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ry Diamond 《政改失敗後香港民主路何去何從? 》專題講座,中文譯本

Larry Diamond 《政改失敗後香港民主路何去何從? 》專題講座,中文譯本

首先我想感謝華人民主書院的鄭宇碩教授和他的同事這次的邀請,以及主辦的香港城市大學。

        今次的議題既艱難又痛苦,而有兩方面我是必需道歉的。第一,我不是香港政治專家,我只是嘗試去了解我比較感興趣的香港民主發展的題目。所以今天讓我謙卑地為言論中任何錯誤的分析而先行致歉。其次,我的言辭一貫坦率。。你們所提出的問題,如果我不誠實地和你們去分享我的看法,這無疑會傷害你們所有人。

        香港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對於“之後將會怎樣”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不會讓人安心的。今時今日能最能推動香港民主的鬥爭行動都會對個人,團體和香港本身造成風險。作為一個局外人,我並不用承擔這些風險,所以我不希望被誤解為呼籲人們去實行這些行動,我只不過是闡述我基於香港近期政改失敗和過去幾年的發展趨勢等進行的邏輯分析。

        讓我們由痛苦而艱難的事實開始。香港基本法不僅沒能在1997年移交時令香港實行充分的民主管治,亦未有承諾一個具體而肯定的民主化時間表。因此當時只給香港市民留下一個含糊的保證和不確切的希望,並卻沒有任何明確和可執行的時間表。基本法僅以確立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作為“終極目標”。但何謂“終極”呢?即使合資格的候選人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被提名出來,同樣,誰來決定“廣泛代表性”的意思?誰又可以判斷保証北京真的能誠懇地讓香港循序漸進地朝著民主選舉方向進發?或者更具體地說,何時會是適當的時機在立法會上完全通過民主而產生普選呢?可悲的是,最終解釋權,這一切的決定都在於北京當局,因為基本法賦予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這種權力。

 

        在這種可悲而有缺陷的安排下,北京獲得正式權力來阻止香港的民主變革。但法律或道德權利是不能隨心所慾的,因為基本法的意向似乎已很清楚。在任何情況下,北京都沒有權利去提選一個人作為選舉競爭之間的侯選人,並稱之為“民主”。 北京在2014年所提出的既不是民主,亦沒`布朝著這個方向有顯著進步,而只是偽民主。雖然我尊重那些(包括我一些在美國學術界用心良苦的同事)認為北京政改方案可能是個楔機來開拓更大的競爭制度的意見,但我認為主要的影響將會是讓北京政府合理化了它對香港民主的長期拖延。我是一個務實的人,我總體上認為民主黨應採納"袋住先"的方案。但當所提出的議案不是一種妥協而是欺詐,在"要麼接受;要麼拉倒"的命題下,我們應該選擇放棄並拒絕偽裝。

        所以香港步向民主化的首個困局,是由於香港不能完全自治,反而,它被一個更大的政治制度所管治,本身的制度或社會並非進行民主變革的根本阻礙,而是因為,這些阻礙卻是來自2000公里外的中央政府。任何政治或社會運動,若只針對香港的非民主領導都將注定失敗。事實上,任何缺乏策略性地挑戰中央政府管治的香港民主運動,都不會取得成功。如在2014年前對此還抱有懷疑,雨傘運動的失敗正好把這不確定消除。

        在這裡,道德、合法或抽象性民主原則的訴求都是沒有用。我不認為很多在這演講座室的朋友會覺得北京現時的政治領導會基於道德觀念或民主理念行事。這是一個權力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希望人們都覺得他們至少在一個狹窄的層面上遵守了法律責任。但在法律上(或實質在基本法的範圍內),北京當局都沒有被要求在任何特定日期內進行行政長官普選或立法會的民主選舉。北京當局一直堅持拒絕這樣做並不符合基本法內的45和68章,所以對於鬥爭的願景及政治改革進程上,我們都須要作無限期的抗爭。

我在8年前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點 ; 這不是關於我們得到民主後,對香港社會或政治有多大的好處,也不是關於制度,公民,社會或文化上香港準備充足與否。更不是關乎正義。而是關乎香港以外 ; 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統治的存亡,以至在它旁邊的重要性,香港的未來對於中國統治者似乎只是微不足道。

如果北京寧願忍削弱其政治合法性,長期的政治抗議和不穩定,甚至是香港的經濟停滯不前,亦不願對特區的真正民主變革作出讓步,那麼無論香港再有多少次抗議都不能令他們改變立場。而其中部分的抗議策略只會使使香港民主變得更差,但大概沒有其他抗議策略能在短期內把香港本身的民主變得更好。

然而我認為這意味著民主化在香港的發起是注定失敗。恰好相反的是我認為香港將擁有一個完全民主的制度,或許比預期中快。我相信這是一種策略,儘管有風險,但卻能加速改革的步伐。但是由於這會涉及到中國的其他地方,所以首先要考慮到的問題是:中國領導人害怕什麼?為什麼目前的中國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在任何時間表之下讓香港民主化?

北京到底害怕什麼?

北京對於香港到底有什麼顧慮?最保守的答案是"失控"。顯然,即使特區在一國兩制模式下仍然享有日常的行政和經濟自主,但北京的共產黨才是香港最終的決策者。在現行特首選舉的體制下,北京當局能確保香港的行政長官和政府行政人員都是他們理想中的人選。他們不想冒險被他們認為敵對的勢力掌管執政。但什麼是敵對勢力呢?鑑於經濟和安全的理由,很難想像香港政府會公開地與中央持敵對立場,更不用說分離主意路線。後者與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是矛盾的,因為這已是登記在聯合國的條約中,從而享有國際法律的合法性。雖然北京認為確保有一個稱心的特區政府能保障他們享有的經濟利益而有利國家安全,但對於今日的中國而言,香港的整體人口以至經濟比重似乎沒有提升到一個實質上的威脅。

相反,現存的恐懼其實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 ---- 一個成功擁有民主的香港,與台灣不同的是,香港現在正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可以激發中國人民得到民主的慾望。如果北京領導人心目中已有民主改革的漸進式計劃,那香港實現民主化就不是那麼具威脅性。香港民主模式的示範和擴散效應將通過他們的方式來逐漸滲透中國系統的其他部分。事實上,香港循序漸進式的民主改革有可能會導致中國境內其他地區更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兩者是互補的。

一些中國觀察家在若干年前曾想像 ; 當中國像今天般富強時,一位領導者就會出現並著手促進政治改革,他會意識到當國家經濟發展迅速,公民社會更加多元活躍,而且資訊流通時,政制系統就必需要適應更多的不同聲音和社會代表來保持國家穩定。習近平在2012年國家主席時任期開始時便要作一個根本性的決擇。他會否走上一條漸進式的政治減壓和改革道路來讓政制系統得以舒緩,並逐漸適應迅速發展的經濟和社會變化?這樣的改革道路並不需要在短期內進行民主化,但如何把黨從國家和司法機構中分離出來、慢慢允許法治觀念的形成、放鬆對互聯網和獨立組織的監控、允許自治區代表更廣泛地參予有關他們利益的範疇和允許更多的政治競爭的啟動計劃和清晰的步驟卻是必需的,盡管一開始時僅在中國共產黨的框架內。越來越多非像我這樣只專注於比較政治學的學者,而是越來越多中國政治和社會學的專家同意只有通過這樣的改革才可以拯救中國共產黨,並確保以一個漸進的“軟著陸”邁向一個更全面的民主化和高參與性的政治制度。

然而三年多來,習近平作為繼毛澤東後中國最有權力的統治者,顯然地他已經作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因擔心漸進政治改革可能會使中共與戈爾巴喬夫走向同一命運,他下重注於政治鎮壓和重新啟動機械式宣傳和思想灌輸,孤注一擲地重組和更新中共對政治權力的掌控。一些觀察家認為這場賭注將會成功。但越來越多人同意一年前David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以下觀察:

習近平希望透過鎮壓反對意見和打擊貪腐換取共產黨的絕對統治權…但事與願違地他沒能逆轉戈爾巴喬夫的;習近平更可能最終只會重蹈戈爾巴喬夫先生的覆轍。他的獨裁只會令中國社會遭受嚴重壓力,並迫使它邁向崩潰…

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我相信它會比許多人認為的演變來得更快。我們不知道從現在起到完結之間的過程是什麼模樣……它可能會嚴重不穩定和不安。但當它的體系開始有明顯瓦解跡象之前,局內人會一直替其掩飾著,從而幫助它鞏固其表面上的穩定。

隨著其他審慎的中國觀察家,如裴敏欣,沈大偉指出,有多個腐敗的元素滋生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中,他們並共同建議:1)中國共產黨體系規則中存在大量的系統性危機;2)需要面對一個全面性的系統化改革;3)由於官商勾結,政治精英們越來越對國家失去信心和信念。其中腐敗的更具體指明有以下幾種,自沈大偉一年前發表的文章後,許多情況都變得明顯惡化,而有些甚至比一年前更猖狂:

  • 一個持續在攀升,和目前已接近赤字水平的資金外逃,在2015年,多於5000億元由中國對外流出(或可能超過這個數字),這個是今年內至少的外流預算。
  • 增長的外流資金並不只來自國家的財富,而是來自富人與其家人,而他們之中的大部分已移民國外或計劃移民中,他們大多都已將大量的資產和子女或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移至國外。
  • 通過外匯儲備的快速消耗來撐起人民幣還未成為危機,但卻預兆著未來發生更嚴重危機的可能性。
  • 國際間(以至在國內)對中國政府官方經濟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出現越來越多的懷疑,普遍認為真實的經濟增長數字比2015年官方所報的6.9%低兩個百分點或以上。
  • 目前,在中,不能解釋經濟衰退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蹟減緩的深層結構性原因: 人口紅利的結束,這表面上為國家的工業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又身強力壯的年輕工人;在銀行體系中卻相反,過度開發住宅房地產市場和缺乏競爭力的國有企業正耗盡了國家的寶貴資源。
  • 以不能持繼干預去支撐波動的股市深化打擊公民社會任何形式的異議或抗爭。彰顯出一個日益偏執和不安的政權缺乏自信。
  • 不斷增加精英部門導致強烈黨內的政治腐敗鎮壓,(但似乎只是部分和派別),呼應著PEI所謂的由”集體領導”轉變為”強人統治“,並同時不斷強大的權力核心和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
  • 儘管習近平的反腐倡廉,但持續性的大規模腐敗、和官官相惠,預示著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精英信仰危機。
  • 地區性的軍事擴張、於地上的冒進和霸權野心,都可能在短期內助長民族主義的情緒,但同時卻使中國於地區內要面對一場災難性衝突的風險。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北京就香港民主改革採取不妥協的態度,並總結未來十年、二十年或更長時間,香港都將會被捆在這種混合式的體制內。然而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在十年消失的可能性卻愈來愈大,更不用說多二十年。隨著Shambaugh和愈來愈多的學者和分析家的說法,我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主權已步入最後階段,可能是它最後的十年。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戰略上香港民主派為此作出準備和規劃就最為迫切,(意譯已故總統約翰·F·甘迺)要問的不是中國能為香港做些什麼,而是香港可以怎樣幫助中國邁向民主化,並且和他們一起令世界邁進自由。

香港如何能有助於中國的民主改革

如果我的分析大致正確,戲劇性的政治變化將要降臨於中國,而且比大多數人想的來得更快。香港的民主派能夠做什麼來加速這個進程?

首先,考慮一下你的困境,日益脆弱的法治體系且被困於一個更大的專制政權當中,其實這也意味著是一個機會。我意識到香港的自由有加劇脆弱的跡象,媒體、大學、公民社會,甚至法院的獨立都受到威脅。

這可能會變得更糟。然而香港擁有中國大陸夢寐以求的知識產權和公民自由。還有就是對民主理念、對法治、對憲政、和民主過渡的深入理解,都遠遠超越對這些思想理念剛處於萌芽狀態的中國地區。香港的大學,民間社會組織和大眾傳媒都可以用漢語做更多的事情來促進中國人民對民主本質、未來中國可的選擇民主制度和民主變革的可行道路的理解。

應怎麼建構未來中國的民主?如中國般大民主政體需要將重要的權力下放到各個省份,甚至到更基層的政府部門。這意味著某種程度和形式上如同聯邦制。那麼,聯邦制應怎樣建構呢?它應該會是對等的或不對等的?五個自治區和兩個特別行政區又應有什麼特殊的位置?什麼樣的行政組織結構,對一個如中國般大的前共產主義民主政體最為合理?是議會制?總統制?半總統制?選舉制度會怎麼?司法系統又會如何?還要考慮水平問責制下的其他元素?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俱有創造性而迅速的思維來解決兩個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可能由中國共產黨帶領的循序漸進式,由上而下過渡到民主方案;另一個可能則是共產黨的突然倒台,使一個臨時領導掌控了達至穩定和具合法性的轉型方案。前一種情況某程度上重復了台灣國民黨帶領的政治轉型,這將需要更長時間而且有更大機會使專制獨裁的因子殘留於新體制內,但它會是較能避免災難發生的方案,包括行政部門的大規模倒閉、出現新的軍事獨裁政權、普京式領導、排外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掘起或機會主獨裁者試圖通過軍事冒進來鞏固權力。

中國大陸目前迫切需要的是: 民主知識、思想和觀念的。在大量中國大陸學者和思想家就以上的議題對話與召開會議前,香港公民社會的行動者最小可做幾件事。當然,我的認知非常有限,因此或者已經有些行動在通行中:

1)製作有關中國民主制度、憲法、公共機構設計、法治、政治文化和中國歷史中的民主趨勢的教學視頻和線上課程,這當然包括發生在1989春天的天安門事件,及後整個中國的民主進程。

2。製作一本包含經典和當代的民主作品翻譯本,以及中國學者對民主的作品。

3。向大規模的人民發放關於中國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基本信息。普通市民不會參加長篇煩複的講座。當代資訊世界的資訊需要簡短、生動、富創造性、有趣、甚至是幽默和有驚喜的。它需要建造一個公民教育的資訊方案,就關於中國普遍市民目前所關注的議題,並籍由講故事的形式來引起他們的興趣和想像力,什至可以用故事重演的方式。不同的方案可因應不同年齡層和背景的人而制訂。

4。促進電影,藝術,和其他帶有民主化信息的中國文化產品。

5,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民間社會組織之間的對話和聯繫,建基於那些共同關注而不明確的政治問題,如環境、​​衛生、教育、移民、扶貧和慈善事業。

一個對民主有幫助的公民教育方案,並為即將到來中國的民主機會而作出準備,我們不需要指名道姓抨擊譴責當前的中國領導層,更不需要公開對抗或用其醜聞作任何渲染,只要沿著這些方案就已足夠。我們需要一個計劃;去喚醒中國公民的意識,抗衡強大的監控和灌輸新的統治思維,並推動民主的知識和思想。

我知道人們會問如何可以在現今巨大的互聯網防火牆下實行。一些創新的技術都能讓我們來規避互聯網審查。但有時候簡單的答案會是更好和更富彈性。你可以將多於十至二十本民主書籍的文字放進一個5-10元小如拇指的硬盤。而這樣的一個硬盤亦可以儲存整個的演講視頻,課程的故事,和大眾所喜愛的民主小插圖,它如何在不同的地方運作,為什麼保護個人和社區的權利是如此重要,它是如何與中國文化一體化,它是如何在過去的中國社會中發展,以及它如何應變當前中國的處境。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毛澤東主義運動,從以促進高權力價值觀和理解。如果有推翻這種獨裁文化的項目,中國將更有可能找到一條通往民主改革的道路, 而這是不容枕擱的。

我意識到那些將要實行這種民主策略的人和機構會有風險,但這些風險可以通過以下的方案來緩和。首先,一些已經在進行中的。中國領導層顯示出願意容忍一些比較抽象的信息多於以報導或敘述的形式來針對中國領導人或特定的國家政策、實踐和制度。其次,一些國家黨內成員其實知道體制是出現了問題,並在尋求解決的方案。有些人可能知道這些事情,但大部分的都會被蒙在鼓裡。一場思想、知識和資訊的運動或許會促使一些人嘗試分發和絕緣它。第三,中國領導人仍然擔心其國內和國際的形象。每一個壓抑或欺騙的行為都必須權衡成本。努力壓抑是在很抽象層面上,並在具有特殊的情況和廣泛的國際聯繫的政治制度有可能被認為不值得。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緩解因素且俱有莫大的好處。毫無疑問,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擔心在香港興起的分裂主義情緒。他們無疑是以此來妖魔化中國大陸民運。香港民主黨在搶占和否定這一體制的敘述有強烈的自我利益。如果香港不能成為一個民主地方以及延申至中國其餘部分,那就把必須做的事轉成出於用心做來表達對中國的熱愛,而那種愛不單只是在乎香港的民主,而是希望全中國都會有民主改革。這個至少會緩和中國內地那些憤世嫉俗的強硬派, 他們試圖使香港的民主運動不合法化並描繪它為“割據”和“反中國”情緒為借口,這甚至可能在某個政治轉型的時刻象徵式地派上用場,因為北京在2014年6月在香港治理白皮書說明,首席執行長官必須是一個"愛國愛港"的人。

香港的政治轉型

這是否意味著香港在追求政治過渡是沒有出路嗎?不,我不是這樣認為。一些政治過渡的文學仍然有著相關的主要見解,特別是以下這些:

  1. 統一你的基礎。香港的民主黨將站在一個更強大的崗位上,並正面迎接在香港以及在中國的獨裁政權的專制力量。如果他們聯合起來。在民主行動者之間建立一個廣泛的共同陣線在對這些憲法和選舉政治大問題上,就能大大提高其力量和與香港泛民主派的談判籌碼。
  2. 善用政治和民間社會空間的優勢。因為今年九月第六屆立法會選舉仍然至關重要。如果泛民願意協調那民主化將得以提升,並在地區和功能組別選舉中用大幅度來加強他們的實力。
  3. 邊緣化強硬派。泛民派需要作出巨大,強硬和统一案例來質詢何以强硬、尖锐、和分裂的立場是反推動香港民主改革的原因。這不是強硬派在道義上是錯誤的,但實際上他們是俱破壞性,因為他們縮窄了民主運動的基礎並阻礙吸引中立的選民,和聯盟策略上的可塑性。
  4. 多接觸反方溫和及靈活性較高的元素,並在其中探索特設的聯盟或最終便利式的聯盟的。親政黨和其參與者無疑視共產主義制度正在進入一個極大的挑戰,即使不是危機,亦是非常脆弱。在中國日益增加不確定因素,新的對話模式和最終的合作機會將有可能版創造出來。倘若中國大陸的政治危機最終改變了這個局面,香港在商業和政治的建立仍然需要有待恢復信心只要他們同意民主改革,其核心利益將得到尊重。
  1. 選擇創新性的非暴力抗爭策略而不影響普羅大眾。店主、商人和專業人士原則上是同情街頭抗爭,但這卻只能在他們失去耐心前結束,因為他們的收入會被中斷和影響他們的生活,令到他們覺得整件事情越來越沒意義。策略性的抗議和反抗需要改善來獲得雙戰略目標,一方面擴大民主支持者的根基,而另一邊面分拆專制政權的支持者。抗議的設計者應問兩個問題:1)怎樣能提高成本來鎖住支持專制政權的香港精英?怎樣使得其財政利益更昂貴,或是他們的政治利益來抵制改革? 2)如何能為加入泛民的當權派參加者降低已預知的風險?例如,如何能緩一些關鍵性選區的基本利益,放棄功能組別的議席並不意味著冒險,在他們的心目中,是經濟和政治災難?

這些問題讓我們回到典型的政治轉型推算遊戲中。因為在一個專制的共產主義制度背景下,香港的政治轉型比大多數已經在近十年中發生的地方複雜得多,展開了兩個相距2000公里的不同首都。沒有教科書可以作出指導,但邏輯和以前的經驗可以為此而提供分析。民主黨必須統一他們的隊伍和分化他們的敵人。要做到後者,他們必須進行對話,並表示願意務實地與他們討價還價。在關鍵時刻他們必須展示有能力調配大規模的人手。但那是政治權力的範圍,這在轉型文學的語言中則暫時“未能被充分利用”。那個規範香港局勢的潛在動力正在逐漸以俱潛在力的方式轉變,雖然尚仍難以辨別。這將需要兩個層次的戰略和雙重視野。目前,鬥爭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轉移到國家層面並長期角力。這看似令人沮喪,但只要相信這場拉力賽仍在遙遠的和看不見的地方。我相信我們現在可以看那個地方,而這正是一個中國民主的可能性。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歷史發展之一,而我們的有生之年將能見証得到。而香港有很好的條件, 且處於極有優勢的位置上,一起來鼓勵它吧。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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