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後是反右

文革之後是反右
文革之後是反右
 
楊建利
 
時間順序是否搞錯?
 
我不是在回顧歷史,而是在審視今天中國的政治現實。在2016年這個中國政治的關鍵年份,習主席似乎選擇了與毛主席不同的政治切入點。

 

2016年是文革爆發五十週年。就重大事件的紀念與反思來說,五十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但2016年甫一到來,人們驚訝地發現文革似乎不再需要紀念,因為又一次文革正出現在我們眼前:每天,官方媒體和門戶網站最重要的位置上,永遠是關於習主席的各種報導和指示,氣勢絕不亞於文革時《人民日報》右上角一以貫之的“毛主席語錄”;1978年思想解放運動將近四十年後,政治神壇再次搭上了腳手架,幾乎所有褒義的、甜蜜地、肉麻的、英明的、偉光正的詞語一時間都被堆積在“習大大”的身上,並愛屋及烏地讚美著“彭麻麻”;毫不掩飾地直接歌頌“習大大”的歌曲於湖南等地“自發”出現;多地最高領導以“妄議中央”的辦法,自下而上地為習主席加封了“核心”稱號;兩會期間,西藏代表團佩戴習近平像章來到北京……

 

這是自2013年以來習近平個人崇拜的一次重要升級,之所以在2016年引起人們特別的反應,除開文革50週年這個因素,還與習近平打虎運動“捷報”頻傳有關,可以說截止2016年,以打虎為名的政治派系鬥爭毫無懸念地以習近平的取勝而進入尾聲,習近平成為對權力掌控程度遠超江澤民、胡錦濤的一代最高領導人。不僅如此,在人權、自由、民主領域,習近平時代也表現出明顯的倒退趨勢,2015年,“709”抓捕中,超過300名律師或法律工作者受到各種形式的迫害,一時政治氣氛肅殺到極點,對網絡言論的管制和封殺也到達極點。

 

從政治氣氛上感受,2016年之初的習主席,貌似1966年的毛主席,而毛澤東文革“七八年來一次”的預言,在1978年之後的將近四十年,終於呈現出姍姍來遲的苗頭。但是在2016年兩會結束之後,這一來勢洶洶的二次文革似乎戛然而止,儘管對習近平的各種讚美猶在,頭版頭條仍然是習近平的專屬,但是西藏代表團成員胸前的像章摘除了、直接歌頌習近平的歌曲消聲了、“核心”的稱號不見了,如果說我們無法深入黑箱作業的中共政治了解這背後發生了什麼,但李克強一改兩會開幕時的頹勢而在閉幕式上恢復的自信,則可以讓我們確定權力格局發生微妙的變化,由此可以斷言,儘管習主席貌似毛主席,但2016年的習近平還無法完全達到1966年毛澤東對權力的掌控程度,輿論的壓力、黨內權力製衡似乎還約束著習近平在政治上的為所欲為。

 

就在人們以為文革警報暫時解除的時候,2016年7月,反右運動卻又來了。 7月初,《炎黃春秋》名義上的主管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突然佔領《炎黃春秋》辦公室,解除社長、總編職務,控制《炎黃春秋》財務,並盜取網站密碼,使《炎黃春秋》被徹底瓦解。 《炎黃春秋》作為黨內改革勢力竭力維持的一份碩果僅存的刊物,25年來歷經江澤民、胡錦濤兩朝,雖經多次打壓,卻頑強、機敏地求得了夾縫裡的生存,但在2016年的“習禁評”時代,卻終於無法維持下去,創刊社長、原國家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不得不宣布《炎黃春秋》停刊。目前,由於《炎黃春秋》工作人員表現出的抵制態度,他們正面臨“財務審查”的威脅,如果在不久的將來《炎黃春秋》原工作人員被以“反腐”或經濟犯罪等名義抓捕,那也不會出乎人們的意料。

 

如果說《炎黃春秋》被迫停刊標誌近年來對言論自由最為嚴重的打壓,那麼,7月19日,浙江台州網民郭恩平(網名“瓶子”)的被抓,則顯示習近平對社會輿論的打壓“禁評”,幾乎達到了1957年反右的程度。

 

郭恩平是台州椒江區白雲街道辦事處黨政辦副主任,便民服務中心中任,算是體制內人士。 7月10日,郭恩平在自己的QQ空間發表一篇短文,批評浙江杭州G20峰會安保等措施過於嚴格,造成社會財富浪費和嚴重擾民的問題。發出了“杭州,你為什麼就不能以素顏,以平常心,坦坦蕩盪地迎接世界?”的疑問。事實上,這也是一段時間以來,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的杭州市民的正常情緒的反映。

 

這樣一篇連政論文章都算不上的有感而發的評論,而且,事後已經自行刪除,卻給郭恩平帶來滅頂之災,目前郭恩平已被行政拘留,據說習近平的緊密追隨者、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已指示開除郭恩平公職。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公民“因言獲罪”的事件有所減少,1989年“六四”事件後,對言論的管制再次升級,因言獲罪再次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但絕大多數因言獲罪的文章,均屬政治性批評,別說胡錦濤時代,就算是在江澤民統治期間,象郭恩平這樣的評論文章,也很難想像會有拘留和開除公職的後果。

 

2013年,在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公開談話中,習近平曾公開說“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2014年,俞正聲在政協會議上說“要始終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方針,提倡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開展真誠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勵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努力營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民主氛圍。”這些話甚至讓我在一時間內也曾產生誤解,我們知道,中共長期以來將幾乎所有的政治性批評以“敵對勢力”論處,但是,任何政治人物,自古代的皇帝到今天的國家總統,上至國家主席,下至一個村長,不可能完全不接受任何批評。如果說多數政治性批評可以被中共視為“極端”,那麼郭恩平完全以合法方式發表在自己QQ空間的甚至無法被稱為“尖銳”的一般性評論文章,都要承受坐牢和丟掉工作的代價,我們只能說,1957年的反右運動又來了,我們知道,在1957年的“鳴放”中,絕大多數“右派”並沒有從體制上批評中共,只是針對具體工作中的具體問題提出了一些甚至是不痛不癢的意見,但就是這些言論,卻讓他們承受了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今天的人們回顧反右的種種極端做法不由會覺得荒唐,但是郭恩平的遭遇與1957年的右派究竟有何不同?

 

杜導正也好,郭恩平也好,他們的遭遇說明,只要你保持思考和評論的權利,無論你的態度是如何謙卑,無論你的言辭是多麼溫和,無論你評論的問題離政治是多麼遙遠,一旦逆了當權者的龍鱗,你就是“右派”,你就要失業、坐牢。 2016年7月,杜導正、郭恩平的遭遇說明,習近平時代全面進入“習禁評”時代。

 

而“習禁評”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沒有1957年的反右,就不會有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土壤。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在2016年上半年,當習近平的二次文革遭受挫折後,他意識到要發動二次文革,必須先進行第二次反右呢?從反右到文革,這是專制政治合理的邏輯,現在看來,習近平是要讓中國補上二次反右這一課,才可能掃除他二次文革的阻力和障礙。

 

那麼,二次文革受挫之後的嚴厲禁言措施是否會達到目的?在習近平實現對軍權、黨權和行政權力的成功掌控之後,通過當政系統的整體力量,對分散的民間聲音進行一一清除並不困難,只要這種嚴格的管制長期進行下去,久而久之,必會在民間形成寒蟬效應。唯一與1957年不同的是中國民間的覺悟程度已有不同,還有就是網絡管制的難度較之1957年的言論控制難度更大。

 

但是,如果中國民間和國際社會沒有對“習禁評”危害的足夠認識,以更為堅定和智慧的方式來阻止對言論自由的最嚴格打壓,中國的未來不容樂觀。 2016年,文革之後是反右,但在整個習近平時代,真正的政治邏輯仍如毛澤東時代,反右之後才是文革,如果2106年的習近平成功“禁評”,二次文革再現仍然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對《炎黃春秋》和郭恩平,以及類似的事件發出更為“尖銳”的反對聲音,同時我們也呼籲國際社會對G20峰會在杭州的召開重新評估。會議的召開如果以大規模、嚴重的擾民​​以及對郭恩平的迫害為代價,而且,當這種代價已經明明白白無法迴避地呈現在世界面前,那麼,我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堅持出席2016年9月杭州峰會的各國領導人,乃至一切與會者,已經需要承擔道義上的責任。我們將通過各種方式向國際社會提出我們的這一觀點。

 

制止2016年的這場“習禁評”式的反右運動,可能比制止二次文革更為艱難,但只要有足夠強大的反對聲浪,習近平卻也未必可以在這場“禁評運動”完胜。問題在於,2016年,這個中國歷史的重要節點上,是否有足夠多的人意識到了“禁評”的危害,是否有足夠多的人明白反右必然通向文革的政治邏輯。

 

2016年7月23日 華盛頓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