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反腐的五個「虎」 —— 兼析黃興國、雷洋兩案︱楊建利

習近平反腐的五個「虎」 —— 兼析黃興國、雷洋兩案︱楊建利

原中共天津市委代書記、天津市長黃興國和北京「嫖娼」青年雷洋可以說是兩個不搭界的人物,在習近平高度集權的2016年,在我看來,卻同樣是觀察、分析習近平抓權、反腐以及未來中國政治的很好的切入事件。由於中共政治的封閉性和愈來愈嚴重的言論管制,要從看似複雜無序的政治事件中抽絲剝繭,釐清獨裁者、權力體係與社會三者的關係並不容易,然而,有些事件的發生及其透露出的信息能為我們盡可能準確地分析判斷中國現實提供特別的幫助。

反腐是習近平第一屆任期的重要關鍵詞,也極可能成為他十九大佈局以及之後的任期中無法理順的一團亂麻。

我用五個「虎」的說法來分析習近平反腐的方方面面。

一.打虎

在政治盟友王岐山的襄助下,習近平甫上任就發起了聲勢和力度都超前的反腐運動。「六四」之後的近三十年裡,腐敗成為中共官場的主要特徵,在這一時期,傳統意識形態破產,對官場整體腐敗的寬容和利用成為中共控制社會精英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全社會「悶聲發大財」的潛規則之下,官場整體腐敗的「好時光」基於政治共識破裂後以經濟分贓來維持政治、經濟、文化精英合作的前提,然而,對最高權力層來說,長期的嚴重腐敗至少帶來兩個惡果:

其一,以權本位進行腐敗為前提形成的利益集團,其長期的分贓遊戲必然造成以官帶商的團團伙夥,嵌據於政權結構中,這是習近平執政伊始所面對的中共權力碎片化的現象。越來越肆無忌憚的腐敗行為形成了以政治寡頭為首的不同利益團體,比如周永康家族及羽翼,據傳周本人貪腐上千億;比如薄熙來,雖然他本人未必如此富有(也許因為有更大的政治追求),但在其卵翼之下,形成了徐明「實德系」這樣的財富王國,其財富的最高控制者並非浮在面上的那些白手套,而是站在政治權力最頂端的寡頭“老大”,薄熙來可以在面臨政治危機時悄然動用徐明的專機回渝處理緊急事務,薄熙來倒台後,經營多年的實德系卻也轟然倒塌;再比如徐才厚,直接導致其徹底失勢的事件則是其關係人赴港處置至少上百億的資金被曝光……由此可見,腐敗所形成的巨大利益與其政治代表人物的權力相互結合,形成了一個個「國中之國」,這對依賴高度集權維持統治的中共政權的最高層構成了極大的危機。

其二,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之下,繼續以寬容甚至縱容腐敗的方式對政治、經濟、文化精英進行收買,其成本也開始為中共政權難以承受,粥少僧多,至少要把一些「僧」清除在分肥圈子之外。

因此,以打虎為主要特點的習氏反腐,首先起到的是打擊中共寡頭統治而行帝王集權的作用,要解決胡溫時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權力碎片化危機,從政治、經濟兩方面打擊寡頭體制下山頭林立的利益團伙,就要求習近平不得不反腐,不得不「打虎」。

在官場整體腐敗的情況下,全面反腐意味著與整個官僚階層的決裂,如果下大決心這麼做,那就必須在官僚階層之外尋求支援。顯然,帝王、官僚、民間三者當中,最高層的全面反腐必須引入媒體監督、民間參與等,非此不足以對整體官僚階層構成足夠壓力和製約。然而,「六四」之後政府與民間的對立由來已久,彼此不信任已深入骨髓,對中共政權來說,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等政治寡頭及其附屬利益團體最多造成中共權力的碎片化,而民間力量對政治的參與則可能導致專制權力的碎末化,所以習近平在打虎伊始,就十分警覺地限制和排除了民間的參與,避免把「反腐」演化成「反黨」。他一方面讓中紀委以東廠、西廠的法外秘密辦案方式打虎,一方面通過劉云山控制的宣傳系統,一再收緊對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的控制,讓反腐運動成為習近平指導下的王岐山書記的獨腳戲。

由於反腐和打虎的目的主要是解決中共權力碎片化的危機,在不可能全面反腐的情況下,習近平的反腐的動機主要是針對最具離心力的寡頭力量,也就是說,對習近平這個最高權威構成直接威脅的薄、週、令、徐、郭等寡頭及其利益團伙。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幾年的反腐中,打虎主要集中在政法系、石油系、山西、四川、江蘇、江西、雲南、遼寧、重慶、新疆,其它領域和地區的打虎只是零星個案,考慮到中國社會各領域、各省市自治區的高度同構性,我們只能說這種反腐是有針對性、選擇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副總理汪洋本人似乎平安無事,但作為胡溫時代與薄熙來的重慶爭相輝映的廣東,也成了這次反腐的重點地區,同樣表明習近平對自葉選平時代起就具有較強離心力的廣東地區的防範。

二.騎虎

站在習近平的立場來看,在胡錦濤「和諧社會」的思想之下,胡溫時代形成了寡頭權力及其附庸利益、方向分散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習近平就無法有效地控制中國政治、經濟,以應對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尖銳化的社會矛盾。由於十八大之前「以退為進」的政治賭博的成功,習近平在打擊薄、週、令、徐、郭等政治勢力的權鬥中,少了江澤民、胡錦濤的制約,基本上沒有遇到大的阻力。但是,打虎的結果自然是製造對立面形成了新的尖銳矛盾,於是我們看到,習近平很快改變了上台之初輕車簡從的風格,而代之以罕見的超級安保手段,這一點在杭州G20會議期間達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

與此前江澤民對趙紫陽,胡錦濤對曾慶紅的防範不同,習近平時代還面臨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他同時要防范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的老皇帝,還要防範李克強、薄熙來、李源潮、令計劃、胡春華、孫政才等眾多的前朝“廢太子”或潛在“廢太子”。我們看到,習近平的反腐是集權、再集權的過程,這一過程使他八面樹敵,他們伺機集結以“老皇帝”或“廢太子”為旗幟展開反撲。習近平一旦失手,對其個人來講,後果遠比權力碎片化還要可怕。所以,習近平面對的政治壓力是外人難以想像的。

政治上打虎、經濟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政策,同樣出於習近平盡最大可能控制政治、經濟權力的需要,與江、胡二代一團和氣的各自發財不同的是,雖然習近平未向官僚階層全面宣戰,但他的打虎行動在官僚階層中已經製造了太多的政治敵對力量,雖然這些力量被政治高壓暫時控制,但其蘊含的政治反彈力是習近平絕對不敢大意的,習近平是個敢得罪人的政治人物,並且也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他的選擇性打虎行動只能繼續下去,只要出現政治上的離心力量,哪怕這些離心力量並不是意識形態意義上傳統的“敵對勢力”,習近平也必須加以清除。晚年黃永勝在回答家人有沒有過加害毛澤東的想法時,回答說絕對沒有,如果有,機會多的是。對於帝王來說,高層的離心者永遠是最主要的危險。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儘管提出了多得眼花繚亂的口號,在經濟決策上,他並未顯示出任何治國能力,“反腐”行動也未能真正惠及大眾,在官場氣氛噤若寒蟬和言論不斷收緊的情況下,下層民眾對習近平越來越失望,而大力弘揚傳統文化、幾乎無所不能的“飽學之士”——習近平——在G20會議主旨講話中的“寬衣”之舉,則極大傷害了官方媒體“大樹特樹”的光輝形象,這可能是最終導致習近平政治破產的開始。

由於官僚階層的抵觸和民間評價的降低,習近平雖然成功打掉了幾個直接挑戰其權力的寡頭團伙,但與社會各階層的關係卻處在緊張乃至逐漸惡化的危境中,這就決定了他還要一直戰鬥下去,停下來就意味著示弱,示弱就等於向政敵發出反撲的信號。所以,習近平必須一直將“反腐”進行下去,才能維護其最高權力的穩固和權力體系的穩定,想收手都難。此乃習近平從打虎到騎虎的必然邏輯。騎虎難下也。

三.縱虎

如果黃興國在2015年8.12天津大爆炸事件後下台,不會像今天這樣令人感到吃驚。但在高喊“從嚴治黨”、“走群眾路線”的習近平時代,反倒沒了孟學農那種為惡性事故擔責的省級高官。如今黃興國雖然下台了,但他不是直接為8.12事件下台的。人們看到的是,即使發生了8.12事件,黃興國似乎仍然作為下一屆政治局委員的熱門人選被儲備在天津。

缺少深厚政治根基的原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在福建有過三年省委書記的歷練,擔任天津市委書記兩年後,突然上調中央,接替令計劃擔任中央統戰部長,這是1949年以後第一次由政治局委員兼任統戰部長。令計劃在兩年多的統戰部長任期內,政治上早已失勢,根本無法、恐怕也無意在統戰系統培植力量,僅就統戰工作的需要而言,這一任命並沒有足夠充分的理由,天津市委書記的職務,一般來說也比中央統戰部長更為重要,李瑞環、張高麗都是從天津市委書記直接升任政治局常委,而中央統戰部長從無這樣的機會,因此,輿論普遍認為這是為當時的天津市長黃興國騰位子,按照中共高層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矩,到十九大時,1950年出生的孫春蘭已經超齡,而1954年出生的黃興國還可以乾一屆。

我們無法確切獲知黃興國的政治背景和後台,但可以肯定地說,他與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等人沒有什麼淵源,倒是在寧波市委書記任上,與當時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有過一年的工作交集,而他與現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之間的直接上下級關係時間更長一些,我只能大致猜測,他的主要靠山是張德江,次要靠山是習近平,但在2016年對習近平的造神運動中,黃興國是最早喊出“習核心”的省級幹部之一,顯示出他在政治上對習近平的效忠,而對習近平來說,由於其主要親信官位尚低,正值十九大前的卡位用人之際,黃興國至少應當算是他可以倚重的人物之一。

在面向十九大的政治派系劃分中,黃興國可以算做“之江新軍”的成員之一,所以他一度創造了一個記錄,那就是以市長身份代理市委書記長達21個月。由行政長官長期擔任代理黨委書記,在中國政治中是比較少見的,一旦這樣的情況發生,那就基本意味著該行政首長即將更上層樓:河南省長盧展工擔任代理河南省委書記九個月後,升任河南省委書記;新疆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王樂泉擔任代理書記十五個月後升任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如果沒有8.12之意外的話,黃興國將是未來的天津市委書記,並在十九大後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而步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

然而,當習近平用反腐的手段把政敵清除的差不多而官場只剩下“自己人”的時候,“自己人”的團伙之間的內訌則風生水起,內部分贓成為一個比鬥爭外敵更加棘手的難題,這是政治鬥爭的規律。

在8.12爆炸事件後,對習近平來言,即便再有意袒護,扶正黃興國仍是一個難為之舉,因為實在難以服眾,更何況他絕不缺少覬覦天津市委書記高位伺機卡位的“自己人”。大爆炸剛過,民間輿論開始傳言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將赴天津接任市委書記,而李鴻忠也是下一屆政治局委員的熱門人選,和黃興國一樣,他也是最早喊出“習核心”的省級幹部之一。一旦李鴻忠如傳言所說擔任了天津市委書記, 那麼,回歸市長本分的黃興國想在十九大上更上層樓就成為不可能。現在看來這是習屬意的,對習來說這只是十九大佈局中的調配,然而對黃興國來說卻是權力保衛戰、政治前途肉搏戰。

傳言似乎只是謠言,李鴻忠遲遲未到天津,黃興國則繼續擔任代理市委書記一年多時間。傳言卻又不只是傳言,李鴻忠還是來了,但此時的黃興國卻連市長的位子也做不了了。

自十八大以來,沒有任何一個省市自治區黨政一把手純粹因為腐敗問題下台,為什麼這個“例外”是黃興國?此前傳言中遲遲不來的李鴻忠,為什麼又偏偏在黃興國倒台後迅速填補了天津市“老大”的位置?如果要我找到一個較為合理的答案,我只能說,圍繞這個位子的爭鬥,黃、李二人及其背後的力量,一直有一場激烈的爭鬥:李鴻忠志在必得;黃興國全力防守,這不僅關乎下一屆政治局委員的位子,還關係到一個臉面問題,已經沒有退路。他之所以能這樣抵抗,原因大致是他自認為是“皇帝的人馬”。很可能,當李鴻忠的力量開始佔據上風,黃興國採取了一些破壞“政治規矩”的做法,辦法可以有很多,比如拉幫結派向中央施壓(作為在天津工作長達十三年的實際上的一把手,他有能力這麼做,也很容易找到支持者),比如以撂挑子的方式向中央發洩不滿情緒,甚至,黃、李二人及其追隨者各自蒐集對方的腐敗證據,展開一場告狀惡鬥……

黃興國抵抗一年之久,顯然是李鴻忠最終在最高層獲得了支持,於是,皇帝跟他的眼裡的這個不懂事、沒有大局觀、阻礙他十九大佈局、破壞“政治規矩”的黃興國翻臉了,於是,黃興國一敗塗地,不僅再也無法得到原本看似唾手可得的市委書記位置,連市長的位置也保不住了,成了中紀委的階下囚。

然而,與被打掉的“老虎”黃興國一樣,網絡上關於李鴻忠的腐敗傳聞並不少見,但是,中紀委不查,李鴻忠就是黨的好乾部,在天津他就是黨的化身。李鴻忠、黃興國的關係顯然絕非“化身”與“老虎”的關係,而只是政治鬥爭勝利者與失敗者的關係。

如果黃興國面對李鴻忠的咄咄攻勢主動示弱,老老實實回來擔任市長,他會被查嗎?未必。對那些政治上得勢的官員來說,腐敗算得了什麼!今天,除了中紀委,又有幾人清楚黃興國的違紀腐敗的事實?可是,黃興國一朝被查,整個天津官場,馬上就是一片擁護聲音。

近日,中紀委網站發表由案件審理室主任羅東川撰寫文章,強調中紀委下一階段的工作重心,將從“把大量精力放在貪腐問題、重點關注違紀數額的慣性”,轉變為“更加註重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及落實兩個責任不力問題的審理”。而從對原遼寧省委書記王珉的查處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出,其腐敗問題並不突出,問題出在“沒有履行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公開妄議並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李鴻忠就職天津市委書記的首次亮相中,就貫徹落實中央決定提出四點要求,強調講政治、加強黨建、維護穩定、發展經濟,卻完全沒有提及反腐,在此後召開的首次天津市委常委會議上,李鴻忠強調要以黃興國涉嫌嚴重違紀為鏡為戒,反面教材用足用好,顯示他對黃興國帶有強烈的怨氣和不滿,可是在這次講話中,他仍然一字未提黃興國涉嫌腐敗,只是一再強調“四個服從”,強調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如果黃興國被抓的真正原因是腐敗,李鴻忠不會對此不置一詞。這些都足以確切表明,權鬥只是權鬥,是否腐敗根本不是重點。

於是,對那些政治上正確緊跟、懂事有“大局觀”的高官來說,腐敗且可繼續,此為縱虎是也。另外,習近平雖然反腐而至騎虎難下,然而,對皇帝來說,反腐之虎仍有妙用,縱反腐之虎不僅可以幫他清除政敵,也可以幫他解決皇帝人馬中團伙之間的內訌,這是此段所冠“縱虎”的另一層含義。

四.養虎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越來越清楚看到,在習近平第一屆任期中,雷洋案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嫖娼”青年雷洋的案件一度引發輿論高度關注,卻又戛然而止,在宣傳系統的高壓控制下,再也聽不到一點聲音。自江澤民時代起,由於印刷技術的改進和網絡傳播的發展,引發媒體強烈關注的案件不時爆出,但就廣為重視的案件而言,比如“大竹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鄧玉嬌案”等等,罕見雷洋案這麼惡劣的案例。

雷洋案的惡劣之處首先在於,雷洋的被害是一個完全沒來由的冤案。足夠多的信息表明,雷洋僅僅是因為急於趕往機場接人而在按摩房門口走路過快而引起了“抓嫖”警察的懷疑,雷洋被抓後,北京警方的鐵拳沒有給他留下活命的機會,可能短短幾十分鐘(甚至更短)雷洋就已喪命。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表明雷洋嫖娼,而基於公開的信息簡單推理就可以證明雷洋沒有嫖娼的時間。也就是說,冤死的雷洋沒有任何一丁點的過錯。

但在雷洋死後,警方、按摩房、電視媒體聯合栽贓,證人(按摩女)、證物(包括避孕套和精液)俱在,一時間雷洋嫖娼幾乎成了鐵板釘釘的事實。黑白完全顛倒。

之所以說雷洋案是一個標誌性案件,還在於當雷洋被栽贓“嫖娼”的時候,媒體大言炎炎,而當謊言被並無偵查手段的民間戳破後,在宣傳部門的高壓之下,所有的報導都消失了!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停止了!

百分之百的冤枉,百分之百的無助!百分之百“違紀”違法的典型!

請注意,這個案子發生的背景,是北京警方統一部署的掃黃行動,這一行動的最高指揮者,是從福建時期就緊跟習近平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王小洪。雷洋案件的真相一旦被揭開,北京警方掃黃行動的做法就會受到質疑,這種質疑必然傷及王小洪的政治聲譽,而北京市公安局長的職務,對習近平來說,無疑是極具重要性的。

就在雷洋案被壓下的同時,王小洪昇職,擔任公安部副部長並繼續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一個百分之百的惡性冤案,一點都不傷及王小洪的政治前途。在沒有對家屬、對公眾做出最基本交代的情況下,雷洋案在國內媒體報導中被徹底壓了下來。

如此惡劣的做法,在江、胡時代都難以看到。

和黃興國、李鴻忠一樣,王小洪也在抓權,不同的只是權力層次。但當這種對權力的獲取完全罔顧法治,並且以壓制輿論監督為前提的情況下,權力帶給任何官員的,都是為所欲為的霸道。如果說對黃興國8.12責任的放棄追究是縱容,對王小洪的保護乃至獎勵則是徹頭徹尾的養虎之舉。

我們必須看到,自十八大以來的權力鬥爭,不僅僅有帝王對部分官僚權力的剝奪,更多的是對民眾權利的剝奪。在社會最無力進行監督的權力領域,一定產生最嚴重的腐敗。從這個角度看習氏權鬥,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也就能明白雷洋案為什麼是習近平時代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歷史教訓告訴我們,當統治者用集權的淫威而不是限權的機制反腐整治官吏時,得到強化的不是官吏自覺奉公守法的意識而是集權和皇帝人馬的飛揚跋扈和無法無天。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之所以成為老生常談是因為它對人性總結的精當,假如我們相信這個結論,那麼我們就會預見,皇帝和皇帝的人馬中將驚爆出比“薄、週、令、徐、郭”更令世界瞠目結舌的腐敗濫權醜聞。養虎必然為患。毛澤東和朝鮮金家,均殷鑑不遠。

五. 圈虎

美國總統小布什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習近平掌權之初,也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權力只有被關進籠子,才能受到限制。但小布什的籠子和習近平的籠子顯然是不同的,小布什的籠子是民主與法治的製度,習近平的籠子是罩在官員頭上的皇威。小布什籠子裡的權力只能忠於人民,而習近平籠子裡的權力是要忠誠於皇帝。當習近平說要將權力關進籠子的時候,他沒有說主語,當小布什說講權力關進籠子的時候,他說“我是站在籠子裡對你們講話”,他自認為是“關進籠子裡面”的賓詞,而暗含其主語是擁有民主權利的人民。

民眾對權力的監督,結果是法治;皇帝對權力的收緊,結果是獨裁,而當皇帝對權力進行收緊的時候,如果同時伴有對權利的收緊和剝奪,那麼,其結果必然走向更殘酷的暴政。在專制社會中,普通民眾是弱勢者,而官員權力即使受到皇權的約束,面對權利被一再剝奪的普通民眾,仍然具有無比強大的作惡能力。權力的集中和民眾權利被剝奪程度的加深,最終會導致更嚴重的腐敗。而權力集中對民眾利益的侵害,遠不止官員腐敗這一項,比如說中央集權體制之下,收稅能力的提高,可以導致民眾負擔的“合法”加重,軍事開支增長和各項勞民傷財工程的實施,也會比寡頭統治時代變得更為容易。毛澤東時代官員腐敗的絕對程度遠沒有今天這麼嚴重,但是最高權力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將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牢牢鎖在貧困的地獄當中。

黃興國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但我們不要忘記,就在他擔任天津市委代理書記的最後一年,在他掌控下的天津政法系統配合最高權力對維權人士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絞殺,胡石根、周世鋒、翟岩民、勾洪國在這裡受審,王宇在這裡被迫悔過,李和平、王全章等律師依舊被天津警方超期羈押。儘管709抓捕維權人士案的始作俑者不是黃興國,但天津出面對全國范圍內維權人士進行抓捕和處理,未嘗沒有黃興國的參與,畢竟,對709案件的處理,需要公檢法司共同合作,作為天津市委代理書記,黃興國至少參與了協調工作,我猜想,中共之所以將維權人士關押在天津,未必沒有黃興國政治上可靠這一考量。

如今,連公檢法都沒有出面,黃興國就和王全章、李和平一樣“失踪”了,尚未定罪,天津官場和舉國媒體又是一片喊打之聲。請不要忽略,此時,黃興國被剝奪的不僅僅是權力,還有他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

四年來的事實已經表明,打虎不能反腐, 反腐只求打虎,這一切只是為了權力向最高統治者手中集中的需要而已。權鬥的矛頭並不僅僅指向薄、週、令、徐、郭及其餘黨,至少從黃興國一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專制社會中的政治鬥爭不僅僅是帝王與離心者之間的較量,同樣也是忠誠於帝王的各種派系官員之間的較量,當這種較量發展到無法調和的階段,它只能以一方被宣布“腐敗”收場,而帝王即使掃清了一切政敵,權爭也不會只限於帝王與其政敵之間,由於權力不受法律的明確界定,惡性權爭也就在所有的權力層面永遠存在,帝王則無時無刻不得不親自擔當“打虎”的責任。在民主法治的國家,反腐是製度的自然功能,在獨裁的國家,反腐是帝王殫盡竭慮的工作。

李鴻忠、黃興國不是周永康的人馬,不是薄熙來的人馬,不是令計劃的人馬,而是習近平可以接受、甚至都很信任的人,這場鬥爭不再是圍繞十八大所發生的政治鬥爭的延續,而是圍繞十九大佈局所進行的爭鬥的顯現,這不是習近平與政治對手的惡鬥,而是習近平親信之間的惡鬥。

沒有法治,惡性權鬥將永無終止,高層的惡性權爭隨時可能讓政治出現戲劇化變化,而平民的基本權利乃至生命則隨時可以被無辜剝奪,不過這基本不在那些爭權奪利者的視線之內。

沒有法治的社會,政治就是一台絞肉機,它絞殺薄、週、令、徐、郭, 絞殺黃興國這樣的官員,它更絞殺雷洋這樣的平民,那麼,試圖以絕對權力控制社會而不是靠法治管理社會的最高領導人及其親信,又能避開這台絞肉機的威脅嗎?

2016年9月18日 D.C.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