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主:失去的機遇和新的前景 —美國國會國防和外交政策論壇上的演講(國防論壇基金會主辦)︱ 楊建利

中國的民主:失去的機遇和新的前景 —美國國會國防和外交政策論壇上的演講(國防論壇基金會主辦)︱ 楊建利

蘇珊娜,謝謝您善意、熱情的介紹 。唯一的問題是,聽您介紹我的時候,我感覺好像我已經死了。但我不能也不應該這麼想,因為我的使命還沒有完成。

我很榮幸受到國防論壇基金會主席米登多夫大使(Ambassador Middendorf)的邀請。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米登多夫大使在擔任福特總統的海軍部長期間功勳卓著,以至於卡特總統要求他連任該職。

我也很尊敬國防論壇基金會多年來的工作,他們在蘇珊娜·舒爾特(Suzanne Scholte)總裁的領導下,揭露違反人權的狀況,尤其北朝鮮,其在鎮壓的殘酷程度上甚至超過了中國。 7年多前,08憲章公佈之後不久,蘇珊娜曾邀請我就此發表過演講。 08憲章由劉曉波領銜,是一部要求中國向民主轉型的宣言,劉曉波因此被捕,並被判刑11年。因為劉曉波在08憲章和此前二十年推動民主人權的和平抗爭中起到的領導角色,他贏得了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但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當我在這裡發表演講的時候,劉曉波還在中國的監獄裡痛苦掙扎。

感謝您,蘇珊娜,邀請我回到這里報告中國民主的現狀。還有比這更難的題目嗎?

我個人認為當今人類面臨的三個最大難題是:中東和平,中國民主化和減肥。不幸的是,我現在正在做這三個難題中的兩個:中國民主化和減肥。

讓我們回到談論當代中國政治最重要的參照點——1989天安門事件,兩週前我們剛剛舉行了該事件的27週年紀念活動。

1989民主運動是反對政府腐敗、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這場運動規模宏大但以悲劇收尾。天安門大屠殺讓普通人對政治話題產生了恐懼和迴避心理。任何能製衡政府專橫權力的公共制度的可能性被剷除了。

它也在中共統治者內部製造了一種恐懼和危機感,因為它開始讓人權和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統治者的生活因此而改變了,他們必鬚麵對完全不同的國際國內環境。

此後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變局更是讓中共官員頭上陰雲籠罩。「紅旗還能打多久」?他們都開始感到不安。

中共政權當然想安度天安門危機,當時統治者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打破國際孤立。大屠殺之後不到三個星期,當中國領導層還在保持沉默、對未來不確定、勉強應對外來壓力的情況下,布什總統派他的特別助理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到達中國,秘密會見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

這次會面後來公之於眾了。布殊總統的這個姿態暴露出美國的弱點,同時也讓中國領導層確信美國願意繼續承認專制政權,並與之保持正常關係,即便中國政府並不打算承認或改變它嚴重的錯誤或罪行。 7月28日,在特使回到華盛頓三週之後,布殊總統給鄧小平寫了第二封措辭謹慎的信。 「請理解」,布殊寫到,『這是一封私人信件,並且是為了與你們保持關係。如果我跨過了建設性意見和「干涉內政」之間的界限,請不要生我的氣… …』。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大家可以自己判斷。

民主黨,尤其是當時還在競選中的比爾·克林頓州長,嚴厲地批評布殊對中國「卑躬屈膝」,一些保守派也認為,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北京尚未表示懺悔的前提下,布殊的這個舉動太失算。關於對中國採取什麼樣的立場的問題上的分歧在有關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辯論中體現出來。

辯論的一方是國會眾議員蘭西·佩洛西和參議員喬治·米切爾,他們主張美中貿易關係應當和中國的人權狀況掛鈎。我們這些中國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支持這一觀點,因為如果不把兩者聯繫在一起,任由美中貿易正常(實際上很不正常)進行,就像是對中共政權輸血,這會使其更加猖狂,損害到美中人民的利益。這種觀點體現在了1993年佩洛西和米切爾法案中。但克林頓就任總統一年之後,180度大轉彎,改變了他的政策。這種轉變建立在政、學、商界廣泛接受的一種理論之上,即貿易可以導致民主,因為貿易可以帶來經濟增長和中產階級的成長,後者會轉而提出政治自由的要求。

二十多年過去了,這種理論至今看來似乎並沒有適用於中國。

隨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台灣、香港輸入的資金和技術,中共政府不但安然度過了1989年危機,而且風頭強勁地進入了21世紀。爆炸性增長的經濟使中國從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在民主發展的指數中仍然排名倒數。多年來,中國的中產階級默默承受了一黨專制的體制及其對人權的粗暴踐踏。中國和國際社會到底做錯了什麼?

讓我們看看中國。

1992年,當美國還在熱烈辯論中國政策、準備把人權和貿易脫鈎的時候,鄧小平進行了南巡,進一步推動經濟開放。中共各級官員很快認識到三個現實:第一,中國共產黨掌權和共產主義理想毫無關聯。第二,「經濟增長高於一切」,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是中共這艘船得以繼續前進最後也是最大的希望。第三,為了維護一黨專制,它必須依靠人性黑暗、罪惡的一面:給精英階層腐敗的機會以換取他們的忠誠。

在懂得這三個現實後,中共官員發展出一套不成文但普遍接受的行為規則——腐敗準則。所以,每一片政府權力都在市場上待價而沽,市場的每一個角落都被政治權力霸佔。

所有政府機構的官員都把主要的精力用於增長GDP、權力交易、行賄長官,以及尋求巨額的個人回報。這些曾經自我標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共精英們,或者成為一夜暴富的資本家,或者變成國內以及外國資本家的經紀人、支持者、背後靠山。

在這種政治環境中,政治權力與資本力量大跳親密的探戈。人權低標準,低工資,環境保護法規和執法的缺位,以及對集體談判的禁止都為國內、國際的投機資本家創造了黃金條件。所以,金錢買到了權力。商業投資者肆意專營,尋求掌權者的保護,讓他們在不公平的條件下獲得市場機會。在某種意義上,中共作為「中國公司」原先唯一的股東,現在開放了股權,允許資本家購買。

這一點很重要,它幫我們懂得為什麼「中產階級理論」在中國失敗。

第一,就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而言,中產階級成功的原因在其從政府獲得的靠山和特權。期望這種嚴重依賴國家政權的階級提出大膽的政治主張,是耽於幻想。

第二,貿易和商業及經濟的發展是國家政策主導實施的,和美英這種早期的「自然發生」的發達國家不同,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並沒有自然產生一個政治上獨立的中產階級,相反是把商業精英中最有能力和野心的成員吸納到其統治結構的層級中。例如,中共第16屆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新黨章歡迎資本家成為黨員。

與此同時,「中國公司」的股份也免費提供給了知識分子,主是要按照其表現來定奪。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中共政權提供了各種賄賂,拉攏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賄賂的對象包括每一級官僚、學者、知識文化精英、藝術表演者、著名運動員等等。政府為這些人買單,形式有高薪酬、獎金、國家報銷的花費、免費醫療保險、住房補助、免費的養老金計劃等等。法律和政治向這些人傾斜,以換取他們對現存政治秩序的認可和接納。他們通過收入和外快迅速積累的財富遠遠高於普通的工人、農民、店員和小企業主。這種遴選、收買潛在反對力量的政策再和天安門屠殺後的整肅和迫害政策相結合,變得非常有效。殘酷的政治現實在知識分子心中製造了恐怖,起到了心理威懾的作用。隨著時間的流逝,恐懼變成了玩世不恭,他們逐漸對正確與否不再關心。冷漠和虛偽迅速變成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崇尚的新時尚。這一潮流和中國政府的一系列舉動讓很多知識分子軟化了對1989後政治秩序的反對態度,而他們曾經相對獨立,並且被認為是社會的良心。

在1990年代和21世紀的頭十年中,中國的權力(政治精英)、資本(經濟精英)以及「頭腦」(社會和文化精英)結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維護現存政治秩序的聯盟。這個聯盟擁有並運轉「中國公司」,以財富、強權和榮耀讓世界為之炫目。背靠中國巨大的地理空間和人口數量,中國公司的股東們憑著財富積累和經濟增長的驚人速度讓各方觀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讓他們相信一黨專制有利於經濟增長。同樣的道理,這些股東控制了信息流通的渠道,佔領了公共話語的空間。他們說話聲音最響,讓外界的觀察者認為他們就代表中國,他們就是中國——全中國。

事實是,有另外一個叫中國的社會,由十億為「中國公司」賣命的中國人組成,他們的基本人權幾乎完全被忽略了,人們諷刺地把這個中國稱為「屁民的中國」或「吊絲的中國」。

這是習近平上台之前我經常談到的「兩個中國結構」。這是一個只有兩個玩家的遊戲。

在同一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建制派完全進入了經濟增長將在中國帶來民主的這種錯覺。美國總統和其他資深官員也感覺人權問題不方便他們與中國的交往,盡力避免涉及這個問題。面對不斷崛起的中國,美國逐漸失去了其主導權。現在中國領導層實際上不是很把西方的公共輿論放在眼裡,因為世界各國的政客和商人對中國巨大的購買力、投資和市場垂涎三尺。不誇張地說,中國領導人在世界大多數國家是最受歡迎、最被抬舉的客人;中國也是渴望財富的世界精英們首要的目的地之一。

北京嚴格控制著媒體。他們可以隨時驅逐Google和Yahoo;他們拒絕過紐約時報記者和重要學者的入境簽證,也阻斷了對Twitter和Facebook的瀏覽。但他們這麼做沒有得到任何懲罰。與此同時,他們可以在美國建立任何他們喜歡的媒體。諷刺的是,中國這個對印刷品和電子出版物實施嚴格審查制度的國家,竟然被法蘭克福、倫敦和紐約書展以主賓國的身份邀請。荷李活是美國自由文化的縮影;電影製作者可以自由諷刺、挖苦和批評美國的政客和政府官員,包括參議員、法官和總統在內,而不用擔心迫害。但為了追求中國的票房成績,荷李活的執行官們自覺清除電影中涉及批評中國政府的內容。雖然如此,美國電影在中國仍然受到審查,有的甚至被禁止。所有美國媒體在中國都是被封殺的。今天在美國,中國政府及其代理人與大學、智庫和廣播公司有廣泛的聯繫,中國政府可以通過他們傳播自己的觀點,並把自身的行為合理化。

中國正運用在西方幫助下取得的經濟力量建立一支令人生畏的現代軍隊。隨著其權力的增長,中國將會提出修改國際準則和規範。中國想建立的新國際秩序,是在亞太地區以中國為中心,這將威脅到區域和世界的和平。目前中國南海的緊張關係就是一個例子。

簡單的說,美國在推動中國人權和民主方面的失敗最終影響到了它長期的國家利益和民主的生活方式。

讓我們再看看中國還有些什麼機會在等待我們。

雖然習近平在中國實施了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後強度的反腐敗行動,但他基本上延續了兩個中國結構,並且向世界顯示出,他比前任更堅定地走一黨專政的道路,而不是進行民主改革。

但中國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的個性、反腐敗運動和不可阻止的經濟下行。

習近平已經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並且推崇個人崇拜。 《經濟學家》評論說,習現在已經不是CEO(首席執行官),而是COE,”Chairman of Everything”(所有機構的主席)。他現在是國家元首、中國共產黨領袖、軍事統帥、國家安全事務首長、所謂「綜合改革」委員會主任,和經濟首腦。

習近平拋棄了1982年開始採用的「集體領導」體制;這種體制是為了避免毛澤東的專制獨裁帶來的極權主義恐怖,它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慘劇。他是通過反腐敗運動中的權力鬥爭做到的。這種做法使他疏遠了各個層級的「同志」,這些人現在都懶於用事,以示消極抵抗。習近平反腐敗運動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兩個中國的統治模式(即在精英中以腐敗換忠誠)成本越來越大,已經入不敷支。但結束這種模式而又不給予人自由是不可行的。這種模式造成的局面是最高領導層越來越疏遠政治、經濟以及知識精英,還包括中產階級。隨著經濟放緩,中產階級越來越感到不安,尋求離開這個統治結構,甚至這個國家。

與此同時,習近平出於對失去權力和紅色政權的恐懼展開了自天安門屠殺以來對政治異議人士最殘酷的鎮壓,逮捕律師、學者、工人和民間社會活動家,對媒體和互聯網進一步收緊控制。

政治上說,開始反對現政權的精英們發現他們陷入了夾縫中,上面是統治黨,下面是工人和農民組成的大眾,和任何一方他們都沒有互信。

習近平改變了遊戲規則。他不智地把兩個玩家的遊戲變成了三個玩家,消解了六四後幫助這個政黨維持其統治地位的權力基礎。這是習近平政權最深的危機。

所以,經濟在放緩;而政黨也處於失序狀態,因為它用於限制內部政治殘殺的規範瓦解了;北京的外交政策正把中美關係推向衝突;中產階級的默認狀態也正在改變。

但我不會假裝革命明天就會發生。

必須注意的是,在任何專制國家,需要四個因素同時具備才可能開始真正的民主轉型:

1)人們對政治現狀的普遍強烈不滿;

2)專制政權中的領導層分裂;

3)可持續由生命力可行的民主反對運動;

4)國際社會對民主反對運動的承認和支持。

讓我進一步闡述。

第一,中國的維穩體制把每個公民當作假想敵,而且事實上它已經成功地把他們變成了敵人——異議人士、獨立知識分子、失地農民、強拆強遷受害者、強制墮胎受害者、退伍軍人、農民工、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基督徒,以及法輪功修煉者,還可以數下去。中共並不缺少敵人。當經濟放緩的時候,普通民眾的怨氣會愈發凸顯,社會不安定因素越積越多。

第二,我前面已經提到,中國精英分子已經開始瓦解。黨的領導群體也已渙散,這在自2012年以來對薄熙來、令計劃、周永康等人的整肅中已經顯示出來。

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政治制度唯一的成就可能就是建立了「兩屆十年一代」的任期制。很多觀察家認為,這種體制可以保證中共政權長期的穩定,一廂情願地認為這種制度幫助中共克服了歷史上長期困擾獨裁者的權力延續的問題。然而,薄熙來一案毫不留情地搓破了這個泡沫。現在是習近平本人開始挑戰這個規範。黨內的裂痕日益加深。

第三,民主概念已經開始深入人心,這要感謝多少年來中國內外的民主化力量作出的努力。

與此同時,普通民眾在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中已經變得更成熟,更有智慧,也更主動。一般來說,當民眾的力量成長起來,民間反對日益高漲,共產政權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權力鬥爭將會公開化。尤其是,當外界的壓力到了臨界點的時候,中共內部的反對派將不得不把民眾的力量考慮進去,並尋求他們的幫助。

說到這裡,我想強調的是,我們需要一個整體性的、可持續的民主運動來迫使獨裁者開放。為達到這個目標,重要的階段性努力是讓能代表大眾的民間領導人組合起來,形成可見有機的民間領袖群體,這個領袖群體能整合中產階級和下層人民的力量去爭取民主,至少能部分地阻斷目前的政治秩序,這個領袖群體將吸引國際社會的關注承認和支持,並能和政府實施有效的政治談判。

第四,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國際社會的支持。

一黨專制下的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所以實行民主轉型,尊重人權、法治、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對各國都有益處,包括美國。換句話說,美國必須積極推動中國和平地向民主轉型。原因很簡單:中國政權冷酷地壓迫自己的人民,否認普世價值以維護專制獨裁,並且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以佔領統治地位,支持這種政權不但道德上墮落,而且策略上是失當的。正像作法自斃的野獸,中共正在尋求報復它的創造者——西方。

華盛頓很多政策制定者已經認識到,現在正是時候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但還有一些人認為目前和未來的美中衝突是可以掌控的。我的觀點是:中國不實現民主化,美中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因為兩個國家的戰略目標是衝突的,他們的核心利益無法調和。

我在此呼籲美國結束把人權問題放在一邊的作法,在與中國交往的過程中保持清晰的道德準則和戰略目標。

為此,國會應當通過一部《中國民主法案》,直言不諱地明確,提高中國人權狀況、推動民主轉型是美國國家利益所在,並要求聯邦政府及其所有機構在與中國來往過程中,把推動民主人權作為其核心原則。這將是一部真正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藉此排除目前廣傳的模糊提法,即國會必須要在兩方面中取得平衡,一方面要支持人權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要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這部法律也將要求總統每年向國會匯報,在此前12個月中政府項目、政策或行動是否加強或削弱了中國的人權和民主。

所有聯邦政府(每一個!)的部門都應當報告他們在推動中國民主化,提倡人權和法治等方面做了什麼。對於沒有採取行動,沒有任何政策,或沒有實施任何項目的部門要提出警告,這樣下去會削弱民主運動、有損中國人權。

這部中國民主法案將會更清晰地告訴我們已經取得了什麼成就,是什麼導致了成功,我們應當如何增大資金支持,和如何把它們實際運用到推動民主人權的活動中去。

這部法律將成為美國對中大戰略,並作為一個牢固的基礎,一方面去指導美國在所有領域與中國的活動,一方面也向中國政府顯明美國的目的,並向中國人民表達毫不含糊的支持。

沒有人可以準確預言巨大變革的時機將在什麼時候降臨中國。但過去幾十年中世界上幾乎每一個民主革命的事件都讓美國感到突然。

最為重要的是要對我的同胞有信心,他們能夠而且必將加入世界上大多數已經享有自由或者部分自由的國家行列。變革的時機可能在今後幾個月中發生,也可能還要花上好幾年。但如果沒有集體的努力,包括國際社會的支持,它將不會到來。所以我們必須堅持,保持信仰,並做好準備。

或許,蘇珊娜,七年之後您還將邀請我到這個論壇演講。如果那樣,我希望到時,美國的《中國民主法案》已經頒布了很久,而我演講的題目應當是《中國新興民主的鞏固》。

感謝各位垂聽。

 

(翻譯:王劍鷹)

[這份講稿是我今年6月17日在美國國會國防和外交政策論壇

的英文演講的中譯稿,在此特別感謝譯者、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王劍鷹博士。

楊建利

2016年9月29日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