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胡適

又想起胡適

“五四”運動是中國開始現代化的起點,對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影響深遠,這樣的影響現在也還在挖掘的過程中。

 

 最近看到這樣一則史料:1924年,白話文運動的論敵林紓去世。胡適特地在《晨報》寫文章紀念。他說:“我們晚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的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而白話文運動的另一名健將錢玄同等依舊對林紓不寬容,而且態度決絕。他在《寫給劉半農的信底後面》中說:“我底意見,今之所謂‘遺老’,不問其曾‘少仕偽朝’與否,一律都是‘亡國賤奴’,至微至陋的東西。”最後,還要加上一聲“呸”。

 

這一聲“呸”令我心中一動,讓我想到了多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紅衛兵小將,對於所謂“封建傳統”,不是也是用這種“呸”的態度來橫掃一切的嗎?那樣的浩劫,難道不是來自於一種“只要非我族類,就是敵人”的“呸”的文化嗎?今天,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文化,是不是仍舊瀰漫在華人的文化圈中呢?也許,我們還是需要想起胡適。

 

今天回顧“五四”,我們都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受到“五四”影響的一代知識分子,其實在三十年代就已經分道揚鑣。一派就是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主張建設的基礎不是否定一切,即使是否定,也不應站在一桿子打翻一船人的立場上。就像對待林紓的態度一樣,對待與自己不同的意見,也應當冷靜面對,思考對方佔據某種道理的可能性。用胡適的話說,“寬容才是民主的真諦”“。 而另一派,是不講寬容的,他們的立場,就是從根本上反對寬容,認為立場不鮮明,正是革命無從成功的根本原因。這一派的知識分子,以後來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的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為代表,以其摧枯拉朽的氣勢,實際上壓到了標榜冷靜的胡適等人。這一派的決絕和慷慨,也吸引了大批的年輕人的追隨。

 

當胡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時候,李大釗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反駁胡適的觀點。他公開聲明自己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並且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係,中國的社會問題,必先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雙方爭論的焦點,就在於是否相信社會的歷史構成中有一個“最後之因”。如果承認其有,那麼只要抓住這個“最後之因“,所有問題就可迎刃而解。而所謂的“根本解決”的路徑就是社會革命。或者如陳獨秀看來,就是“階級鬥爭”。於是,中國就歷經了後來幾十年的浩劫。

 

今天,重新想起胡適,其意義就在於:第一,我們應當知道,寬容才是民主的核心觀念;第二,我們不應當試圖找到一種可以一了百了的社會改革方案,那其實只是烏托邦。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