一屆懇親代表大
會,並決議其後每兩年在世界各地召開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林文映,2016: 343)張發奎為
前國軍陸軍總司令,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召開,原有為中華民國團結海外僑民、從事國民外
交的宗旨,(張發奎,2017: 772)如今由於接納了改革開放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客家團
體,已不再強調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而純粹透過交流,強化客家認同,促進各地客家文化的
復興。
無論從香港本土客家族群的研究、客家研究在香港的發展、或是香港客家社團在香港和
全球的影響力來看,香港客家研究都是一個豐富的寶藏,而值得我們重新認識和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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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香港客家源流
 香港位於珠江口東側,由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三個區域組成。香港為古越族居地,
大規模的移民開發最早於有宋一朝,有鄧、侯、彭、廖、文五大家族先後移入新界。江西吉
水籍的承務郎鄧漢黼,於北宋太祖開寶 6 年(973 年)因宦遊至粵發現香港宜居,而舉家遷
入新界錦田墾殖,其後於兩宋之交,又有廣東番禺籍進士侯五郎,為避金人南侵而遷至新界
上水。(劉蜀永主編,2016: 8-9)文氏最晚,是南宋丞相江西廬陵文天祥的後裔。鄧、侯、
彭、廖、文五家各據一方,被稱為香港新界五大族,而按其主要居住地,分別叫錦田鄧氏、
上水侯氏、粉嶺彭氏、上水廖氏、新田文氏。源自江西的鄧、侯、文與早期江西客家人有淵
源,但後來進入香港的客家人並不把五大家族當客家人看,而是認為他們是土著。香港的廣
州府人,卻也不把新界五氏家族看做是廣府人,把他們當成客家人。(林文映,2016a)
 今之香港明朝時原屬廣東省廣州府新安縣,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 年)由東莞縣析出。
清初為對付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海上勢力,則採取堅壁清野的戰略,於清世祖順治 13 年
(1656 年)頒布〈禁海令〉,嚴禁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沿海地區商民
船隻私自出海,順治 18 年(1661 年),依南明降將黃梧之議,頒布〈遷界令〉,強令中國
自山東至廣東沿海五省居民內遷 50 里,清聖祖康熙 3 年(1664 年),再下令內遷 30 里,
部分地區更有達 300 里者。遷界之地,房屋盡皆焚燬,居民不得出海,新安縣 2/3 轄區因此
為之淨空,導致於康熙 5 年(1666 年)一度廢縣,併入東莞縣。康熙 8 年(1669 年)朝廷
依廣東巡撫王來任之奏請展界,許民歸業。康熙 21 年(1682 年),清朝平定臺灣,大奚山
(香港大嶼山)諸島居民盡復業而居住耕種,隔年朝廷終依福建總督姚啟聖之請頒布〈復界
令〉,同時恢復新安縣。(葉德平、邱逸,2016: 5-8)
 廢除海禁與重置新安縣後,除了原居民回流,清朝亦致力於招民開墾軍田,原居梅州、
潮州、惠州地區的客家人則紛紛走出山區,沿粵東丘陵進入珠江三角洲,人口中空的新安縣
正是客家人主要的移民區域,新安縣屬的今深圳市龍崗地區是陸上的客家移民中心,而新安
縣屬的今香港之新界和九龍,與中國大陸陸地相接,也就自然散落著無數新建的客家村落,
估計約有 15 萬客家人移入今日的香港新界地區,而主要以務農為生,部份則進一步遷入九
龍牛池灣、香港島筲箕灣,以採石為業。(徐承恩,2017: 49)清仁宗嘉慶時期是客家人在
香港發展的黃金時期,嘉慶 24 年(1819 年)舒懋官重修之《新安縣志》即首度出現了「官
富司管屬客籍村莊」的記載,臚列出數以百計的客家村落,(劉智鵬,2016: 1)顯示客家人
已在新安當地站穩腳跟,而這就是今日香港原居民的起源。
 清宣宗道光 22 年(1842 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依〈南京條約〉永久割讓新安
縣所屬之香港予英國,清文宗咸豐 6 年至 10 年(1856 至 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
軍之役,中國戰敗,復依《北京條約》,再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區,清德宗光緒 24
年(1898 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國將新安縣深圳河以南地區以 99 年為
期租借與英國,此即香港之新界,香港島、九龍與新界三區,乃共同構成香港殖民地。由於
新界居民強烈抵抗英國國有化的土地接收政策,英國乃賦與原居民以永久承租權,並發給集
體官批作為憑證,(張少強,2016: 29)這些新界居民即為香港的原居民。新界北部和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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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客家人,至於香港島和九龍的客家人,則因為都會化的關係,逐漸融入香港的廣府人
主流社會,客家的文化特徵跡近消失。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 年)來到香港的瑞士基督教差會巴色會(Basel Mission)德國傳
教士歐德禮(Ernest John Eitel),而後進入香港政府擔任視學,他在 1895 年(光緒 21 年)
出版了《歐西與中土》(Europe in China)一書,將香港與九龍的中國人分為三個種族,本
地(Puntis)、客家(Hakkas)與鶴佬(Hoklos),1899 年(光緒 25 年)英國租借新界前,
曾派香港輔政司駱克(J. H. Stewart Lockhart)對新界從事人口調查,記錄當地有三個種族,
本地、客家和蜑家。(葉德平、邱逸,2016: 4-5;陳麗華,2007: 4)在清朝末年,客家已是
香港地區眾所皆知的重要組成族群。
 1997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約滿,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續約,但失去新界,香港無
法自足維持,中英乃經過談判,將香港主權完全歸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於當地設立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高度自治。
 香港割讓之後,由於英國的銳意經營,經濟地位上升,而後來居上超越廣州,許多廣州
府人(廣東人)因而紛紛就近移民香港島和九龍市區,使廣東語逐漸成為香港市區的通行語
言,客家人雖然逐漸被同化,但在香港狹小的空間中與本地廣府人的族群差異及其衍生的衝
突,則是客家意識激發和進一步擴散的主因。巴色會於道光 27 年(1847 年)到香港發展,
在客家語傳道中獲得相當成就,該會瑞典牧師韓山明(韓山文 Theodore Hamberg)有客家話
字典之手稿《德語客家對照字典》(Kleines Deutsch Hakka Wörtuerbuch)傳世,為近代客家
語拼寫的標準化奠下基礎。韓山明在 1854 年(咸豐 4 年;太平天國 4 年)過世後,字典編
纂工作由牧師黎力基(Rudolf Christian Friedrich Lechler)繼續,於同年出版。黎力基後來進
行第二版的修訂,還附加了福佬話詞彙。是他們將客家的西文 Hakka 寫法確定下來的。(湯
錦台,2010: 128)韓山明生前還與後來受封為太平天國干王的洪仁玕認識,而根據洪仁玕的
口述歷史撰寫了《太平天國起義記》(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書,這是有關客家人與太平天國的第一手資料。(葉德平、邱逸,
2016: 4;陳麗華,2007: 2)隨著巴色會客家教會的拓展,廣東客家和南洋客家的族群意識也
隨之形成和凝聚起來。
香港割讓 8 年後的咸豐元年(1851 年),中國爆發廣西客家人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
咸豐 4 年(1854 年;太平天國 4 年),廣東肇慶府鶴山縣客家鄉勇協助清軍反攻太平軍,
戰爭過程中有騷擾本地廣府人之情形,引起廣府人之反彈,衝突於是擴大為為時長達 13 年
的土客大械鬥,(陳麗華,2007: 2)而在此期間,香港也成為廣東客家人的避難之地。除此
之外,香港也是客家人海外僑居的主要轉運站,太平天國於同治 3 年(1864 年;太平天國
14 年)戰敗以後,許多客家籍遺民紛紛出逃,為求外國保護,而加入巴色會,皈依基督教,
在牧師黎力基(Rudolf Christian Friedrich Lechler)的協助安排下,有數百人經香港前往沙巴、
英屬蓋亞那等地移居。(陳錫超,2016: 173)
因土客械鬥之故,廣東境內普遍形成廣府人與客家人之間的族群分類意識,客家人不服
為廣府人所歧視,遂有中原正統論的客家源流論述之建構,並有客家意識與認同的鼓吹,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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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客家知識份子如黃遵憲、丘逢甲、溫仲和、鍾用龢等人,在光緒 33 年(1907 年)發起組
織客家源流研究會,正是客家意識和客家研究的重要倡導者。(陳麗華,2007: 5)
民國 9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蘇州桃塢中學教員烏耳葛德(R. D. Wolcott)所編英文
《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於〈廣東〉條下,謂「其山地多野蠻部落,如客
家等是」,客家人士聞之大嘩,於是北京、上海、廣州各地,有客屬大同會之組織成立。廣
州方面,則於翌年夏間,派饒芙裳、姚雨平、黃鍊百等人赴港,與香港客屬人士李瑞琴、謝
遠涵、廖新基、黃茂林、賴際熙、何天池、吳穟疇、林圃香、黃錦英、江瑞英、張鏡康、溫
葆六等人聯絡,於 9 月 29 日假西環太白樓召開旅港客屬代表大會,嚴正要求上海商務印書
館修正《世界地理》內容,並以「崇正黜邪」為宗旨,成立旅港崇正工商總會,選出前清客
家翰林賴際熙為會長,賴際熙等利用香港的工商資源,高舉客家旗幟,力倡中原正統論,而
出版有《崇正同人系譜》15 卷。(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1971: 1-6;陳麗華,2007: 5)
日後,在崇正總會的支持下,乃又有客家學者羅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導論》與《客家源流考》,
從此奠定了當代客家研究的基礎。1922 年至 1940 年期間,崇正總會先後在香港創辦了西河
灣崇正義學、九龍城義學、會所四樓書院、大埔道石硤尾村義學等四座崇正義學,抗戰期間,
更由胡文虎登高一呼,捐輸國民革命軍,對香港和中國公益事業,貢獻不遺餘力。(金禧紀
念特刊編輯委員會,1971: 8-13)
1911 年香港政府做過人口調查,客家人佔全港人口 44 萬 5 千人中的 15%。(劉鎮發,
2007: 50;葉德平、邱逸,2016: 17)國共內戰後大量中國大陸難民湧入香港,經過半世紀的
演變,目前客家人約佔香港人口 8-9%,人口約 60 萬。香港約有 400 個客家自然村,2/3 分
布在新界,客家話仍為新界北部主要的語言。香港島和九龍的客家人,因為不像新界居民有
土地承租權,身分識別有其重要性,因而也就早被主流的廣府人所同化了。(葉德平、邱逸,
2016: 8-9)1967 年香港爆發左派大暴動,事後香港政府展開以廣東話為統一語言的香港化
政策,取消電臺客語節目,限制以廣東話為公共與教學中文用語,(劉鎮發,2001: 6;楊聰
榮,2002)這一政策對客家話的傳承傷害極大,導致客家話的使用已僅存在於老年人,成為
可能即將在香港滅絕的語言。
 由上可知,要對客家研究或客家學的知識社會學基礎和發展脈絡有所掌握,乃至於對於
全球客家運動有所認識,香港都是重要的歷史起點,而值得吾人正視與重估香港客家研究的
價值。我人希望客家研究學界,今後能夠在以下三個問題意識之上,展開對於香港客家的研
究:一、香港政治疆界內的客家人分布之情形;二、香港有關客家族群之研究狀況;三、香
港客家社團之現狀。我們想要了解,香港客家人的客家認同,在老客和新客之間是否一致?
如何維持?如何消失,有無復興的可能?香港的客家研究學者有哪些?他們關心的議題是什
麼?香港客家研究的整體面貌究竟為何?香港的客家社團現狀如何?香港客家族群新一代
的領袖有誰?香港客家社團今後該如何傳承和發揚客家文化?
 
參、香港客家研究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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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客家研究,要分兩類來評述,一為香港有關客家的研究;另一為關於香港客家的
研究。
一、香港客家研究之源起
香港是客家研究的發源地之一,西方人來到廣東,就發現了當地存在著廣府、客家和福
佬三種語族,香港割讓之後,香港境內的客家族羣,也自然就吸引了西方殖民者、傳教士和
學者的目光,其中,巴色會由客家語傳道切入宣教事業,其基於傳教的需要,所為對於客家
的研究,甚至可以被認為是羅香林開創客家學之前的先驅。歐德禮在教務及公務之餘,亦致
力客家語言歷史及民俗研究,而著有《客家人種志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和〈客家歷史綱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前者最早於土客大械鬥
結束的同一年即 1867 年(同治 6 年)5 月在香港《中國評論》(China Review)連載,(湯
錦台,2010: 125)後者出版於 1873 年(同治 12 年)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出
以客家傳說下的中原正統論,而以五波遷徙勾勒出客家的歷史。(謝劍,2004b: 1150-1152)
同治 3 年(1864 年)來到香港的巴色會瑞士傳教士畢安(Charles Piton),著有〈浙江省和
廣東省的客家〉(The Hai-Kah in Chekiang Province and the Hakka in Kwanttung Province)和
〈客家源流與歷史〉(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他根據客家族譜,描繪出
客家祖先因唐末黃巢之亂,避亂於福建省寧化縣石壁,復而南遷的歷史。(譚樹林,2007)
西方傳教士有關客家的研究,主要採取人類學的途徑,而以進化論的觀點持論,得出客
家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法則下的優秀種族,對不時面對廣府人歧視言行的客家人產生
很大的鼓舞,也帶動了中國的客家研究。
1912 年 9 月,賴際熙應聘至香港大學擔任中文總教習,他帶著清楚的客家意識,主持
了廣東省《赤溪縣志》和《增城縣志》的修訂,記錄了清末土客大械鬥的歷史,這是研究清
末香港客家移民的重要史證,(謝劍,2004b: 1153-1054)而後又參與了由大埔客家人國立
中山大學校長鄒魯主持的《廣東通志稿》的編纂,承認客家之地位而給予專門之論述。賴際
熙參與創辦香港崇正總會,擔任會長長達 13 年,正是香港客家學術的奠基者,他的著作為
後人收為《荔垞文存》一書。
羅香林是客家學的一代宗師,「客家學」一詞由他於 1930 年首創,他就讀於國立清華大
學歷史學系期間,中國的民族學研究正在起步階段,他在清大歷史研究所曾以〈百越源流與
文化〉為研究專題,又接受陳寅恪和顧頡剛共同指導撰寫碩士學位論文《唐代民族淵源與文
化之研究》,奠定他客家研究的學術基礎,清大碩士在學期間,亦獲得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
委託,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獎學金獎助下至華南進行華南民族測驗及民系調查,並到廣
東考察客家文化及其社會組織,爾後因北方戰亂,並未完成碩士學業,(馬楚堅,2011)而
至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擔任校長室祕書兼廣東通志館纂修,進而任教於歷史系,參與鄒魯主持
的《廣東通志稿》編纂工作,並獲將客家作為研究項目的燕大國學研究所顧頡剛、洪煨蓮之
邀請,擔任《客家史料叢刊》主編。1933 年,羅香林通過史料和家譜,以中原正統論詮釋
客家的源流,而出版了《客家研究導論》一書,開創了當代的客家學,(程美寶,2008: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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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華,2007: 5)他不僅重視中國歷史中的客家,也對於客家人物感到興趣,著有《太平天
國洪秀全家世考》,整理有經略越南與臺灣的劉永福口述歷史《劉永福歷史草》,他有關孫
中山與客家關係的考證《國父家世源流考》,自成一家之言,對客家意識的型塑影響深遠。
羅香林論證孫中山祖先孫連昌就是廣東省紫金縣的孫璉昌,孫璉昌祖先是唐代封地虔州即今
江西省寧都市的東平侯孫誗,是客家人。事實上羅香林於大膽假設之餘,卻犯了未能小心求
證的毛病,孫連昌就是孫連昌,就躺在香山,他的先祖遷自東莞,遠祖可溯自北宋神宗朝的
知樞密院事孫固,是道道地地的廣州府人,而紫金孫璉昌的父親孫鼎標就葬在當地水口,足
證孫連昌和孫璉昌分明是兩個人。(曾建元,2014)1949 年他避秦於香港,得到香港崇正總
會的支持,使香港成為冷戰時期客家研究的中心,也帶動了臺灣的客家研究。1950 年他出
版了《客家源流考》,其後又有《羅芳伯所建婆羅洲坤甸蘭芳大總制考》一書,考證客家人
在南洋殖民拓墾與建國的事蹟。(林友蘭,1966: 89-92;謝劍,2004b: 1153-1154)
首任廣州珠海大學校長黃麟書,也在 1949 年赴港,並主持珠海大學遷校香港為珠海書
院,著有《客家遷徙之研究》、〈客家祖先中原南遷之始問題〉等。他認為客家史之研究應
當上溯自秦始皇命屠雎率軍五十萬人南征,而他也考證認為南征秦軍以趙人為主力,而使古
代北方文化與語言之印記留存於以南方百越文化為基底演進而來的客家文化當中。(黃麟
書,1971: 61)
二、冷戰時期作為中國替代實驗室的香港客家研究
冷戰時期,中國大陸的客家研究完全停滯,香港因而成為相對活躍的客家研究重鎮,但
主要皆為中國客家研究的移植,至於香港本地客家人的研究,並未受到這些客家新移民學者
的重視,這方面成果的展現,許多其實是西方人類學以香港新界作為中國社會研究個案的派
生結果。這些研究注意到香港客家人與本地廣府人的不同,但很少就客家人之所以為客家人
的族群性格從事分析和定性。這一時期的西方鄉土中國人類學研究,為香港的客家留下了許
多寶貴的記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與其客家研究論著,有英國曾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
東系系主任的裴達禮(Hugh Baker),1966 年針對新界上水村廖氏宗族的研究《一個中國宗
族村莊:上水》(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eung Shui),上水廖氏於明代移民自閩西長
汀,是一個已經完全廣府本地化的客家裔家族;1968 年美國學者安德生(E. N. Anderson)
的〈香港鄉村裡的偏見與族群刻板印象〉(Prejudice and Ethnic Stereotypes in Rural Hong
Kong),研究新界本地人與客家人的族群互動關係;香港中大歷史系英國學者科大衛(David
Faure)長期在新界從事田野研究,熟悉當地族群與社會關係,1986 年出版有《中國農村社
會的結構﹕新界東部的宗族與鄉村》(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瑞典哥德堡大學(Göteborgs universitet)
社會人類學高等研究所教授艾堯仁(Göran Aijmer),也以新界客家人為對象,於 1993 年完
成出版《香港新界馬鞍山客家的墓葬、祖先與風水》(Burial, Ancestors and Geomancy Among
the Ma On Shan Hakka,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一書。(陳麗華,2007: 9;謝劍,2004b:
1158)臺灣旅港之香港中大人類學系教授謝劍的研究則針對香港客家社團,而於 1981 年由
香港中大出版《香港的惠州社團: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一書,(謝劍,198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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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有〈試論香港客家社團的本土化及其意義〉一文。(謝劍,2004a)丁新豹 1988 年香港
大學中文系的博士論文《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則帶出早期客家人在香港
的生活與歷史面貌。(丁新豹,1988)
三、作為國際學術節點的香港客家研究
冷戰結束後的 1992 年,香港的客家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香港崇正總會理事長黃
石華找了謝劍和香港中大政治學教授鄭赤琰和胡文虎基金會主席胡仙,在 9 月與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人類學系,以及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華南及印支半
島人類學研究所(French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re of Anthropology of
South China and the Indo-China Peninsula)等研究機構,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首屆國際客家
學研討會,會中決議成立國際客家學會,會址則設在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
會,選出謝劍、鄭赤琰為正、副會長。(陳麗華,2007: 14;謝劍,2004b: 1160)這是一個
客家研究的學術團體,使香港一躍成為國際客家研究社群的中心平臺。香港崇正總會和國際
客家學會的靈魂人物黃石華,是黃麟書的族弟,1995 年他對客家學的發展做了重要的歸納,
他認為客家學就是研究客家民系的歷史、現狀和未來並揭示其發生、發展規律的學科,主張
運用科學方法和觀點,系統地研究客家族群的歷史源流、組織、現狀和發展規律,推及社會、
經濟、語言文字、民俗、文化,以及族群心理、感情、意識的發生、演變,以指出該族群發
展的規律,並以科學方法預測其未來趨勢。同時,亦可從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
語言學、民俗學等科學的角度,做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用以探討客家族群與整個漢族及
華夏傳統的關係,分析客家人族群性於人類文化的意義,進而以科學論證客家族群對中華民
族與世界人類所做的貢獻。黃石華強調,客家學應該是以民族學理論為基礎,並融匯眾多社
會人文學科的綜合性的科學,是較民族學具有更多的個性特徵、內容更為豐富的科學。(黃
石華,1995)
跨越抗戰、中國內戰和冷戰的香港崇正總會,可以說是支撐客家研究最重要的棟樑,賴
際熙、羅香林、黃石華和黃麟書這些客家研究的領航者,都是來自廣東省的客家移民,香港
是其移居之地,因而在意識上,未必完全自認是香港人,所以在客家研究的主題選擇上,他
們也都忽略了香港本地的客家社會,曾在香港中大人類學系博士班就讀、香港大學社會學系
客座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副教授楊聰榮便指出:「香港客屬社團與新界客家
社區之間的互動很少,除了少數研究者與兩方同時有接觸以外,兩者似乎缺乏共同的議題,至今
還找不到太多具有社會意義的互動關係。其原因為何,尚待進一步探索。但是香港客屬社團是屬
於都會生活型態,而與新界客家社區的農村型態似乎不易同調。影響所及,香港並沒有出現具有
群眾基礎的客家社會運動」。(楊聰榮,2002)作為香港客家社團的代表香港崇正總會,事實
上正是外地移民香港之新客的社團,新客從事的客家研究,集中在客家原鄉和客僑社團,這
也是他們的客家感情寄託。
在科大衛客家田野研究的啟發下,經由香港崇正總會和國際客家學會的支持和協力,法
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教授勞格文(John Lagerwey),則以香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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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客家學會為基地,促成法國遠東學院與福建社會科學院合作,自 1992 年起在福建、廣東
與江西邊區客家大本營展開長期的客家調查研究,這一計畫得以展開,亦拜中華人民共和國
改革開放之賜,其研究成果則逐步匯集出書,收錄於香港國際客家學會出版的《客家傳統社
會》叢書當中。(王東,2003: 7-9)在該一計劃的背景下,謝劍也進入到中國大陸廣東省梅
州市梅縣進行田野調查,於 1994 年有〈圍不住的圍屋:對一個客家宗族復甦的初步研究〉
發表。(陳麗華,2007: 15)《客家傳統社會》叢書自 1996 年廣東嘉應學院教授房學嘉主編
之《梅州地區的廟會與宗族》出版至今,已有 30 多冊。這正是一個以香港作為平臺,展開
國際客家研究資源整合的典範,其研究深入中國的客家大本營村里鄉間,成果斐然,更壯大
了中國客家研究的陣容。這是香港對於客家研究的重要貢獻。不過,這一個跨國資助的客家
調查研究,卻還沒有關於香港本地客家的成果問世。
香港新界客家始終是 1990 年代以來有關香港客家之人類學研究的主題,像是美國學者
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於 1994 年出版有《基督徒心靈與華人精神:香港的一個客家社
區》(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1996 年在主
編的《客人:中國與海外的客家認同》(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一書內收錄有自己的〈貧窮、虔誠和過去:客家認同裡的客家基督徒表現〉(Poverty, Piety,
and the Past: Hakka Christian Expressions in Hakka Identity)。她研究新界北區龍山腳下的客
家村落粉嶺龍躍頭村與當地的巴色會崇謙堂教會,發現了客家教會對客家認同的作用,崇謙
堂建立的客家教友網絡,連結了客家人和基督徒的雙重身分,縱使教外的客家人因政治與社
會經濟變遷因素而喪失了客家認同,客家教會卻維繫住香港客家人基督徒的客家認同。
(Nicole Constable, 1996)香港聖經公會牧師李志剛從 1970 年代即開始研究客家教會在香港
發展歷史,他在 1994 年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上發表〈香港客家教會(巴色會)之設立及其在
廣東與北婆羅洲之傳播〉,提供了一個全景的客家歷史和地理視野,(謝劍,2004b: 1163)
1998 年,又有美國學者魯珍晞(Jessie Gregory Lutz)與其夫婿羅嵐.魯茨(Rolland Ray Lutz),
以相近於李志剛的視角,出版《客家人面對基督教新教,1850-1900》(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850-1900)一書,也是針對巴色會在香港和廣東客家地區傳教事業的
研究,當中尚有戴文光等 8 個客家傳道人的傳記。(Jessie Gregory Lutz and Rolland Ray Lutz:
1988)湯泳詩是新界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橋樑與對話部主任,她於 2012 年出版《一個華南客
家教會的硏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眞會》,(湯詠詩,2012)而李志剛於 2012 年又在香港
出版了《基督教與香港早期社會》。(李志剛,2012)這些都是有關香港客家與客家教會巴
色會早期狀況的研究。
香港客家在都會化的過程中所面臨的衝擊,也是人類學者所關心的問題,1990 年代初
期有任職新界理民府的英國學者許舒(James Hayes)關於荃灣客家的研究專書《滄海桑田
話荃灣》(Tsuen Wan: Growth of A ‘New Town’ and Its People),(James Hayes, 1999)加拿
大學者羅碧詩(Elizabeth Lominska Johnson)也長期關注荃灣,她有論文〈香港的一個客家
村莊——荃灣的土著居民(〉Hakka Villagers in a Hong Kong City: The Original People of Tsuen
Wan)收錄在 1996 年《客人:中國與海外的客家認同》論文集裡,研究的是由荃灣移居到
新界關門口的客家人,以本土人的自我認同和廣府的本地人相區隔,其我族意識更勝過客家
意識。2010 年又有論文〈婦女拜祭者和被拜祭者:香港的一個客家社區〉(Wome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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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pers, Women Worshipped: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出版。(Elizabeth
Lominska Johnson, 1996, 2010)
1994 年,原馬來西亞客家華僑學者鄭赤琰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香港崇正總會的緣
起與發展──一個族群會館的政治適應力的個案研究〉一文,(鄭赤琰,1994)1998 年,鄭
赤琰在香港崇正總會支持下,在嶺南大學建立了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展開《族群與
海外華人經濟》研究計畫,而於 1999 年出版了〈香港崇正總會與客家學開展〉,是關於香
港崇正總會的重要研究,(鄭赤琰,1999)2000 年,鄭赤琰再於嶺南大學出版〈「敏銳危
機感」與客家人的政治成就〉一文,分析客家人如何將生存危機感轉化為政治性格從而獲取
相當的政治成就,客家人的這一政治性格在 20 世紀初即為征服臺灣過程遭到客家人極力抵
抗的日本人所發現,鄭赤琰重新發展該一主題,而以太平天國、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革命中
的客家構成,鄧小平、李登輝、李光耀等傑出的客家政治領袖為證。(鄭赤琰,2000)
自中國大陸移民加拿大的客家學者鄭海麟,近年亦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有人把他當
做香港學者,他的客家研究集中於客家先賢黃遵憲,1988 年有《黃遵憲與近代中國》一書
的出版。(鄭海麟,1988)
謝劍於 1998 年在臺北發表〈香港地區的客家研究及其影響〉一文,對於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香港客家研究及其對於兩岸客家研究影響,做了總體性的回顧。(謝劍,2004b)深
圳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為理則於 2003 年發表〈香港客家人的歷史和現狀——香港客家人
研究述評〉一文,則是對於此前香港本地客家人的研究的總體觀察。(王為理,2003)
四、重新認識香港客家
2000 年以後香港客家研究的趨勢,反映出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以往作為西方中國研
究替代實驗室的角色開始退卻,香港學界基於對於香港本土歷史興趣的香港客家研究中文著
作開始增多,特別是有關認同與族群關係的主題,這也受到臺灣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以
後,以國家力量鼓勵客家研究與國際學術交流的影響,香港的客家研究也因此在兩岸的客家
研究風潮中,找到了新的專屬的舞臺。如現任國際客家學會會長建道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系
主任的劉義章,在香港中大歷史系退休前,將研究視野投向新界元朗的客家村落,有〈元朗
客家村落田野調查初步報告〉和〈香港客家村落的歷史與文化考察:崇正新村的個案研究〉
的出版,(劉義章,2000, 2001)2005 年他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舉辦的《移民與客家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香港崇正總會宣傳部長老冠祥合寫〈香港崇正總會與世界客家運動〉,
對香港崇正總會對於世界客家運動的貢獻,特別是在客家意識的凝聚和客家學術的推廣,都
做了清楚的介紹(劉義章、老冠祥,2005);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教授劉鎮發,為
香港客家人,原為生物學者,2000 年獲香港理工大學漢語語言學博士,2001 年出版《客家——
誤會的歷史、歷史的誤會》,考證粵西土客大械鬥對客家認同形成的影響,認為中原正統論
缺乏有力的證據,因為不獨客家人,閩南人和廣東人也都與唐朝有文化上的連結,也有同樣
因黃巢之亂而自北方南遷的傳說,他更從生物學和遺傳學指出客家人和廣府人、福佬人血緣
相近,卻遠遠不同於當代北方的漢人,《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論文集的出版,則奠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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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客家話研究上的地位,(劉鎮發,2001a, 2001b)當中有數篇論文係與其同事周柏勝
合作,他們共同論證客語與粵語的關係,也同意北京大學語言學教授徐通鏘的研究,即客語
和粵語皆源自宋語而約在 700 年前元朝時才分化的。(劉鎮發、周柏勝,2001: 101)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大歷史系教授陳麗華於 2010 年取得香港中大歷史學博士的學位
論文為《客家地域社會的形成:臺灣六堆》,(陳麗華,2015)這是第一位研究臺灣客家的
香港本地學者,她在博士研究的基礎上,又有〈"客家"身份的建構——殖民體系下的香港
新界與臺灣六堆〉、〈客家人的宗族建構與歷史記憶塑造:以臺灣六堆地區為例〉和〈談泛
臺灣客家認同──1860~1980 年代臺灣「客家」族群的塑造〉的完成,(陳麗華,2010, 2011,
2011a)2014 年則將研究焦點放回香港本地,發表了〈香港客家想像機制的建立:1850-1950
年代的香港基督教巴色會〉,陳麗華討論了英國殖民經驗對於香港客家族群身份建構的意
義,臺灣客家研究中常見的認同主題,顯然對她的香港客家研究提供了相當的觀點。(陳麗
華,2014)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陳永海於香港客家人認同的發展問題亦著力
甚多,〈作為中國國族事業的客家言說——從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認同性質的變遷〉、〈從
二十世紀初香港的都市發展個案看客家跨境華人族群網絡〉、〈誰的客家文化與認同〉、〈清
末民初香港殖民地客家人的族群化〉是他近年有關該一主題的作品。(陳永海,2007, 2011,
2012, 2014)
2005 年劉義章應廣西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之邀請,主編出版了《香港客家》論文
集,2007 年復再版。這是一本使香港客家研究以整體的面貌展現在世人之前的經典之作,
讓人們驚豔於傳統與現代、都會與鄉村、東方與西方交界的香港,客家研究題材竟如此豐富
多彩。劉義章在該書導言中表示,該書旨在呈現香港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客家認同」這一現
象所起的關鍵作用,由此說明香港客家的淵源,並為香港客家文化留下記錄。該書除了收錄
有陳麗華〈香港客家研究綜述〉、陳永海〈作為中國國族事業的客家言說——從香港看近代
客家文化認同性質的變遷〉、李志剛〈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劉鎮發〈香港的客家話〉
與劉義章〈香港客家人與教育事業〉等前已介紹過的學者的論文,還有香港崇正總會張新霖
的〈香港新界客家張氏源流初探〉、香港香港中大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夏其龍的〈香港客家
村中的天主教〉、英國學者夏思義(Patrick Hase)的〈十約:沙頭角地區的定居與政治〉、
珠海學院中文系教授蕭國健〈香港新界之客家民居〉、李志剛、夏其龍〈香港客家教會的發
展和貢獻〉、鑽研香港飲食文化的香港中大人類學系副教授張展鴻的〈香港客家菜館與"正
宗東江菜"〉、香港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鄒桂昌、香港中大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
研究所教授馬路華(Lawal M. Marafa)、香港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公園護理主任魏遠娥
合寫的〈香港風水林土壤研究的意義〉、新天地文化旅遊經理劉育〈客家文化民俗村〉、香
港崇正總會理事長朱石年與張新霖的〈客家人對香港經濟的貢獻〉以及劉育的〈以 21 世紀
精神探討香港客家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劉義章自認本書缺乏有關客家村落的人文現象
和歷史文化、客家社團、客家人與其他宗教如佛教以及他們與傳統民間信仰的關係的討論,
事實上,這也顯示出香港本地客家研究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不過,本書中劉育的著作,對
於香港文化的保存,提出了建設客家文化民俗村的政策建議,也就是直接將客家村落生態予
以完整保留,而以文化藝術與觀光產業支撐該村落的永續發展,他認為客家文化也應當是香
港的文化資產,因而應當將客家文化保留並發揚,轉化為觀光資源,這樣也可以對於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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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傳統文化的意願創造出足夠份量的動機。劉育提出了幾個客家古蹟,建議強化其宣傳行
銷,豐富館藏和舉辦客家特色文化活動,這些地方是柴灣羅屋香港客家民俗博物館、荃灣三
棟屋博物館、荃灣海壩街民宅、沙田王屋村、沙頭角鏡蓉書屋、西貢上窯民俗文物館、大埔
上碗窯村樊仙宮、沙田山廈圍曾大屋等。(劉育,2007: 222-226)
肆、從臺灣看香港客家
臺灣對於香港客家的認識向來有限,雖然香港崇正總會促成了 1973 年世界客屬第二次
懇親大會在臺北召開,通過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設立世界客屬總會,但當中活躍的身
影,主要為中國大陸流亡臺灣與香港的新客客家菁英,並不是香港老客與臺灣的本地客家,
此後的發展,由於時間的自然因素,臺灣本地客家人士逐漸取得優勢,再因本土化政策,使
客家文化受到國家的重視與照顧,然香港客家卻一直未受到香港政府的重視,香港客家人也
在都會化和粵語化的環境中,逐漸流失其文化的發展空間以及維持客家認同的意願。關於香
港客家發展的問題,楊聰榮從臺灣客家經驗出發,即看到香港語言政策對香港客家難以平復
的傷害,他在 2002 年即有〈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
影響〉和〈為什麼香港缺乏客家認同?──從語言政策的歷史分析到身份認同的政治社會學〉
論文的產出,可以說是當代臺灣學界研究香港客家的先驅。(楊聰榮,2002, 2002a)
近年隨著臺港民間社會交流的日益密切,臺灣客家學界也將研究的觸角伸展向香港客家
,如 2013 年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有曾韻潔之碩士論文《客家企業家社會價值
實踐之析探──以田家炳基金會為例》通過,(曾韻潔,2013)同一年稍早中央大學客家社
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曾士軒發表的〈現代香港客家的樣貌〉一文,則深刻地指出香港客家發
展的限制,即在香港政府的不利政策之外,根本的原因出在香港沒有本土的客家運動來召喚
出香港客家人的族群意識,也就不會出現搶救客家文化的社會動力了。(曾士軒,2013)2014
年有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郭良文前往香港從事客家之田野調查,而有〈記憶與再現
: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村與認同〉一文的出版,(郭良文,2015)其後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
文化研究所所長張翰璧亦曾於 2015 年曾帶領研究生,在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長林文映的協
助下前往香港客家地區進行考察,當年 12 月 27 日在臺北 2015 當代客家學論壇上有〈臺港
兩地客家研究發展的比較〉專題演講的發表。(張翰璧,2015)我們期待臺灣學界能將其客家
研究的能量帶進香港,也算是臺灣客家對於香港崇正總會在客家運動上卓越成就的回饋與酬
謝吧。
總而言之,香港客家研究乃存在著斷層的現象,早期關注的主題為整體客家的命運,冷
戰時期出現許多缺乏客家意識的香港客家人類學研究,近年香港本土的客家則逐漸成為焦
點,但因研究社群不夠龐大,研究受制於少數人類學、語言學和歷史學者的興趣,民間本土
文史工作者羣體的支撐嚴重不足,不像臺灣有法政學者的參與,因而會對於族群權利和多元
文化政策特別關注,或者有民俗學者的投入,而更能掌握當地客家傳統演化的脈絡。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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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如香港城邦論的倡議者香港客家人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
根,即將客家納入香港民族建構的工程當中,(陳雲,2015)而對於香港本地客家運動和客
家研究的方向起到帶領的作用,其未來的發展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香港本土運動與
獨立運動的關係始終存在疑慮的情況下,則是值得我們觀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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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4 年 10 月 13 日 11 時 20 分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職務宿舍初稿
民國 106 年 6 月 19 日 8 時 30 分臺北晴園二稿
7 月 4 日 7 時 1 刻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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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