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需把握歷史使命

習近平需把握歷史使命

習近平需把握歷史使命

《大紀元》特約記者易如、蕭律生專訪

 

 

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兼副主任

 

  中國大陸至今未實現民主化。然而,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臺灣解除戒嚴,此後推行憲政,成為走向民主化的關鍵轉折。時隔30年,臺灣的民主路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仍有啟發。《大紀元》記者易如、蕭律生採訪了臺灣法學博士曾建元副教授,他談了臺灣為何走向民主化、中國現在走向民主化的最大阻礙、臺灣的民主化對中國有何借鑑意義等方面的見解。

  曾建元是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現任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兼副主任,還是臺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記者:您前面提到的非常時期,臺灣當時實行的是戒嚴體制,這是怎樣的一個體制?與中國共產黨的當下統治有何區別?

  曾建元:這個戒嚴體制原意是軍事統治,是一個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的情況,而日常的民主政治沒有辦法應對這種臨時的巨大變局,所必須採取的緊急措施,即利用軍隊高度的動員效率,集中處理國家變局。等到這個國家變局處理完之後,必須馬上回歸到正常的憲政體制。所以戒嚴體制不是民主制度。

  中國大陸表面上沒有實施戒嚴統治,但是共產黨在指揮槍,共產黨在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共產黨還滲透到社會,進行全面性的控制。所以,它對公民社會的形成所產生的箝制作用,遠超過當年在臺灣實施戒嚴統治的中國國民黨準軍事政府。

  另外,今天中國大陸的統治跟當時臺灣實施的戒嚴制度最根本的不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很多國家的戒嚴體制當成它在正常狀態下的憲政制度。一方面,中國大陸現在並沒有實施戒嚴,實施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是正常的憲政制度,不是非常狀態。但是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它的正常體制對人民自由的箝制跟當年臺灣非常時期戒嚴體制是一樣的。另一方面,臺灣當時的戒嚴只是一個臨時措施,終究要解除,而最後有一個終極目標,即還政於民,讓國家實現自由化、民主化,但是當今的中國大陸完全不存在這個終極目標。它的狀態顯示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終極目標就是當下,沒有下一步的還政於民或實施多黨政治,沒有下一步的民主的自由選舉了。

  其實,國民黨跟中共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共它強調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對於階級敵人鎮壓的概念,這個在國民黨和其他國家不存在。所以中共雖然沒有以戒嚴為名,它所達到的統治效果跟戒嚴已相去不遠了。

  臺灣當時雖然國民黨以戒嚴名義來治理國家,但是它告訴你這是一個暫時的措施,它背後還有一個終極的價值,它的立國精神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憲法》在制約著臺灣當時的戒嚴體制。

  記者:臺灣在走向民主化的時候,也存在一些轉型正義問題,臺灣是如何處理的?如果大陸出現轉型正義會如何?

  曾建元:轉型正義是指,國家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後,怎麼清算集權體制時國家所犯的罪行。對人權的迫害,怎樣透過國家重構與社會和解的方式加以根除,而能在記取過去歷史教訓之餘,對受難者給予道歉賠償,對加害者給予責任追究,將過去的迫害歷史真相澄清,讓是非、公道、公義得以彰顯。要讓這段歷史成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共同的教訓與共同的歷史記憶,然後,用來警惕未來的統治者,不要再犯過去的錯誤。

  對臺灣來講,轉型正義目前的平反工作,已經得出一個大致的結論:過去的這些白色恐怖案件,大概90%都是冤、錯、假案。所以臺灣的做法就是,一方面,就受難的程度,針對受難者本人或其家屬,由政府提供賠償;另外由總統頒發恢復名譽的證書,恢復被剝奪的國民應有的權利。另一方面,透過國家相關檔案的整理,成立幾個紀念館或博物館,成為國民教育基地,也給社會民眾、觀光客提供參觀與憑弔的場所。

  當下,比較有成效的是對過去受難案件的平反基本完成了。國家也樹立了紀念碑,歷任總統也一再重申對國家犯罪暴行的道歉。但是臺灣轉型正義也遺留下來一些問題還沒有處理好。一個是加害者的究責以及迫害人權個案的原因事實是什麼。當時的執法者是誰,在執法過程中有沒有逾越法律,加害者又是誰,動機何在,事實為何。當年的加害者很多已經過世。追究加害者責任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希望讓事實真相更加清楚,讓受難者家屬得到安慰;另一個是國民黨的黨產問題。戒嚴時期的黨庫、國庫互通,臺灣民主化後,國民黨登記為社團法人,就當要求這種互通狀態必須終止,也就形成了黨產問題。國民黨的黨產多是從日本人或臺灣人民那裡,通過國家強迫徵收、強迫拆遷過來的。再者政黨不是營利團體,而國民黨在臺灣民主化之後,卻更變本加厲地把龐大的財產投入到黨營公司的經營中。

  臺灣的白色恐怖實施時間,從1949年到1991年,前後加起來大概有42年,國民黨政府實施的範圍只是在中國最小的一個省臺灣。而中國大陸,人口眾多,幅員廣大,從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其掀起的政治波瀾如恆河沙數,罄竹難書,未來中國大陸如果要以臺灣的方式實現轉型正義,我相信會面臨非常巨大的困難。

第一、歷史檔案文件沒有被完整地保留。因為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平反後,都把這些歷史資料統統銷毀掉,以掩滅罪證。但在臺灣不能這麼做,那些都是屬於國家檔案。中共把國家犯罪的資料統統自行掩蓋掉,後人要追究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的責任就變得非常困難,在證據蒐集上將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第二、關於賠償問題。大多數的中國人家裡面,多少都有受難者,十幾億人的賠償金額難以想像地巨大。因為中共歷年的政治運動太多了。如何去處理這個總數非常巨大的賠償金額,是完全賠償還是象徵性賠償?到時候的民主中國,其財政能否負擔得起?

    再有,如果按照這樣的轉型正義展開,當今的中共該考慮到未來中國民主化之後,它要面臨的歷史責任、政治責任、法律責任的清算,究竟怎麼去償還它過去所造成的罪惡?其實,共產黨人都知道,心知肚明,他們已經造成了無數的罪孽。而我相信他們不願意、大多數共產黨人是不願意面對日後的審判與清算的。難以計算和清償的責任,這是令中國共產黨最為恐懼的事情。

    記者:臺灣走向自由化與民主化對中國有哪些啟示?中國當下主政者如何選擇?

    曾建元:我想最大的啟示是,只要有決心,臺灣可以做到,大陸的任何一個地區的人民都有能力來推動他們自身的民主化。中華文化跟憲政民主沒有衝突,臺灣也是中華文化影響下的一個地區,同樣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其次,臺灣在戰後當時的統治者國民黨,是主動提出要從地方自治走向民主化的。儘管那時臺灣還處於戰爭復員的農業社會,教育水準也不平均,國民黨政府卻願意在臺灣省各縣市鄉鎮市地方選舉中放手讓民眾自由投票,雖然當時臺灣人民不能自由組織政黨,但還是有從大陸遷移到臺灣的,如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等參與選舉。

    臺灣走向民主化,如果從戰後到現在的時間來算,花了70年,如果說從臺灣的經濟起飛到蔣經國總統決定解嚴讓臺灣走向自由民主,其實也只花了30年的時間,這個過程並不長。臺灣今天已經在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全球評比中,成為亞洲最自由的國家。30到70年的時間,臺灣可以走到,現在中國大陸至少沿海每個省份的國民生產總值和經濟條件都遠遠高於戰後的臺灣,臺灣可以完成民主化,福建也可以,浙江也可以,上海也可以。

    臺灣可以提供的很大的經驗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們早已經提出了,由實施地方自治、地方分權再走向聯邦制的步驟,民主化實施其實並不難。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者習近平,他跟臺灣的李登輝一樣,都曾經是那個黨國體制下的受害者。李登輝曾經參加地下黨反抗過國民黨的迫害,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和一家人也曾經遭受過共產黨的迫害。習近平可以從歷史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在某種程度上跟過去的共產黨體制有所切割,從追求國家進步、社會和解的角度,發揮自身的充分條件,來實現中國的民主化。

    但是,如果習近平仍把他的政治生涯與命運跟中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也無視他父親所遭受的迫害是出於體制對於加害者的縱容,不願意去面對與反省這些問題,那他就失去了難得的歷史使命,丟掉了實現使命的機遇。而目前他是如何想的,我們都無法知道。

    中國大陸近30年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事實上已經為習近平鋪墊好了轉型的條件,剩下的就是看他的一念之間,願不願意在中國歷史上扮演民主化和文明化的重要推手。我們是要在這個方面對他有所呼籲的。

 

(原刊:美國《大紀元》新聞網,2017年5月25日)

 

 

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晨六時半

臺北晴園校訂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