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慘無人道的“百日無孩”看中國的計劃生育災難 ——寫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一周年之際

由慘無人道的“百日無孩”看中國的計劃生育災難 ——寫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一周年之際
由慘無人道的“百日無孩”看中國的計劃生育災難
        ——寫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一周年之際
 
楊建利
 
一、 引言
 
去年(2015)10月29日,中共十八大五中全會決定實施開放全面二孩政策,似乎中國長達近40年之久的計劃生育的這一頁歷史就此輕輕翻過去了:人們對中國自1979年起開始實施的野蠻的計劃生育的憤怒似乎一夜之間就化解了,人們對其罪惡的敏感也就此減弱,甚至連人權人士也甚少議論它了。然而,就像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的所有災難和事件一樣,這一頁歷史還沒有翻過,手腳和心智被捆綁的中國人尚沒有能力翻過它,它太沉重了。
 
中國30年的暴力計生,是人類迄今為止為實施某一政策而造成的規模最大的人權侵害事件。這個斷言並不僅僅建立在中國官方“三十年計生讓中國少生4億人”的估算之上,更嚴重的是,因三十年計生政策而遭人權侵犯的中國公民數量,卻遠不止4億。首先,在開除公職、丟掉工作的威脅之下,城市居民幾乎毫無例外地被嚴禁生育二胎,其次,農村家庭曾遭受強制墮胎、強制結紮、計生罰款、暴力毆打、死亡、非法拘禁、計生株連、非法孕檢、被迫逃亡等各種侵害的家庭,絕不下於半數。隨著中國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計劃生育所造成的人權侵犯問題較之此前將有大幅度下降,但以規模而論,三十年計生確切無疑可謂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單一政策下最廣泛的人權侵犯事件。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罪惡與血淚涉及數億家庭,野蠻計生的手段殘酷多樣難以盡書,尤其是多數惡性計生侵權個案發生在教育、交通、通訊較為落後的農村地區,對這些個案的全面記錄和研究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在中國大陸,計生侵權是一個與最敏感政治問題同樣嚴格的法律和輿論禁區,象滕彪2005年在山東所做的《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這樣的寶貴的調查資料實在少得可憐。臨沂是我的家鄉,儘管多年居住海外,來自家鄉人的轉述使我對滕彪的調查所述並不感到陌生,但在我曾經求學的地區聊城,1991年曾經發生過的駭人聽聞的“百日無孩”運動,我卻是事後多年才開始有所耳聞,此後,斷斷續續對這一運動試圖進行了解,趕在今天——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一周年——完成這篇文章。但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也很難對此事件進行全面的了解和詳述,如有可能,希望居住在聊城附近的國內有心人對此予以關注調查,“公民力量”主辦的《公民議報》網刊,隨時歡迎這方面的調查稿件。
 
二、“百日無孩”運動
 
所謂“百日無孩”運動,簡而言之,就是在25年前,從1991年4月起,聊城地區的冠縣、莘縣先後實施人類歷史上最嚴格的計劃生育措施。為降低當年人口出生率,在冠縣縣委書記曾昭起和莘縣縣委書記白志剛的領導下,通過對行政系統的全面動員,要求兩縣自5月1日到8月10日,無論頭胎二胎,不問合法“非法”,一個都不許生,完全杜絕任何嬰兒正常分娩。
 
1991年是中國農曆羊年,當地人將這一運動稱為“殺羊羔”,莘縣當地有民謠流傳:
 
白志剛,殺羊羔,新婚一胎全動刀。
莘縣父老人人罵,掘他祖墳恨難消。
傷天害理天不容,天打五雷剮千刀。
有朝一日天睜眼,白氏家族斷根苗!
 
不過,白志剛並非“殺羊羔”的首創者,他的動作比曾昭起稍晚幾天。 1990年,中國大陸進行了第四次人口普查,為保證普查工作的順利進行,對多年來超生而未報戶口的嬰兒採取了免費戶籍登記,這就使多數地區的幼兒戶籍登記數量出現較大增長。計劃生育工作的時鬆時禁和罰款利益驅動下基層計生官員對超生問題的周期性默許甚至縱容,使得計劃生育從來不曾有效地達到在農村地區實施一胎化的效果,也就是說,具有二胎生育慾望的家庭,一般總是可以想方設法達到目的,代價是罰款、躲逃和遭到不知何時突如其來的計生“嚴打”而已。第四次人口普查過後,1991年投胎冠縣、莘縣的羊羔們,就要為此前“超生”的孩子承受“嚴打”的代價了。
 
4月26日,曾昭起召開縣委擴大會議,要求所有乾部必須全力以赴,實現他向聊城地委立下的軍令狀,一年內由全地區計劃生育倒數第一變為正數第一。為實現這一目標,曾昭起可謂不惜動用雷霆手段:所有工作消極或態度猶豫的官員,立馬免職,強令公安、武警、計生人員一起上陣抓人,務使所有懷孕婦女自5月1日起強制流產,而那些逃避計劃生育的孕婦的家人親戚被抓捕毆打,成為人質。由于冠縣縣醫院規模所限,從縣醫院到百貨大樓,沿路密密麻麻新起的帳篷成了全縣計生對象墮胎、結紮的臨時病房。冠縣的大街小巷刷滿了標語“寧肯斷子絕孫,也要讓黨放心”、“上吊給根繩,喝藥給一瓶”、“寧肯流出來,不許生出來”……
 
由於一時流產、引產數量太大,死嬰被集中丟在縣醫院鍋爐房旁邊的幾口已經乾枯的深井裡,據當地居民說,那幾口井幾年後都還有強烈的腐臭味道,由於流產、引產嬰兒太多,屍體處理不當,經常有野狗叼著孩子的屍體在大街上跑來跑去。當時被強制流產的包括懷孕7個月以上甚至即將臨產的孕婦,有些嬰兒被強制引產出來的時候還是活的,離開娘胎髮出第一聲啼哭聲後,馬上被醫生護士照頭上一針,小腿兒亂蹬幾下就死了。有的產婦看到這個場面當時就瘋了。還有將近40歲的婦女多年不孕,好不容易懷孕,卻沒能逃過“百日無孩”運動,被強制引產後,終生不孕。
 
這些教育程度多數較低的普通農婦,就這樣失去了她們的孩子,我們聽不見她們的哭聲,因為中國媒體對計劃生育的殘酷是嚴禁報導的,但強制墮胎給她們的心靈上造成的創傷,卻可能持續一生。據民間粗略統計,僅冠縣、莘縣兩地,“百日無孩”運動中就有超過兩萬人被強制流產、引產。這還不包括受冠縣、莘縣“啟發”而採取類似措施的陽谷、東阿等縣。
 
冠縣、莘縣的“百日無孩”運動所採取的強製手段在中國大陸的野蠻計生中並無特別之處,其驚人之處在於曾昭起、白志剛這兩個腦殘心黑的縣太爺實施了毫無區別的“一視同仁”的強制墮胎,據說曾昭起在向地委領導立軍令狀的時候還說了一句至今流傳于冠縣的名言:“這一百天裡,但凡有一個孩子出生,我就叫他爹。”果然,除極少數逃跑成功且不顧家人遭受各種株連迫害而堅持逃亡在外的孕婦之外,自1991年5月1日到8月10日,冠縣、莘縣境內,幾無一個嬰兒出生,以至於七年、十年後,當本該是“羊羔”們進入小學、初中讀書的時候,冠縣、莘縣都會出現原本擁擠的學校也招生不足的現象。
 
三、為“計生”轉型正義做準備
 
幾萬“羊羔”們的冤魂鋪就了曾昭起、白志剛的升官之路。由於出色完成計劃生育任務,一直從事縣基層工作的曾昭起很快便於1992年升任聊城地委副書記,幾個月後轉任菏澤地委副書記兼副專員,從此踏上官場通途,先後擔任山東省二輕廳廳長、山東省經貿委副主任、山東省國資委主任,最令人驚愕的是,在卸任山東省國資委主任後,曾昭起竟然擔任了山東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那成千上萬的“羊羔”冤魂,如果能夠活下來,20多歲的他們,正好屬於該被曾昭起關心的“下一代”吧,不知曾昭起可曾在內心裡對他們的亡靈有過一絲愧疚。在聊城,曾昭起屬於典型的紅二代,其父曾廣福作為勞模曾參加1949年開國大典,1950年被政務院授予“全國農業勞動模範”稱號,歷任村黨支部書記,農業合作社社長,省、地、縣委委員,地、縣革委會副主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第一、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九大至十二大代表。除曾昭起外,曾廣福還有個兒子叫曾昭泰,是山東知名房地產企業天業集團董事長,其財富的積累,與一直官運亨通的曾昭起不無關係,2012年,佔地二十多畝的全國勞模曾廣福紀念館在曾昭起曾擔任縣長的莘縣開館,曾昭起、曾昭泰高調參加開館儀式。無論在冠縣還是莘縣,儘管很多人對曾昭起、白志剛恨之入骨,二人也一直無法擺脫人們因“百日無孩”運動而對他們的議論,但無論是擔任山東省國資委主任的曾昭起還是擔任山東省供銷社主任的白志剛,都在官場混得春風得意,從來也不曾表示過對當年殘殺嬰兒的懺悔。
 
自1979年野蠻計生政策開始實施,因計生而造成的大規模人權侵犯就開始了,其最大責任當然不應由曾昭起、白志剛承擔,但對如此惡劣而又駭人聽聞的“百日無孩”運動,任何具有基本思維能力的人都會看清罪惡所在,無論是“百日無孩”運動的發起人曾昭起,還是最著名的跟隨者白志剛,都無法擺脫自己應該承擔的個人責任,畢竟,最高當局的計劃生育政策無論多麼殘暴,都沒有主動要求基層官員以這種不加區別的政策殘殺嬰兒,曾昭起、白志剛的所作所為,唯一動機是不顧一切追求計生政績達到升官的目的,事實上他們也達到了這個目的,從而也就把自己永遠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我相信,總有一天,在冠縣、莘縣,會有“百日無孩”慘案的紀念碑立起,那時候,曾昭起、白志剛會成為聊城人心中殘暴無恥的代名詞。我不是法官,但如果讓我給他們一個罪名,我只能以“反人類罪”來審判他們當年的行為。
 
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無法期望正義明天就到來,但我們可以做的至少有兩件事:1,具備條件的有心人,請以民間調查的方式,盡量準確、全面地收集記錄“百日無孩”運動的真實資料;2,讓更多的人,首先是聊城、山東人知道他們所犯下的罪惡,既然無法進行當下的法律審判,我們就只能訴諸輿論審判,讓人民從現在起就開始對他們進行審判。
 
四、案例對照——山西翼城
 
中國計劃生育的罪惡罄竹難書,曾昭起、白志剛不過是計生人權犯罪中最為突出的案例之一,1991年是全國范圍內的計劃生育“嚴打年”。當中國政府在2015年放棄一胎化政策之後,關於計劃生育效果的討論並沒有停止,而且,由於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讓有關計劃生育的討論變得敏感度稍減,更多的信息反而讓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1979年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不僅廣泛而嚴重地侵犯人權,而且從經濟、人口控制效果上也是完全錯誤的政策選擇。和歷史上多數作惡者一樣,其作惡的原因不僅僅因為壞,更多的是因為蠢和拒絕聽取不同意見。在全國唯一沒有實施一胎化的試點地區山西翼城,按照人口學家梁中堂的設計,在“不宣傳、不報導、不推廣”的限制政策下,自1985年起,一直進行“晚婚晚育加間隔”的二胎化試點,三十年後的事實證明,在不強制推行一胎化的翼城,其人口增長率不僅不比臨汾、山西和全中國高,其人口結構也遠比全國其它地區合理,而不合理的人口結構,今天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隱患。由於允許生育二胎,翼城縣多數夫婦遵循了“晚婚晚育加間隔”的各種規定,因為完全沒有必要為了生育二胎而違規受罰,相反,在其它地方,由於普遍“違法”生育二胎,多數夫婦反而既無法進行有效計劃,也無法遵循政府規定從而形成諸如“錯峰”的生育分佈。因此,梁中堂認為:“現在看來,計劃生育政策就是一個很荒唐的東西,它就沒有一個對社會現象合乎邏輯的認識。”
 
作為一個人權活動者,我對中國計劃生育帶來的嚴重人權侵害深惡痛絕,但是很多時候,對人權保護的呼聲往往會遭到以“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為名的壓制和嘲笑,這是中國很多所謂“理性、建設性”人士的思維方式。然而,隨著“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民眾生育願望低於政府預計的現實再次表明政府在人口生育問題上的“計劃”,與中共建政後對經濟的“計劃”一樣根本就不靠譜,其指導思想即使在社會經濟領域乃至於簡單算術上也是完全錯誤的。此前,200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認為“未來十幾年,我國人口數量還將持續增長,預計年均淨增1000萬人以上”,而事實上,2000至2010年間人口年均淨增長只有740萬人。
 
五、中共的專制特性與計劃生育
 
作為人權活動者,我曾經並將繼續致力於消除中國的計生侵權,我不是人口學者,但在人權保護的理念之外,我也想嘗試梳理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主要脈絡,在人權領域之外,來探究和分析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荒唐無效與反常識反人性之處,而且,我們會發現,計劃生育這一荒唐的決策,與中共統治的專制特性之間存在著極為緊密的聯繫。
 
中共建國以後,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民造反領袖進城,對現代社會的管理幾乎一無所知,當時的政策大都是全盤拷貝蘇聯,而在斯大林基於蘇聯社會特點鼓勵生育的做法影響之下,加上戰爭時期對人口需要的慣性思維,最初毛澤東採取了鼓勵人口生育的做法,但是,僅僅過了幾年,1954年左右,中共開始意識到人口數量增長帶來的負擔,開始考慮節制人口生育問題,這時候的人口增長數量過高,與戰爭結束、多數地區經濟落後,教育普及程度差有關,而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也與“抗美援朝”對經濟資源的過多需求,以及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社會財富過多用於非民生領域有關。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問題,但是反對人工流產,主張晚婚晚育,獎勵只生二胎。毛澤東最初對馬寅初的觀點表示讚賞,後在大躍進時期頭腦發熱,轉而認為人口多一些更好,“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以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由於馬寅初堅持自己的觀點,大躍進運動的同時,馬寅初受到公開批判。但缺少治國經驗的毛澤東在實際上對人口增長問題也存在矛盾和搖擺心態,即使在大躍進時期,一方面說人口多一點好,同時又對邵力子說:“對計劃生育,仍應實施”。
 
大躍進結束後,人口再次出現較高增長,1962年起,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提計劃生育,1963年,周恩來說“要節制生育,一對夫婦生兩個就夠了”。 1964年,國務院設立計劃生育委員會。部分地區開始推動結紮絕育等做法。
 
但在六十年代,中國人口總體上還是出現較快增長,除經濟、教育落後地區一般存在的人口高出生率之外,與人民公社成立後的糧食分配製度也有關係,生產隊在糧食分配中按照人頭數設置基本口糧,多生孩子分配到的糧食就多,而小孩子對糧食所需較少,所得糧食反而可以補充成人所需,另外,農民被嚴格限制在土地上,完全不具備經濟自由發展的空間,在無力支配經濟生產的時候,唯一可支配的就是人口生產,這時候,多數農民不僅不具有節育的願望,反而盡可能多地生育孩子,這一時期,除少數地區外,計劃生育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
 
自1971年起,國務院開始重視計劃生育,1972年開始製定“晚、稀、少”人口政策,1973年7月,國務院設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12月召開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自此開始,由於政策的明確和避孕工具的推廣,人口增長速度開始降低。但由於六十年代人口的過快增長,以及閉關鎖國和文革對經濟發展的破壞,人口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凸顯,毛澤東去世後,無論華國鋒、鄧小平、陳雲,還是胡耀邦、趙紫陽,都主張計劃生育,並提出了限制人口增長率的具體目標。但華國鋒的主張是提倡一胎化但不強迫反對二胎,而且反對強制墮胎。在一胎化和強制墮胎問題上,陳雲和鄧小平意見極為一致,在當時人口壓力大又急於發展經濟的背景下,他們急於限制人口增長的想法看上去似乎也有合理性,但是像多數中共革命家一樣,其決策來自個人感覺,而不是科學和民主論證。在宋健等人的人口理論影響下,面對六十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即將進入生育期的現實問題,包括胡耀邦在內的中共最高領導簡單採取一胎化政策,並默許地方政府採取強制墮胎。其後的做法越來越左越來越激進,其標誌就是選定了錢信忠作為計生負責人,這一越來越激進的過程,拋棄了此前趙紫陽曾經堅持的一孩半政策。
 
軍醫出身的錢信忠長期從事計劃生育工作,並參與領導取得了上海地區計劃生育的“成功經驗”,1978年上海地區人口增長率由1965年的千分之十一,下降到千分之五。這以下降過程,其實也存在中共決策普遍不講科學,一味追求數字政績的問題。 “上海經驗”的主要參與者錢信忠,在1979年鄧小平和陳雲試圖短期內迅速降低人口增長率的需要之下,成了計劃生育政策主要執行人,1981年3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錢信忠任第一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2年5月任主任、黨組書記。 1983年,錢信忠提出不分生男生女“一胎上環,二胎絕育”的嚴格計生政策,1983年全國結紮輸卵管1640萬人,結紮輸精管426萬人,人工流產1437萬例,其中,1983年結紮輸卵管(女性絕育)手術人數達1981年的10倍多。錢信忠的激進做法可以說是導致天怒人怨,也遭到黨內的激烈批評,很快便於1983年12月被迫下台。
 
1984年,計劃生育政策稍稍鬆動,1984年4月5日,《中央會議決定事項通知》中說:“我們關於計劃生育的實質,就是要逐步做到,除城市、城市郊區外,在大部分農村地區,要逐步做到允許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也就在這一年,梁中堂上書主張二胎化,計生委幹部張曉彤和馬瀛通也提交《人口控制與人口政策中的若干問題》建議,主張二胎化。最先對這個問題做出批示的是總理趙紫陽:“我認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視。所提措施,可讓有關方面測算一下,如確有可能,建議採用。本世紀人口控制指標,可以增加一點彈性,沒什麼大了不起。”趙紫陽原本主張一孩半政策,後來曾經“基本同意”過錢信忠的“一胎上環,二胎絕育”。趙紫陽的這個批示有三點值得注意:1,願意聽取一般幹部和研究人員的意見,儘管曾經贊同過錢信忠錯誤做法,但並不固執己見;2,尊重科學,不輕易下結論;3,對在2000年將人口控制在12億之內的目標,認為“可以增加一點彈性,沒什麼大了不起”,是一種比較務實而不拘泥數字目標的做法,這與將數字指標視為命根子或聖旨的各級領導人不同。
 
趙紫陽批示之後,胡耀邦也做了批示,“我主張按紫陽同志提出的請有關部門測算後,代中央起草一個新的文件,經書記處政治局討論後發出。”今天回顧這兩個批示,對照山西翼城三十年的試點結果來看,如果當時胡趙的批示能夠落實,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權侵害事件大體可以避免。批示中胡趙均未提及公民權益,但在此前,雖默許了基層的強制墮胎強制結紮,卻也表示過對計劃生育引起的干群關係緊張的擔憂。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萬里則曾明確反對強制結紮。
 
儘管胡趙的批示受抵制沒有落實(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軍事化的數字指標和開始形成的部門利益一同製約這兩個批示),但由於胡趙先後擔任中國名義上的最高領導,身處中央工作一線實際工作中,自1984年起,計劃生育政策還是有所鬆動,基本在農村地區採取了“一孩半”,並有了山西翼城的試點。更重要的是在胡趙政治改革和透明化的思想之下,社會整體氣氛寬鬆,計劃生育工作中人權侵犯的現像大大減少,計生手段也沒有此前那麼殘酷。公正地說,無論胡耀邦還是趙紫陽,在計劃生育問題上,一開始的認識是有偏差的,並且也沒有盡最大努力製止計生中的人權侵犯,但相對而言,二人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聽取不同意見,也降低了計生侵權的嚴重性。開始階段,胡耀邦趙紫陽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階段並不比其他領導人高明,但二人一度有機會接近實現對人口問題的正確認識。
 
中國政府之所以強力推行計劃生育,除了對人口生育和變化規律的無知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源自蘇聯社會主義的“計劃”心態,毛澤東最初讚賞馬寅初“計劃生育”的時候,也不是出於對人口數字的計算,而是與對全國經濟的強行“計劃”一樣,有一種對人口也要進行“計劃”的興趣和雄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最權威也最固執的計劃經濟專家陳雲,恰恰也是計劃生育最權威也最賣力的支持者,而長期擔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會長的宋平也是一個計劃經濟的忠實信徒。與陳云同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在經濟問題上主張寬鬆自由而少計劃控制,但在人口問題上卻得出了與陳雲相同的結論,除了對人權問題的漠視之外,就是其傳統革命家好大喜功不求甚解的個性所致。當他試圖快速發展經濟的時候,一味強調中國人口多底子薄,與其經濟改革思路一樣,只重數量不重質量,只看重人口的數量而不注重人口質量以及經濟發展中人口質量必然提高帶來的數量下降趨勢。作為一個領導人來說,知識和認識上的缺陷,以及獨斷專行的個性,注重權力而輕視民主與科學,使他失去了修正在人口問題上錯誤認識的可能,1975年,鄧小平曾提議1980年前把人口增長率降低到千分之十五,1985年前降低到千分之十,1979年5月,鄧小平聽取習仲勳匯報時卻突然插話說“力爭人口降到千分之五,用行政的、經濟的辦法都可以,只要能降下來,就是最大勝利”。從十五到十,又到五,全是整數數字,而且短短幾年就下降了多半,全無論證,全憑感覺。更嚴重的是,中共這種極權體制,一旦最高領導人犯下錯誤,那麼,修正錯誤的時間和社會成本將高得驚人。自1979年起,中國用了三十多年時間,付出難以計數的行政資源和社會代價推行計劃生育,造成了一起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權侵害事件,究竟是為了什麼?又得到了什麼好處?
 
 
六、六四後的計生嚴打
 
1991年是中國計劃生育史上重要的一年,繼1983年的錢信忠之後,又一次更激進的計生嚴打就發生在這一年,並且將這一次週期性的計生嚴打持續了4年。這時候,“六四”之後的中國政局發生根本改變,胡趙均已下台,社會完全不再具有製約權力的能力,而高層最早主張一胎化的領導人陳雲正是政治上最得意的時候,早在1979年6月1日,陳雲在一次談話時就說,要“制定法令,明確規定只准生一個”,“先念同志對我說實行'最好一個,最多兩個',我說再強硬些,明確規定'只准一個'。準備人家罵斷子絕孫。不這樣,將來不得了。”而他的忠實追隨者宋平在趙紫陽下台後進入中央常委,並於1990年起兼任權力極大的中國計生協會會長。與1990年的人口普查一起,這構成了1991年全國性又一次計劃生育嚴打的背景。就在冠縣、莘縣“百日無孩”運動展開的同時,1991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各地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對基層黨政領導施加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
 
自1991年起,計劃生育嚴打幾年一個週期的循環就開始了,類似“百日無孩”的惡性事件,並不只發生在冠縣、莘縣,至少就我所知,1991年山東菏澤地區也有地方模仿曾昭起的做法。與1989年之前不同的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計劃生育工作中,從上到下,一層一層只要統計數字,完全不再約束基層幹部對民眾的人權侵害和隨意罰款,除發生打死計生對象的問題之外,也有很多計生對像被逼自殺。在很多地區,不計後果的計生罰款成了解決地方政府財政困難的一個法寶,其作用類似於後來的“土地財政”。毆打、株連、強迫罰款之下,全國有多少計生對象家破人亡,無法統計。
 
七、再說計劃生育
 
關於計劃生育,除了對人權的廣泛而嚴重侵犯之外,我覺得還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
 
1,由國家主導的對生育的“計劃”不會有效,中國目前的人口數量,基本上就是人口自然增長的結果,如果說計劃生育政策起到了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嚴重破壞了合理的人口結構;
 
2,計劃生育這個概念根本就是錯誤的,生育本來就不應該被國家“計劃”;人口增長與降低與社會發展狀況自然對應,國家與社會可以提供節育的技術手段,也可以提供鼓勵生育的社會補助措施,以稅收等政策進行調節和引導,但生育應由家庭自行決定,才能實現人口數量最優均衡。
 
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程度、對幸福的理解以及社會保障制度都可以影響人類的生育願望,只要有正常的經濟、社會發展,人口出生的合理總數量基本可以由單個家庭的分散決定來完成,人口出生率關係很多經濟、社會、文化因素,既不應該由國家計劃出一個簡單的數字,也不可能由國家計劃來實現這數字。一般來說,當一對夫婦產生了對生育的需求和基本條件,這種需求總會找到它得以實現的辦法,而在需求得以實現後,在具備避孕手段的前提下,也不會再輕易多生。我們看到在實行二胎化的翼城,其人口增長率與全國其它地區基本相同,部分鄉村甚至出現過人口負增長,這就說明自1985年至今,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二胎是絕大多數夫妻的自然選擇,一胎化無法滿足需要,三胎的要求也不強烈。至於城市居民,儘管目前已放開二胎,但對二胎的需求同樣較弱。當然,這種生育願望下降的趨勢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多種變化有關,其中包括養育孩子的成本提升過快。至少可以說,在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初期,無論中國最高層還是當時的人口專家,多數並沒有看到這一趨勢,因而過分誇大了中國人未來的生育需求。
 
計劃生育的最大和最直接失敗是,在強力推行計劃生育的地區主要是農村地區,二胎化的需要幾乎從來沒有被計劃生育成功阻止,原因是市場經濟下的農民缺少對國家的依賴,只要有了生育慾望,無論計生政策多麼嚴格,農民總會想方設法去實現這種慾望,國家的生育“計劃”雖然可以暫時破壞作為生育主體的家庭的生育“計劃”,但這種破壞並不具有永久性,因為中國政府已經不可能長期限制農民的自由流動,有生育願望的夫妻即使被強迫墮胎,此後也總會有辦法找到一個能夠把孩子生下來的躲逃之地,而且,計生嚴打不可能長期維持,根據計生“嚴打”規律,找到兩次嚴打之間的十個月左右的寬鬆期並不困難,而基層計生官員其實也在縱容人們對這種寬鬆期的利用,於是,你得孩子,我得計生罰款。目前,中國農村家庭,絕大多數仍然是兩個孩子,與實施二胎化的翼城並無區別,足以說明計劃生育完全是失敗的,如果說在過去三十多年計劃生育起到過什麼作用,或許可以說,計劃生育確實少量減少了人口的出生(這一數量的減少與強制墮胎數量完全不成比例,即使實施了四億起墮胎手術,也絕不能就認為計劃生育為中國減少了四億人口),但最主要的作用只是是製造了無數的家庭悲劇,傷害了無數婦女的身體,將大量的計生罰款從農村抽去到了城市加劇了城鄉收入分化,並嚴重破壞了合理人口結構… …總之,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實施,到最後根本就無法通過強迫孕婦墮胎減少人口出生,而在事實上變成了僅僅是為了墮胎而墮胎。這是多麼是可怕的一種行為。當中國人可以對這一場長達三十年的切膚之痛進行自由調查和研究的時候,我們將不得不承認人類是地球上最蠢的物種,不幸的是,這一證據完全是由中國提供給的。
 
八、不是結語的結語
據說,現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河北正定擔任縣委書記時,1983年,也就是錢信忠推行計劃生育大躍進的時候,他在正定也推行了最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全縣實現育齡婦女結紮3.1萬人,如果這一數字屬實的話,以正定當時的人口數量計算,習近平的計生力度遠遠高於錢信忠時期的全國平均水平,這是他作為紅二代官員的一面,另一方面,雖然無法知曉習近平和彭麗媛當年的生育願望,但我注意到,目前的中共常委中,王岐山無子女,另外五人均只有一個孩子,唯一沒有實行一胎化的常委劉云山出生於1947年,1979年實行一胎化時,他的年齡已是32歲,二胎有可能是在此前所生。至少可以說,僅就習近平、李克強而言,以他們的年齡,未必他們當時沒有生育二胎的願望,但作為追求“上進”的官員,他們不得不嚴格遵守嚴格到極點的計劃生育政策,從這個角度說,他們也未必不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受害者。胡錦濤時代,有關計劃生育的學術爭論基本上不再有什麼懸念,盡快廢除一胎化政策成了人口學領域的主流意見,但不曾遭受過計生之害的胡錦濤溫家寶沒有表現出這方面的改革動力,在這一問題上他們可能也受曾經強力推行野蠻計生的江澤民牽制。習近平上台後,2013年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放開二胎,未嘗不受自身做為一胎化受害者的感受這一因素影響。當然,人口結構惡化導致經濟發展乏力可能是更直接的原因。如今中國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處在60名左右,而人口出生率是全世界倒數第一,即將面臨人口結構坍塌的危險。從習近平這一代開始,中國政府必須開始承認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越來越多的惡果了。
 
問題是,製造人權災難和愚蠢錯誤的製度不變,繼續排斥民主與科學的決策,誰知道今天的領導會為以後的中國製造什麼新的惡果,誰能說自己不會成為新的人權受害者,誰又能說專制體製造成的種種錯誤後果,最後究竟能給幾個人帶來好處!
 
完稿於2016年10月29日 華盛頓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