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應當為“文革”負責? ──“文革”反思之三

誰應當為“文革”負責? ──“文革”反思之三

談到“文革”及其造成的劫難的責任問題,中共官方把責任完全推給以江青為首的,借助“文革”而崛起的新當權派,並以重刑判決的方式追究他們的責任,就此完成了對“文革”的總結。但是我們都知道,所謂“四人幫”當然都僅僅是替罪羔羊而已,拋出他們是為了掩護“文革”真正的最大的責任者-毛澤東,後者才是首先應當為“文革”負責的人。問題是,除了毛澤東和他支持的“文革派”力量之外,還有那些人應當為“文革”負責?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於,我們必須深刻理解“文革”能夠發生的原因,才能得到正確的歷史教訓,而釐清責任者就是找到原因的基本內涵。就此而論,“文革”的責任者至少還應當包括:

 

───中共高層領導集體,包括諸如劉少奇這樣的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的領導人。也許有人會質疑,劉少奇等人作為“文革”的受害人,為何要為“文革”負責?道理很簡單,“文革”之所以能夠成氣候,僅憑毛澤東一人之力是不可能的。舉例而言,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最後落得慘死的下場固然令人心寒,但是最早提出“毛澤東思想”,最早主張全黨要服從毛澤東領導的,就是劉少奇本人;換言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始作俑者,就是劉少奇。而個人崇拜就是“文革”能夠發起的原因之一,劉少奇能沒有責任嗎?其他如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也無不在毛澤東鋪展“文革”的過程中推波助瀾,他們難道沒有責任嗎?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治體制。中共作為一個在二十世紀執政的政黨,內部的政治機制實際上與封建王朝的統治機制並無二致,也就是說,中共表面上是“民主集中制”,但事實上,最高領導人一言九鼎,形同獨裁,權利的集中,完全與皇帝相同。就外部而言,從1954年開始,中共就排除了民主黨派對國家事務的發言權,一黨專政,不容任何制衡。獨裁與專制的政治體制,使得毛澤東和中共的任何政策,都無法被檢驗和挑戰,“文革”的發生就在所難免了。不檢討這樣的政治體制,談不上對“文革”的真正否定。

 

───中國知識份子群體。這個群體,應當說是“文革”的最大受害群體,但是這個群體對於自己的悲劇命運,也應當負有責任。中國知識份子,歷來有依附政權,尋找明君輔佐的自我角色定位,對於有魅力的政治領袖趨炎附勢,是歷史慣例,對毛澤東就是如此。他們對西方民主制度產生懷疑,在二三十年代開始就有集體“左轉”的傾向,對於社會主義抱有烏托邦式的幻想,大力提倡以“革命”為核心的新意識形態,影響了整個社會的認知。他們對中共政權熱情擁護,積極支持,更有甚者,不少參加到“文革”中的知識份子,雖然最後自己也被迫害,但是事前也曾經積極參加到迫害他人的行動中,屬於“共犯結構”之成員,這樣的責任,也不能因為他們後來受到迫害而免除。 ───所有在當時沒有抵制和反抗的中國人。這樣的責任追究聽起來有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實則不然。回顧歷史,我們當然可以充分理解和認同,面對殘暴的統治,人民出於恐懼自然不敢反抗;隨波逐流,甚至參與其中,也是無奈的選擇,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諒,不能成為免責的理由,因為正是大多數人民的沈默和服從,才是“文革”造成全民族災難的原因之一。這就是“平庸的惡”的概念。當中國人,尤其是曾經經歷那段歷史的當事人,在反思“文革”的時候不反思自己,不檢討自己,對“文革”的否定就不可能深化。

 

從上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已經過去50年了,但是“文革”的責任者──“”四人幫“,毛澤東,中共領導集體,中國政治體制,知識份子群體,平庸的群眾──中,除了”四人幫“,都沒有被追究責任。這,才是我們必須重視的問題。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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